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晚年说，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因而，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聂荣臻，人称“福帅”。“福帅”聂荣臻唯一的女儿聂力，是中国第一位女中将，她说：“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把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

　　地下斗争，在“地狱”中奔走

　　1927年广州起义之后，聂荣臻到香港开展地下斗争。长达4年的地下斗争改变了他的性格。“较早认识我父亲的都说，你爸爸在老家时，在法国时，是很活跃开朗的，爱说爱笑，可是后来怎么就变了呢？我知道，这与他地下斗争时形成的保密观念有很大关系。后来的他，惜言如金，不爱讲话，慎之又慎。”在香港，聂荣臻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然而一位秀丽聪颖的女性却让聂荣臻的生活充满了温馨。她就是在香港担任机要交通员的女共产党员张瑞华。

　　张瑞华出生于河南信阳，她孩童时期靠编筐子卖钱缴学费，硬是把小学读了下来；信阳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香港工作后，随着两人接触机会渐渐增多，孑然一身的聂荣臻有了心仪的女子。“后来家里的保健护士问过妈妈："您和首长当年谁追谁啊？"”聂力回忆说，“妈妈笑着说："当然是他追我了。他常来看我，找我聊天，我还不懂吗？"”聂荣臻初次对张瑞华表达爱慕之情时，张瑞华害羞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两天，母亲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人"的影子：他好像挺严肃，挺严厉……但是，又从未见过他发脾气……他个子挺拔，相貌坚毅，还特别爱整洁……那严厉一点又怎么样？！不怕他！……母亲轻松地笑了，从心里同意了。”1928年4月，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母亲搬出住处，提着一只盛放她所有物品的小箱子，住进了父亲在香港皇后道的秘密住所。这时父亲29岁，母亲19岁。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和我母亲一辈子极少吵嘴，甚至很少红脸，像他们这样的夫妻可以说并不多。”组织上规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男的每月15元，女的每月7元，每人另有3元交通费。这么点钱，又是在香港，还要不停地外出，生活自然是非常困难。“母亲告诉我，整个夏天，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有一次，张瑞华提出让丈夫陪她到附近的商店逛逛，聂荣臻以为妻子想买衣服了，就陪她去了。到了柜台，张瑞华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逼着他试穿。聂荣臻明白了妻子的意思，又拧不过，可他真的是不想为自己破费，眼珠转了转，便凑到妻子耳边说：“有情况。”他拉着妻子匆匆离开店铺。“等母亲明白这不过是父亲玩的花招时，只能苦笑。”搞地下工作的人员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即便是夫妻，也需要严格防范。聂荣臻和张瑞华彼此对传递文件的机关处所从来不问，不该见的人不见，不该知道的也从不问。

　　有一次，聂荣臻临时要见一位同志，可外面天气不好，又只有一间屋子，要妻子哪里躲呢？聂荣臻想了想，只好说：“你躺到床上去睡觉，用被子把头捂起来，不要看人家。我们悄声说，你也听不到。”只能这样了。于是，在那个同志进来前，张瑞华钻进被里，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半个钟头后，那人走了，张瑞华才掀开被子，直喘着粗气说：“真把我憋坏了。”

　　1929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途经香港时，聂荣臻知道后把他拽到家里。“自从在法国认识后，他一直称呼我的父亲"老兄"，这个称呼一辈子都没变。”那天，张瑞华倾其所有，做了一餐丰盛的饭菜招待邓小平。“他们聊得开心，吃得也很开心。邓小平当然不会知道，为了招待他这一餐饭，他的老兄和嫂子需要过好几天苦日子，因为一下子用去了半月的伙食费。”吃到兴头上，突然传来了警笛声。几个人面面相觑。搞地下工作的人，感觉最刺耳的，就是这种声音。警笛声远去了，几个人定定神。聂荣臻向邓小平继续介绍广西方面的情况。在白区工作，随时都会面临被捕的危险。被敌人捉住，要么是坚贞不屈，十有八九被敌人杀掉；要么是当叛徒，回过头来与自己曾经的同志为敌。这两种结果，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父亲在香港就曾经数次历险。”

　　第一次是结婚前，聂荣臻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完头，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聂荣臻感到十分奇怪，但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阿姨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了事，从容地离开了。事后得知，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聂荣臻住址的小纸条，便立即扑过来。这个突发的事件教育了聂荣臻，以后他轻易不留字迹给人。

　　第二次，青年团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聂荣臻途中因事耽搁了一小会儿，等他赶到时，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走？父亲立即意识到，他们被敌人控制了。这个时候，聂荣臻又意识到，如果他稍有惊慌犹豫的表情，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如果他再一张口，必暴露无遗。他镇静了一下，硬着头皮，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怀疑他。就这样他脱险了！

　　第三次，聂荣臻是遇到了叛徒。“在白区工作，怕的不是特务，而是叛徒。特务不认识你，你机警一些是有可能摆脱他的。如果遇到叛徒，那就麻烦了，因为他认识你，你再镇静也没用。”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聂荣臻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聂荣臻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也认出了聂荣臻，还冲聂荣臻点点头。聂荣臻知道不妙，瞅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聂荣臻还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因为粗心大意，白白葬送了自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顽强母女同斗敌

　　1930年对于聂荣臻夫妇是极具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们的女儿聂力出生。一年以后，聂荣臻就远赴苏区，离开了母女俩。“后来才知道，在那个兵荒马乱、世事难料的年代，爸爸是抱着不一定能再见面的复杂心情离开我们母女的。”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张瑞华带着小聂力，与另一位同志杨庆桂及其子女一起被捕了。她们被带到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敌人找了个“托儿”来诱骗张瑞华。那人穿着工人的服装，走到张瑞华身边，小声问：“同志，怎么你也被捕了？”张瑞华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是共产党，你看错人了。”

　　之后，敌人又对张瑞华和杨庆桂进行了多次提审，都遭到了二人的坚决否认。小聂力此时也展示了革命家儿女那一脉相承的智慧和顽强。“母亲后来对我说，我们被关进监狱后，和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关在一起，她们总想哄骗你说些什么，可是你非常听话，不哭也不闹，饿极了就喝两口大人都咽不下去的野菜粥，从不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话。”一个月后，张瑞华等同志被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张瑞华劝大家“先别动声色，敌人很可能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要注意观察周围有没有敌人监视，再找适当机会逃走”。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的特务一直在周围监视着她们。同志们耐心等待着。这样过了一个月，在一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无人看守的夜里，张瑞华一行从后门逃了出去，并最终逃出了虎口。

　　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决定分批疏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张瑞华因此需调离上海，而此时聂力年龄太小，党组织从安全考虑，决定将聂力留在上海，与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就这样，继父亲离开后，小聂力又在凄厉的哭声中，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渐行渐远，却不知何日才能再团聚。聂力很早就学会了下地干活，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更要命的是，没人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和父母分开时我还那么小，自己也不记得。有人见我没爹没娘，就叫我野孩子。”帮人带孩子、割麦子、插秧、纺线、织布……这就是聂力童年生活的全部。“有一回在地里摘棉花，不小心扎破了小腿，鲜血直流，我就用泥巴把伤口糊上，后来感染了，又没有药治，不停的化脓，最后都烂到了骨头。”好在还有毛齐华的老母亲与聂力相依为命。“我想去讨饭，老奶奶拦住我不让去，怕狗咬着我，她自己去。”

　　周恩来自始自终关注着聂力的命运。1938年，他委托上海地下党两位同志来到嘉定乡下找到了聂力，然而，机警又倔犟的小聂力却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两个人。“你们是骗子，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要爸爸妈妈自己来接，别人不行！”小聂力执拗的大喊。两位同志怕说多了暴露身份，只好无奈地离开了。老奶奶去世后，聂力的生活更加艰苦，十三四岁时，她开始在日本人控制的嘉丰纱厂当童工，直至日本投降。

　　1946年4月，周恩来派了毛齐华亲自去接聂力。4月16日，分离了14年的一家人终于在泪水与欢笑中团聚。“当时，我怕认错人，连忙取出放在贴身衣服里的、叶剑英伯伯送我的父亲相片来比对。父亲看出来了，大笑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我就激动得又是哭又是笑、扑倒在父亲怀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