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过国门。

“十年动  乱”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结束后，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

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

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1978年10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

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

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

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

1984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

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

1980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我到山西五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他在“文革”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

这篇稿子见报后，一个月竟收到5000多封来信。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那篇新闻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

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驱，自通有无。这一招，早在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治齐就大见灵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也大得其利。在一段时期，我们搞社会主义，却弃之不用。当时国家供应短缺，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撵、要抓、要罚，人为地制造穷困。

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便报纸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

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8日的北京日报（ID：Beijing_Daily），原标题为《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作者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