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烽：从文革造反到“八九”民主运动：三次政治抗争

　　问题的提出

　　（1）1989年4月以悼念胡耀邦逝世为发端，到6月4日中共军队北京屠城被镇压的“八九”民主运动是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还是全民运动？这场运动是偶然的突发的还是自1979年，实际是从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的延续10年的非毛化运动发展的高潮？

　　（2）这10年的民主运动与1976年“四.五”运动的关系如何？

　　（3）“四.五”运动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后文革时期”以文革造反派为主体的政治维权抗争运动的组成部分？其与文革造反运动是什么关系？

　　追根溯源，我要阐明的是 “八九”民主运动与文革造反运动的政治联系问题。我认为从1979到1989年的10年民主运动是文革造反派反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政治抗争（造反）浪潮的延续。而“八九.六四”屠杀，则是这场延续23年（中间有两次中断）的全国性政治抗争运动（浪潮）的最终失败。

　　在1966-1989（23年）年间共产党专政下，先后发生了三次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治抗争浪潮。

　　1、文革造反派造反运动（第一次抗争运动）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政治运动是3年而非10年，这是由作为共产党主导的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必须具有的3个构成要素（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依靠的阶级力量与斗争双方，还有运动进行的方式）所下的结论。至1969年上半年左右，构成文革运动的3个要素大都不复存在了。（目的达到-刘少奇被打倒、共产党17年建立起来的旧官僚机构被推翻；依靠的阶级力量与搏斗的双方-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大都瓦解；运动的模式-大民主模式也随之消逝）所以文革政治运动是约3年。

　　研究文革，还应该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的社会政治现象；文革造反派造反等三个问题区分开来。三个问题不是一回事。否则是梳理不了这段历史，无从做出真实的判断的。鉴于时间，不在此论及前两个问题。

　　对文革造反派造反的性质，应该从政治哲学角度抽象，不能以单一的某个学校、某个省市、某个单位的某个造反派组织或者它的领袖的政治主张与言行来定性这场造反派造反运动的政治属性。因为它不是像共产党的政治运动那样有一个极权主义的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技术指挥，而是复杂的多元的。这场造反运动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与层面，它是自共产党1950年前后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力量17年之后，第一次出现的大规模的政治反对派。这个政治派别代表了受共产党官僚阶级残酷血腥压迫了17年的民众的述求（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不能因为其局限性而否定。当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装神弄鬼，借“鱼腹丹书”起事，200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人质疑其政治合法性。16世纪初，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廷的斗争也是扛着上帝的旗号。要求共产党血腥专政下政治反对派公开打出反共产党的旗号，或者要求其事先具备完整成熟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与纲领，这是强人所难。民众，特别是共产暴政下的民众反压迫应该是天赋人权，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不应该以所谓“奉旨造反”的说辞剥夺受共产党迫害的民众抗争的天然权利，否定造反运动的政治合法性。

　　其实这个问题在文革中遭到批判过的共产党官员中大都是没有异议的。据我接触的官员中，他们大都对自己在文革前17年时期，迫害或者不善待老百姓的过错，经过文革提高了认识。做了自我反省，否定了自己的过错的。在被称为“极左路线”、“左的政策”时期他们犯下的错误，没有人翻案的。

　　实际上造反派的造反运动，是被毛泽东残酷镇压下去的，其形式中包括军事武装围剿（如广西）、直接或者间接的军管军训、以莫需有的罪名构陷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造反派造反的政治属性，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三反分子。

　　2、1969-1971年前后（约3年多时间）：秋后算账全面镇压时期。

　　这是共产党新、老官僚集团、包括军事官僚集团等实行全面镇压的时期，包括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和文革前的黑五类还有所谓现行反革命。这三项运动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社会镇反（第二次镇反）与党内肃反、反右、四清等运动的综合，是政治运动的大杂烩。毛泽东要拨文革造反之乱，返文革前社会政治秩序之正，秋后算账还矫枉过正。运动至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才中断。林彪出逃救了千万人的身家性命。与1960年7月赫鲁晓夫宣布中断对中共的经济建设援助合同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使得农村人民公社里少饿死几千万人，赫鲁晓夫功德无量。

　　3、1972-1976.10：后文革时期出现了第二次政治抗争运动。

　　1972-1976年10月华国锋政变（不足5年），为“后文革时期”。社会基本政治特征是毛泽东神话破灭，文革理论破产，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阶层大都官复原职。之前，1966-1971近6年中前后两个阶段的政治运动的极端政策得到一定的调整与纠正。具体来说就是前两个运动期间被打倒的党内官僚集团和被整肃的造反派及蒙冤的其他民众从极端政治恐怖氛围中解脱出来。当然政治上获取利益的只是被打倒过的又复出的旧官僚集团。该时期除文革理论保留下来（空有其名），社会政治结构基本返回到文革前。由于毛泽东还在，文革派（包括底层造反派社会群体）和重新上台控制了绝大部分社会权力资源的官僚阶层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制约与相对平衡，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期间的邓小平搞的“整顿”和之后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先后打破了这时期的相对的政治平衡。

　　我所要强调的是：在这后文革时期近5年中，组织上早已经瓦解的造反派，又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波群众性的政治抗争浪潮，在文革造反被镇压之后。借用现在的政治术语叫维权。只是规模不能与文革造反同日而语。他们和文革中一样，代表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的不满情绪和诉求。比如反开后门（如当年知青回城的途径有招工、参军、上大学、病返等，大都需要开后门）；反政治特权；反迫害，要求对其在全面镇压时期受迫害给与平反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政治维权事件应该是江西赣州的李九莲和钟海源事件。现在一般只知道林昭、张志新而不知道李九莲和钟海源事件。或有意避讳。江西赣州的李九莲和钟海源事件是后文革时期发生的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由社会各个阶层积极主动参与投入的大规模的反共产党暴政的政治抗争运动。后来很多参与者都被迫害甚至被枪毙还活摘器官。比之“四.五”运动更惨烈。这次赣州抗争运动应该具有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应该载入史册。（对此事件，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革史》中有详细叙事）。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后文革时期带有全国性的民众反共产党官僚阶级的一个标志性政治事件。是借哀悼周恩来逝世作为发端的。事件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多样的，参与其中的人员的政治态度、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包括社会底层民众、体制内外人员，党内政治上的反毛派、文革造反派等）这个运动在政治本质属性上也是反共产党专制暴政的民主运动。当时打着拥护毛泽东文革旗号，活跃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潮流中的造反派对这场运动也是静观其变的。他们懂得“打鬼借助钟馗”的道理。

　　后文革时期民众政治维权抗争运动，实际是被华国锋政变集团全面残暴血腥镇压了的，而非毛泽东。在之前侥幸跳过了杀害的不少政治犯被杀害了。华国锋政变与两年后的“改革开放”没有政治逻辑上的联系。华国锋“两个凡是”是自欺欺人，他否定毛泽东文革理论和实践要恢复文革前17年的政治形态。据萧冬连的书中提到，后来有人提议要追究华国锋杀人的责任，被党内高层某人档了下来。“八九、64”邓小平敢于杀人，与在1979年开始的“改开”运动中没有追究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共产党高层官员的罪责有关。普京上台后复辟类似共产党专政式的个人独裁，这和叶利钦没有全面清算共产党执政84年间犯下的罪行有关，是政治后遗症。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方的“十年文革”说，是从共产党建国的27年（1949.10-1976.10）间的高层权力结构特征的变化而论的。前17年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后10年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刘少奇邓小平们否定这10年，只是出于他们的政治大权旁落，威风不在。不论共产党一党专政还是毛泽东个人独裁，都是民众的灾难，社会的灾难，亘古未有的人道灾难。

　　只否定文革开始后的10年不否定前17年；

　　只否定整人的政治运动不否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只是批评“一化三改造”搞早了搞快了而认为其政治正确；

　　不认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些认知大多是出于个人（家庭）的政治功利或者受制于意识形态框架制约。

　　我在此强调的是：不要再继续误以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共产党领袖是理想主义者。文革三年只是百年共产主义运动漫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片段。

　　4、第三次政治抗争浪潮：1978年夏天-1989年的非毛化与反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改革运动。

　　非毛化运动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其中的派别包括主张政治民主化与坚守共产党专政两个派别。两个派别最早的交集主要是在“平反运动”与经济政策调整与改革两个方面。政治民主化诉求是非毛化运动中两个派别斗争的焦点与主战场。这两个派别可以分别称为政治改革（民主）派”和“四个坚持派”（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主派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四项坚持派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陈云。先后遭到两次镇压的造反派（包括认同其观念的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民众）则是党内政治改革派的社会基础，党内党外高层下层遥相呼应相得益彰。顽固派在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民众基础，关键是它们掌握了权力资源，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1）1978年夏天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共产党体制内改革派从政治哲学层面公开发难，吹响了挑战（华国锋为头目）两个凡是派的号角，亮出了非毛化运动的政治旗帜。以“落实政策”为名称的政治平反运动实质意义是从政治上、经济体制上、文化形态等多方面否定前30年的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刘少奇等整个共产党官僚阶级）执政。这个工作最初主要是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主导的。其中给地主“摘帽”改变成分为社员，给55万右派分子平反，如同惊雷，政治惊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震撼作用，既有从政治理论层面也有从实践层面否定毛泽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四个否定）的重大意义。这个平反运动表明中共党内高层非毛化运动从只否定毛泽东文革的政治功利性扩展到反思甚至欲否定（建国后的）17年。除给右派分子平反外，反右倾运动、整风整社运动、四清运动、文革等运动中被整的干部与群众（普通农民除外）等数百万人均获得平反、纠错。农村人民公社里普遍的农民自发性的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活动从经济体制方面严重冲击与动摇了党内高层政治顽固派的另一个重要阵地；这农村包产到户的浪潮也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与声援了党内外政治民主派的政治正当性。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包括1961-1962年在内的先后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框架内发生的两次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风潮，都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们自发搞起来的，与刘少奇、邓小平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说前一次农村单干风得到刘少奇的间接支持，但后一次单干风与邓小平毫不相干。

       1978年后出现的包产到户风潮从经济体制方面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意义与平反运动互相呼应，对共产党一党专政政治形成两面夹攻之势。1979年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就是在上述社会大背景下开始。可谓水到渠成，顺风杨帆。它是承接文革与后文革两个时期民众反共产党压迫的群众性政治抗争运动的。

       北京“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大多出自受共产党建国后30年期间迫害的老百姓之手。不能以墙上某几张政治宣言式的大字报的作者的政治经历、对文革造反派的政治认知、对文革或者文革前17年的政治评价等的个人观点来作为定义由出现西单民主墙开始的10年群众性民主运动的性质的定性，及其和后文革时期，文革时期民众政治抗争运动的承传联系的是与否。

       同理，这场延续10年的运动是全国性的，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民众的多种诉求的，根本不能用某几个出头露面的人物当时或者事后的观点来定义这场上承文革、后文革时期的群众性政治抗争运动，后续平反运动和农村包产到户风潮的大背景下开始的延续10年的群众性的政治民主化风潮的政治性质。

       就政治组织资源方面而言，如没有党内高层政治改革派的宣导与支持，还有改革派控制的电视台同步正面报道，及时传播信息，没有北京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声源，广场上的学生很难坚持两天。运动的发起与领导者根本不是某几个人自诩的。

       若干资源中，更重要的或者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党内高层政治改革人物或者派别的支持【详细情况参阅萧冬连《历史的转折（1978-1981）》】。同样，文革时期与后文革时期的群众性的政治抗争运动也是借助于共产党高层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的夹缝中发生的扩展的。可谓政治资源。没有这种政治资源，就没有先后三次全国性、群众性的可歌可泣的政治抗争运动。特别是1979-1989年，运动能够延续10年的关键的政治资源就是包括共产党内高、中、低层都有一大批要求、同情、认可政治改革的力量。

       1989年赵紫阳下台和军事镇压，这场运动的党内政治资源丧失，运动也告失败。非常可惜。其失败改变了自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颠覆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30年之后，中国大陆历史进程难得的转机，民主转型功亏一篑。

　　结语：

　　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方向的转折很多情况下是由诸多偶然的政治社会因素、某个人物或者群体活动的因素甚至一念之差导致的。历史上不胜枚举。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