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9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5月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

　　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接着我谈一下关于戒严和“六四”镇压的问题。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以后，决定乘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他们认为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后，便于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依然于5月13日下午组织了二十多个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从这天起，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发生。

　　学生的绝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支持，机关、团体、市民都卷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万，一天比一天多，参加绝食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多时有两、三千人。学生们为这种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离。当时学生带有很大自发性。虽然现场成立了指挥部，但没有哪一个头头能做出冷静的决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么权威性。现场指挥部频频更换领导人，谁的声音大、鼓动性强，就按谁的办。我们曾向学生领袖做工作，发动校领导、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没有什么作用。

　　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其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里召关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劝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在那几天，一些知名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党中央和我，要求正确对待学生运动，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改正对学生的错误态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邓器重的像李一氓这样的老同志。所以我5月18日又从中挑选了一批信转给邓，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我的意见，希望他重新考虑。我虽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愿意作最后一次努力。

      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这是在邓家里5月17日开了决定戒严的常委会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在5月17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开始李鹏说他不去，当去医院的车子开动时他又赶来了，原来是他听说我要去医院才改变了主意。5月19日拂晓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也是这样。他反对我去，并且还要中办阻止我去。我感到这么多学生绝食将近七天了，中央领导人连看也不看一下，无论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别的人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看我态度坚决，没法阻止，才改变了主意。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

　　我当时对学生除表示慰问外，即席讲了一些话，随后登在首都各大报纸上了。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

　　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当时年轻学生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一篇讲话，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当然，我对学生的这篇讲话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从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而他的讲话稿竟然写着，“5月4日以后学潮严重升级”。后来可能他们感到这个说法指我5月4日讲话太明显了，报纸发表时改为“五月初以后学潮升级”。这就公开指责学潮是我的《“五四”讲话》造成的。李鹏还向国务院各国务委员传达说我犯了错误。当晚召开宣布戒严大会之前还开了个小会，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实际上我已经被排斥在决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时决定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17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李鹏当时摸到这个底了，所以到医院去，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说人事变动会被动。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当晚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当时，天安门声援绝食的群众大为减少，绝食也改为静坐抗议。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学生回到校园，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大部分是外地临时来的学生。

　　19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静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向街头，特别是实行戒严调军队进京，大大伤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进京的部队沿途到处受到市民的阻挠。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儿童躺在街上，使军队被阻在北京郊区，无法进入市内。这种僵持状态差不多有十多天。

　　5月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5月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份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