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所着《晚年周恩来》一书揭开周恩来与刘少奇之间的微妙关系：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明争暗斗。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刘少奇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这是自中共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政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倚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心情却并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点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难脱干系，更主要的还是深感前途叵测，又加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情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就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又如，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这自然是个难干的差事，弄不好就会惹火烧身。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钜”，“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就改，说：“跟着着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部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大陆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

　　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四卷注释的问题上，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干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在这情况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绝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周过去曾多次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表示过他只能当帮手，不能掌舵，并且对党内能够接班的人选作过刘、林、邓这样的排列。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