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加祺是他们中的一员。

　1989年5月17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名民主示威者。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时隔30年后，流亡美国的严加祺对美国之音说。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加祺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

　　接近午夜，严加祺离开广场回到家中，他依然没有察觉到危险。

　　“睡到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尖锐得多。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的阳台就在东总布胡同，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开枪了，感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严加祺说。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弄了几车砖头，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的像雨似的砸上去，” 他回忆着当时的场景，“那个砖一上去，战士噼里啪啦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死不瞑目。他的脸看着天，头流着血，”王军涛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头皮发麻。我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进入中国历史。中国的政治可能要有一个大倒退。”

　　6月3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不断有同学在长安街找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了，当然我知道这就是真的了。当天晚上即使这样，我还是不敢相信，”他说。

　　开枪几天后，这位前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学生领袖依然无法从巨大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大概有两到三天的时间，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知道，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所以那两天我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想，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太过于震惊了，”王丹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晓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总撰稿。

　　“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邓小平从4·27 大游行以后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邓家都躲起来了。他哪里是躲起来，他调军队去了！”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那时候就知道，如果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加祺、王军涛、王丹、苏晓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抑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抑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

　　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晓康说：“89这场屠杀的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的。”

　　他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风吹草动。总之，赵紫阳一定会下台。而保守派打击胡耀邦、赵紫阳的目的，他认为，就是想安排共产党自己的子弟。用陈云的话说，“看来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

　　苏晓康说，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形成中国今天的权贵经济。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样的环境污染，不顾一切地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说。

　　三十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

　　严加祺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三十年了，中国一定会发生改变，物极必反，” 严加祺对美国之音说，“必须在中国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乱，是一场大屠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

　　“只要不恢复‘六四’真相，中国前面的路就走不过去，”他说，“没有正义，这个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