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达赖喇嘛逃离西藏60周年，也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

　　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西藏僧俗反抗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和压迫西藏人。图为西藏武装被解放军缴械的资料照片。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被军队镇压后， 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邓小平强调了“六四”事件迟早要来的必然性。同样的，对于1959年西藏发生的武装骚乱遭到中国军队镇压，流亡藏人学者也认为那是中共政策和西藏佛教价值体系冲突的表现，绝非偶发事件。

　　对于1959年发生的藏区骚乱事件，中国政府称其为“西藏叛乱”，并将军队镇压称为“平叛”；而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称事件为“西藏起义”。

　　《红星照耀西藏》（Red Star Over Tibet）一书的流亡藏人学者达瓦·诺布（Dawa Norbu）说，早在1959年西藏起事前，在四川和青海达赖喇嘛管辖外的藏区，中国已经开始推行人民公社，搞“大跃进”，还以阶级斗争为名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这些做法都增加了当时西藏噶厦政府官员对中国政府的猜疑。

　　1989年6月4日抗议被军队镇压后， 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说，"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当年的3月10日，即后来流亡藏人定为“西藏起义日”的那一天，拉萨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解放军镇压了藏人骚乱，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当时中国在西藏的最高官员，西藏军区政委张经武邀请达赖喇嘛到西藏军区看戏，但许多藏人认为中共要劫持甚至杀害达赖喇嘛，于是藏人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尔卡，阻止达赖喇嘛赴约，并喊口号要求汉人离开西藏。

　　李江琳在2010年出版的《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1959年3月10日“拉萨事件”的起因。2月7日达赖喇嘛与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邓少东闲聊期间决定不久择日去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

　　达赖喇嘛据说是由于灯光与布景方面的困难，同意不按惯例在罗布林卡宫殿观看演出，而是在3月10日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但在达赖喇嘛前往观看演出那天，邓少东副司令不同意让达赖喇嘛藏军警卫团随行入军区，而达赖出行通常都有25名藏军警卫团全程随行的传统。

　　西藏噶厦政府高官认为解放军不让卫队随行达赖喇嘛是对他的不尊重，也危及他的安全，因为当时在青海和川西的藏区发生过喇嘛被政府邀去参加学习班和宴会，但被逮捕的例子。

　　达赖兄长与国际政治漩涡中的西藏

　　1956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去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三年后西藏发生了骚乱，遭到解放军镇压（资料照片）。

　　在猜疑不信任的大背景下也存在偶然因素。由于在罗布林卡布置灯光与布景技术的困难，西藏军区不得已安排达赖喇嘛去军区礼堂看演出。据说西藏军区负责人的本意是想缓解紧张局势，结果节外生枝，造成藏人群情激昂的局面失控。

　　按照《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的描述，当时达赖喇嘛身边的官员力阻他去军区观看演出，但达赖喇嘛坚持要去。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身边的官员向外曝光了达赖喇嘛的保密行程，于是藏人中流传开“汉人准备带走达赖”的传言和“达赖喇嘛已被劫持”的说法，于是大量藏民包围了罗布尔卡，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西藏军区。

　　随后局面失控，藏民控制了罗布尔卡并在大街上张贴标语和喊口号，他们要求中共官员和汉人离开西藏。在出现暴力骚乱后，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及帕巴拉·格列朗杰在内的亲中共噶厦官员在军区内寻求保护。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在罗布林卡门外被藏人打死。

　　1959年3月17日解放军炮击藏族反抗藏人占领的罗布尔卡，当天深夜达赖喇嘛悄悄离开拉萨，八万西藏人追随他流亡印度。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经60年，他同中国政府多次接触谈判，但返回西藏的前景十分渺茫。

　　3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噶厦政府，西藏地区由自治区筹委会管理。西藏骚乱被镇压四个月后，中国在西藏通过了《关于在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并决定提前进行西藏土地改革运动，即所谓的“西藏民主改革”。

　　中国政府认为，1959年西藏“叛乱”是西藏统治阶层反对改革，试图维护农奴制，在境外势力的勾结下，精心策划的全面武装叛乱。当时的新华社报道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

　　流亡西藏历史学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否认西藏上层蓄意策划起义。他说，在3月10日西藏贵族和喇嘛都在西藏军区接受解放军款待，不可能策动起义。西藏流亡政府则认为，西藏僧俗反抗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和压迫西藏人。“十七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简称，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该协议由一个前言和十七项条文组成。

　　1959年由毛泽东亲自定稿的新华社公报说，叛乱为为噶厦政府与“地方反动集团”所策划，解放军已经奉命“讨平叛乱”，已经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

　　30年后，在天安门镇压事件后，《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极少数人在北京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奉命平息了这场“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