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国民政府海军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中共地下党的谋划和策动下，从上海北上驶入了中共控制的山东烟台港。此事轰动一时，不仅引起了美英等国的关注，而且也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拟将该舰只调入长江，防范中共军队渡江作战、确保长江以南被中共占领的计划流产。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职务也因此被免。不过，军舰上官兵没想到的是，投共后的他们并没有获得所向往的民主、自由，反而大多数命运多舛。

　　重庆号巡洋舰外景

　　“重庆号”巡洋舰的由来

　　为什么说“重庆号”巡洋舰是国民政府的王牌军舰呢？原来其前身英国的“震旦”号（Aurora）轻型巡洋舰，其在二战中拥有非凡的战绩，包括击沉德国巡洋舰“伯力克”号，让“俾斯麦”号战列舰闻风丧胆，击沉意大利驱逐舰2艘，运输舰10艘等。此外，它还参加过西西里登陆战。

　　“震旦”号巡洋舰排水量7,500吨，长153米，最高航速32海里，各型火炮24门，并配有鱼雷发射管，有7部航海、海上警戒和炮瞄雷达，其无线、长波电台可进行全球通信。在当时，“震旦”号属于武器精良、装备现代化的战舰。

　　二战后，英国政府为了抵偿香港英国当局代为保管中丢失的中国6艘港湾巡逻艇，而将“震旦号”移交给国民政府，其后改名为“重庆号”。

　　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与英国租借给中国的“灵甫号”驱逐舰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程回国，船上是民国政府于1946年11月派往英国学习的400多名海军学员，其中有一个19岁名叫毕重远的成员乃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员。他在前往英国学习前，中共给其的指示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特别要注意很好地隐蔽自己；中共将来也要建设自己的海军。

　　在英国期间，毕重远结识了一个英国共产党人奥尔弗雷德，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有关中国时局的消息。彼时，在苏联支持下的中共，通过欺骗美国，通过埋伏在蒋介石身边的间谍，以及国民党自身的原因，中共军队已在东北、华北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

　　受时局影响的毕重远，也迫切希望可以得到中共的进一步指示。1948年7月，“重庆号”抵达香港，停泊期间官兵放假上岸，发生了20余名水兵逃亡未归的事件。8月，“重庆号”回国，直接驶往南京，停泊在下关江心。国民党诸多要员，包括蒋介石本人也先后到巡洋舰上视察，并在舰上召开东北战区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

　　中共地下党策反国军水兵背叛民国政府

　　毕重远随“重庆号”抵达南京后，即抽空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希望获得新的指示。中共联络人告诉他，在舰艇上要密切注意士兵的思想动向，可以团结一些人，遇有时机就可以组织行动。

　　接到指令的毕重远回到军舰上后，开始利用图书管理员的身份购进一批所谓的中外“进步”书刊，如左翼的鲁迅、巴金、邹韬奋、郭沫若的作品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等，并推荐给水兵阅读，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共产党的思想，并从中了解哪些是“进步分子”。

　　1948年10月，在桂永清的亲自坐镇下，“重庆号”巡洋舰驶往辽宁葫芦岛外海面，支援国军的锦州作战。舰艇上的数千发炮弹倾斜到了中共塔山、高桥阵地上，给予中共军队以重创。据说在炮轰下，后来被中共命名为“塔山英雄团”的一个部队当时只剩下18人。其后，在国军东北战场失利后，“重庆号”又承担了协助撤退的任务。

　　此时，很多水兵不愿打内战，因而出现厌战情绪。另据中共党史资料，中共曾派四路人马策反军舰内的官兵，毕重远只是其中的一路，但这四路人马相互并不知情，只是各自秘密地发展投共人员，自然也并无联系。一个叫眭世达的水兵在1979年撰写的回忆录《参加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中透露，他就是“被共产主义理想引向革命的道路”，毕重远借给他的书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最终与其站在一起投共。

　　至于具体发展过程不妨略过。最终在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部分官兵发动叛变，为了安抚知情和其他不知情的水兵，安定人心，发动叛变的组织者将舰艇上所要运输的银元发给每人400多块，而两名军官跳海自杀，但舰长邓兆祥因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也选择了投共。这不能不说他们中很多人都受到了中共的蛊惑和欺骗。

　　在富有丰富航海经验的邓兆祥的指挥下，载有500多人的“重庆号”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驶到了中共军队控制的山东烟台港，其后又开往葫芦岛。

　　“重庆号”巡洋舰的叛变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美国国会和驻日本美军部发言人也表示了“严重关切”，港英当局还扣留了当时尚在香港的“灵甫号”驱逐舰。蒋介石随即下令国军连番派出战机对“重庆号”实施轰炸。3月20日，一颗2,000磅的穿甲弹击中军舰的右舷尾部，炸开了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洞。6名水兵阵亡，20多人受伤。

　　不得已，中共在拆除主要设备后，将巡洋舰自沉在葫芦岛港内。5月，中共以“重庆号”投共官兵为基础，成立了中共第一所海军学校，即安东（今丹东）海军学校，邓兆祥任校长。

　　投共后“重庆号”官兵的命运

　　投共后“重庆号”官兵的命运，真的如他们从书中看到的、从中共党员所描绘的那般美好吗？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逃脱了吗？令人叹惋的是，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很悲惨。

　　《参加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透露，参加叛变的一个叫于家欣的水兵，当时曾接到青岛的嫂子来信，称中共在胶东地区推行“土改”，他的地主父亲和哥哥被镇压了，嫂子要求他为父兄报仇。然而，早已受中共思想蛊惑的于家欣却称“多年不知父兄情况，家庭小事，不影响参加起义”。

　　就是这样一个不顾父兄死于中共之手而仍然选择投共之人，却在1954年被清除出中共海军，20年后才知道其罪名是：一是地主家庭的“血仇分子”，二是大连海校值班玩弄手枪时，校长张学思恰巧经过，因此被人诬陷为“企图谋害张学思”。

　　类似于家欣这样被清除出海军的占“重庆号”投共官兵的绝大多数。这与中共将大量国民党投共部队投入到朝鲜战场的原因一样，就是绝不相信国民党的官兵，要将这些有生力量消灭、瓦解，以免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

　　他们同样没有逃过中共发起的一次次运动。如叛变领导成员眭世达和赵家棠被打成“右派”，前者被贬到地方工厂当工人，含冤受辱长达22年之久；曾瑞生，被海军一个高官批示押回家处决，虽然地方没有执行，但却坐了五年监狱。

　　文革期间，这些投共官兵大多还被安上了“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如“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中就有陈洪源被逼跳楼自杀未遂而摔断了腿；李铁羽含冤活活被打死；被斗者十有八九。如眭世达的后代回忆，他在文革时“没少被批斗、挂牌子、陪绑”。

　　这其中大概只有邓兆祥和毕重远一直留在海军，在历次运动中，免遭不少磨难。邓兆祥于1955年被中共授予少将军衔。而为了赢得中共的信任，他不惜出卖自己从越南回国探亲、意图“策反”自己的亲侄子邓汝璋，并配合中共将其抓获。不过，中共“考验”了他16年，才同意其入党，70岁时才转正。1998年去世。

　　而毕重远则在1955年后任海军政治部主任秘书，海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群众工作部部长。1984年任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2013年去世。

　　结语

　　“重庆号”巡洋舰众多投共官兵的下场，再次印证了轻易相信中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中共卸磨杀驴已不是一次、两次。

　　至于“重庆号”，中共于1951年将其打捞出水，希望可以恢复其战斗力，攻打台湾。中共邀请苏联专家对其修复进行评估。苏联专家在报告中认定该舰可以修复，但修复工作约需3年时间，国外定货约需5千万卢布，国内修理费约需1,800亿元（旧币）。

　　1955年底，苏联专家来华，再次对“重庆”号舰的修复作调查勘验，结论是全部修复“重庆号”原有武器装置是困难的。最好的方案是利用现有舰体进行全部改装，但修复费用昂贵。1957年海军向总参和军委建议，将其报废处理，理由是保养舰体需36人，每年需15万元保养费，长此以往是很大的浪费。1964年，“重庆号”舰舰体成为了渤海石油公司的海上住宿生活船，文革期间舰体被拆解作废钢处理。“重庆号”的命运难道不是其官兵命运的折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