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自己随手写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如关于“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关于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关于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建议，关于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命令，以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虑成熟就口述下来，然后制成正式文件，下发落实。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我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我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散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写道：“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我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那里还有叶群的追记——《一〇一笔记》，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林彪的言论，叶群就追记在这个笔记本里。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都会让我去帮忙。一般的是把林彪亲笔写的制成卡片，存入“一〇一”卡片专柜；把林彪与叶群聊天时说的，记在《一〇一笔记》里；也有林彪亲笔写的一张张散纸，被原封不动地存进“一〇一”“手迹”专柜里。

　　叶群做事不专一，时常边整理边打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一句“那就这样吧”不知重复多少次才会把电话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记”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我给他抄写的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听文件”

　　林彪不参加会议、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接触群众，又很少会客，获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听秘书讲两次文件，每次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外就是听叶群给他“说事”，或者是听儿女给他讲点事情，远远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两次听文件也坚持不好，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天都及时把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进行初选、分类，然后分送给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报告。秘书也不是逢文必讲，凡事必报，还要精挑细选，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以便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少的时间，把国内外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报告给林彪。因为半小时实在讲不了多少东西，所以不少时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件讲给他听。林彪如果出汗了，传阅件也讲不下去，不论文件上有没有“急件”“特急件”的标签都得等着。秘书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况，于是手头“待讲件”越积越多，只好天天“挤水分”，把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一压再压，精而又精，只要听到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便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到林彪那里去。

　　秘书给林彪讲过的文件都会打一个“√”，与我收到的文件数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实在是寥寥无几。

　　秘书给林彪讲文件需要有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要能从大量的、零碎的情况反映中抓住苗头性、方向性、本质性的东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报告那些重要的、复杂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离开文件随意发挥，还要吐字清楚，举止自然。秘书赵根生就因为爱皱眉头多次被叶群批评。

　　林彪对怎样讲文件曾经向秘书提出过明确要求。他说：“为了节省精力，你们要侧重于方向性、政治性的内容，给我讲也主要讲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针方面的、原则性的东西。少讲数字、比例。这些东西是常改动、变动的，记也记不住，而方向性的东西则是管一个时期的。太专门性、太专业性的内容可大大省略。”

　　叶群也经常交代秘书给林彪讲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针对秘书“怕误事”的心理，经常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有我和首长顶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秘书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来，甚至忙里偷闲，下棋、打乒乓球、扯闲篇。

　　林彪之所以不亲自看文件，不拿处理公文当作一回事，源于他的身体，也源于他对文件的看法。他写的“散记”里就有这样的话：“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抛到九霄云外。人——活的，大有启发，闲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点、本质”，所以“勿听演讲、文件，作文，而应聊天，有一针见血（本质），开门见山之效”。

　　由于林彪对文件的消极态度，给叶群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叶群经常对秘书说：“首长今天身体不好，有什么事给我说说吧。”如此这般，许多本来应该由林彪当家的事情便由叶群擅自做主了，许多本来应该让林彪了解的重要情况也被叶群“贪污”了。即便如此，叶群还命令秘书“不要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从而又使林彪丧失了许多事情的知情权。

　　叶群为什么告诫秘书不要从“右边”往林彪耳朵里吹风呢？这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关心了一阵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把毛泽东像撕碎踩在脚下的《快报》送给毛泽东。林彪写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泽东对局势的重视，不料毛泽东批示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遭冲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毛泽东看后也批道：“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呈送文件的批语都在中央内部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是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人。她曾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直陈己见，毫不掩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宋庆龄的声音，秘书认为应该让林彪听到，却被叶群阻拦。她教训秘书说：“宋庆龄是什么人？她说什么都可以，可你们的脑子就不能是大镜面、大漏斗，来什么报什么。你们要做过滤器、加工机，要过滤，要加工。哪些该给首长讲，哪些不该讲，要心里有数。你们不能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不能让首长犯右的错误。”就这样，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唤被叶群这个“过滤器”过滤掉了。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