“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从2012年开始，一位中国媒体人偶然接触到英国的老报纸，10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在这里有着不一样的叙述。对历史的不同复原让他入了迷，于是便有了他和朋友们去“欧洲列强”搜集老报纸的故事……

　　田彤2012年夏天去伦敦做奥运会报道时，因为对历史和新闻两样都很有兴趣，他闲暇时开始逛伦敦卖老报纸和老照片的旧货市场。一张1843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有画师根据访问清朝的英国使团的描述而做的画，中国被描绘得非常美。而这份报纸1842年5月才在英国诞生，开创了欧美媒体进入画报的新时代。

　　连续逛了几天旧货市场后，田彤发现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国报纸对中国事物的报道明显增多。随着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的全球性扩张加速，远东逐渐成为欧美报刊的新闻供货市场。特别是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正如美国媒体当时所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远东这片大地上。各媒体纷纷以铺天盖地的篇幅报道那里的海战与陆战，这刺激着并极大满足了民众的好奇心。民众们像关注历史小说一样热切地关注着当前形势。”

　　遥远国度里发生的冲突，使得文字不再能满足西方读者的需求。1843年在巴黎创刊的周末画报《插图报》的创刊词说道：(媒体)真正应该做到的，是让人们仿佛亲眼目睹整个事件发生的全过程。难道今天的新闻媒体面对这样的目标真的束手无策吗？不，办法只有一个！是一个被我们长期忽略了的古老办法，正是这个办法，将成为我们办报的主要特色，没错，您说对了——木刻版画！

　　在印刷术在媒体上大量普及之前，19世纪末的编辑们为了获得更大更清晰的图片效果，还是倾向于选用版画做插图，特别是在制版上，他们已经掌握了将照片和画家们发回来的速写直接运用于版画制作的技术，大大提高了版画插图的逼真程度和刊发速度。于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欧美报纸上关于清朝场景的生动描述：1883年7月《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中国的战争准备：江南制造局里，工人们焊接机枪盘管”。1873年的7月《哈珀斯周刊》上刊登了“中国官员在金陵制造局视察火炮制造”的木版画。1891年12月《插图报》关于中国事态的报道，“一个犯人在北京附近的唐山被判极刑”。

　　甲午战争打响后，欧美报刊更是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1894年8月4日的《伦敦新闻画报》封面用整幅的版画描绘了日本战舰“吉野号”——“东亚战争一触即发”。另一幅整版的版画是“一艘中国运兵船上的情景”，画师的刻画非常细腻，他描绘了正在驶往仁川的“高升号”运兵船，在飞桥上向远方瞭望的有清军的两位将领、英籍船长，以及一位神秘的德国籍“私人游客”汉纳根。汉纳根是帮助清朝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德国退役军官，后来又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这天的报纸还有描绘黄海海战的跨页大图，旁边注明了“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描述制版”。

　　看着一幅幅版画上被风吹动的旗帜、航行的战舰、陆地上疾驰中的马蹄、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田彤觉得他与100多年前的历史撞了个正着。对于个人来说，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所言，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如果它们在地理上、纪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很多时候，我们是历史陌生人，“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这也正是田彤的感受，100多年前的清末历史，在教科书中让他觉得就像另外一个国度那样遥远，可是眼前收集到的老报纸上生动的场景，让他拿起来不想放下。就这样，田彤在伦敦期间买了几十份老报纸，他一开始只是买下报道中国事件的一页，后来发展为买下当天的一整份报纸，每份价格从30～50英镑不等。

　　田彤这时候有了一个想法：19世纪末期的法国、美国、俄国媒体，会不会像英国媒体一样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呢？他于是开始托朋友王昱去法国时，帮他寻找法国的老报纸。王昱后来开玩笑地告诉本刊，他本来是帮着代购，没想到一下子被“带进沟里了”。1972年出生的王昱本来对中国近代史了解较少，田彤一开始托他寻找具体年份的老报纸。找了既定命题的报纸之后，王昱觉得自己被调动起来的兴趣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他发现那时法国的《插图报》、《小日报》、《小巴黎人》等对中国事务的报道非常充分，于是老报纸越买越多。王昱又去了美国，他除了逛旧货市场，也钻进哈佛大学图书馆收集资料。“这些欧美媒体不仅注重用版画描述远东的情形，还有大量的分析评论文章，我是越看越入迷。”王昱发现，西方人喜欢收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报纸，因此这段时期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太好找，售价也高，其他时期的报纸相对好找。

　　随着兴趣的加深，田彤和王昱又感染了身边几个朋友，他们加入进来收集整理报道中国的西洋报刊，组成了名为“万国报馆”的兴趣小组。“万国报馆”的第一本书《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即将出版。于是一群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把西洋报刊当作镜像反观当时的中国，当他们以“他者”身份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回望那段历史时，发现“屈辱”并不是那段时光的唯一标签。

　　让“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惊讶的是，19世纪的西方对远东国家的了解相当深入。比如1894年11月24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有一篇《亚洲战争的故事》，作者为美国海军总出纳官。他从排水量、防护装甲、火炮、时速等方面，对中日双方舰艇的性能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对比。1894年12月英国的《图片报》用一整版9张图片对中日军舰进行了比较。其他综合性的评论分析文章，既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又有着扎实的分析和推论。东方发生的事情对于西方读者不只是猎奇，而是与西方强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昱说，不同的报道使得他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大图景：“从前帝国主义列强在我们教科书上是铁板一块，可是看到当时各国的报刊后，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竞争激烈，各自都有盘算，世界是多元的。”

　　19世纪末的报纸是西方贵族的消费品，为报纸供稿的既有如同社会活动家的报社记者，也有外交官员、军队高官等。媒体在当时承担着比今天更为显著的传播消息的功能，它们选取素材的方式、它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它们对时局的分析构成了单向传播的一张巨大的信息网，重构着遥远东方那个所谓“真实”的中国。抛开立场和观点不谈，早在100多年前，西方媒体就带领着它的人民进入了开阔的国际视野。

　　甲午战争前的清帝国，仍披着一层古老东方的神秘面纱。对于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西方媒体表现出一种中国能否进入现代国家的观望和期待。在西方眼里，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清朝展现出文明的新气象，仍是东亚的最大帝国。但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面前的不堪一击，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得西方对于摇摇欲坠的老帝国不再留有情面。1894年8月12日的英国《每日新闻报》分析说：“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该放弃干涉的行动。”

　　对于日本主动挑起的战争，1894年8月美国《费城纪录报》报道说：“英国国际法权威、牛津大学胡兰德(T.E.Holland)教授认为：虽然敌对交火开始时双方并未宣战，但‘高升号’被击沉本身就已经代表实际意义上的开战。无论‘高升号’悬挂哪国国旗，日本有权利攻击一个将要对它在战争中产生巨大威胁的军事目标。日本释放了被救的中立国船员已经履行了国际法义务，它不需要道歉和赔款。胡兰德认为那些说日本此举野蛮的主张无根据。”

　　在甲午战争的初期，一些西方媒体分析道：清军很可能输在社会管理方式更先进、部队训练有素的日军手里。但是一旦战争进入持久阶段，清朝依靠众多人口，将耗尽日本小国的人力和资源。当清政府开始媾和时，各国媒体开始分析自己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是什么，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最有利可图。

　　在翻阅了越来越多的老报纸后，田彤和王昱都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西方舆论对于清朝和日本的态度都截然不同？为什么日本在当时能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清朝在西方媒体前好似一个可以任意攻击的靶子？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后，他们却很难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

　　两人研究后发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加，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西方媒体可以自由报名，派出了多名记者跟随前线日军。日本允许外国武官观战，允许国内的报刊记者、行军画师、照相师、僧侣、神官等人随军采访和工作。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甚至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和文明，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和进步。当时在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这些认知与媒体的包装关系很大。

　　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日本完全拥抱西方文明的国家价值观表示出的热烈回应。西方媒体也对中国洋务派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相当正面，因为他们认为李鸿章看到了变革的历史潮流。1894年9月22日《伦敦新闻画报》书评版面上介绍了《东亚政治》、《天朝》两本书，并选用了李鸿章的照片。这个阶段是西方人对东亚高度关注的时刻，有关东亚的文学类和时政类作品大量出现。李鸿章传记类图书也在西方越来越多地出版，到1901年李鸿章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1901年11月16日的《插图报》在他去世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李鸿章个人难挽狂澜，西方媒体表示出敬重和惋惜。他们对北洋舰队的将士们表现出敬重，但是对清朝陆军极尽嘲笑之能事。对于他们认为没有顺应历史大势的清政府和它的人民，几无同情。

　　1894年9月1日的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说：“总之，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体育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批评家可以批评日本对自己的黩武主义已经纵容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笔者必须坦白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益于民主的传播，有益于埋葬封建制度，消灭专制主义，有益于改善日本人的物质幸福，提升日本民族地位。不管未来如何，即将到来的战争(毫无疑问，迟早要来的)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命题，给出答案的时间就是近十年到下个世纪末。命题是：究竟是亚洲的(传统理念)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能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亚洲获得成功？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认为这个小岛民族和它巨大的邻居之间的对抗不过是不起眼的小事儿而已。”

　　王昱说，他发现西方媒体当时反复在问一个问题：清军的将领为谁而战？清军的士兵又为谁而战？当清军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价值观时，面对扩张之心十分明确的日军，一溃千里。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 拉尔夫撰写了《可怜的老中国》一文：“我对设宴款待我的中国官员们说，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在思考中国的这场战争和其他任何战争的时候，读者必须明白，中国并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位美国的前外交官曾经煳涂地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整体，‘犹如冰川一般向敌人袭去’，实际上中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

　　日军通过西方媒体，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进步之师的形象。日本对随军记者开放战俘营、战地医院，表明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医疗救助体系，并且善待俘虏。“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注意到，西方媒体在刊登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身份，会标注上“由日本军方提供”、“据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经证实”。

　　而清朝媒体的表现，正如李鸿章1896年访美时接受纽约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日军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着开化与文明的形象，却与他们在1894年11月发生的旅顺大屠杀中的作为完全矛盾，这原本可以成为清政府向国际社会揭示日军残忍面目的一个机会。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提到这一段：“日本既入旅顺，大举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即杀，妇孺不免，屠杀了四日三夜，被杀者二万余人。据说，全市免于杀戮者仅有三十六人。事情的真相，因旅顺陷于日手，华人几乎全灭，中国文献甚少记载。”这也是田彤和王昱感到奇怪的：日军一场如此公然的大屠杀，为何在当时没有造成国际舆论呢？那些随军记者的声音哪里去了？

　　“万国报馆”小组在收集报纸后发现，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在甲午战争期间随日军第二军战地采访。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1894年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体中率先发回通讯：“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未抗击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首”。

　　为躲避大屠杀原稿遭到日本没收的危险，克里曼将报道原稿分两路寄出，于12月19日到达纽约编辑部。第二天，由《纽约世界》的社长约瑟夫 普利策(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亲自编排，在“旅顺大屠杀”标题下，克里曼写道：“日本为了朝鲜的解放，采取突如其来的介入进而变成野蛮的战争。事情的性质已经不是文明与野蛮间的纠葛，日本终于揭开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后四日里，征服军的足下彻底蹂躏了文明。”除了克里曼，还有《泰晤士报》记者克曼、英国《旗帜》记者威力、《黑与白》记者阿斯顿三人向他们的国家发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对这件事情既不在国内进行报道，也没有在国际上抗争呼吁。清政府驻欧美大使也对此事保持沉默。如今能查到的清政府文献中对此事极少记载，在李鸿章的电稿中，有电报两则可供参考。一是1895年1月9日电总理衙门云：

　　刘含芳(山东登莱青道)文(十二日)电：顷旅顺逃来田家屯民人田光均等一百零六口，据称，日兵现存千余人，近来无物不掠，挨户骚扰，现无分老少民人，皆纷纷南徙等语。

　　这篇极为含蓄的电报，发在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并且还没有看出日军的残忍。

　　伦敦电，英国泰晤士报刊有报章云：日本攻取旅顺时，枪戮百姓四日，非理杀戮，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据云，日兵亦有数人被中兵所杀。唯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云。

　　克里曼等四人的报道，一经刊发便引起了英美国家的震惊。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辩护，同时在几个西方报刊上发表所谓真相报道，并对克里曼等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由于清政府自己对此事不发声，英、美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也没有追究此事。于是日军的旅顺大屠杀一事不了了之，在当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国际舆论。

　　至1945年“815”旅大解放，日人离去，旅顺各界成立万忠墓重修委员会，重修墓道和享殿。《重修万忠墓碑文》云：“……清军守将各怀异心，皆无斗志，其间英勇战士抗日人民便以身殉。日寇大肆屠杀，历时三昼夜，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白骨积山，碧血成河。后经孑遗者棺集掩埋，即今日之万忠墓……

　　假如没有克里曼、普利策等正义媒体人的报道，旅顺虐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也许就此沉默于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