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由唐代的史学家吴兢（669-749）撰编。

　　对于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劝谏，唐太宗均能虚心纳谏。

　　《贞观政要》全书十卷四十篇，共八万余字。主要记载了贞观年间（西元627-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们的政论和奏疏、相关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以及贞观时期社会的状况等。由于吴兢是史官，能直接查阅到贞观时期唐太宗的所有文诏及大臣们的奏疏，所以《贞观政要》一书也被历代的史学家认为其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比《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监》、《通典》等更为详尽和具体，是研究初唐历史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

　　贞观十一年，特进（官名；德高望重者，朝廷赐位特进）魏征接连两次上书，就 “知足”、“知止”、“居安思危”、“慎始敬终”等治国策略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列举了隋炀帝灭亡的原因。

　　那么，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唐太宗又是怎样对待大臣们的意见呢：

　　唐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韦、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全文大意：

　　唐太宗亲笔写诏书答魏征：

　　阅读了你的多次奏章，感觉到你的态度非常诚恳。你的意见言无不尽，恳切备至。我常常读到深夜而忘了疲倦。如果不是你忧国情深，竭诚忠告并晓以大义，又怎能把这些治国良策写出来，弥补我的不足之处呢。

　　我听说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再关心朝政。司徒何曾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次上朝看到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宏图大略，只谈论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这不是贻害子孙的事情吗？只是你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而何曾指着他的那些孙子说：“你们将会死于非命”。到了何曾的孙子何绥为官时，果然被滥施酷刑的司马越所杀。

　　以前的史书称赞何曾有先见之明。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说何曾不忠的罪太大了，作为一名朝廷的官员，上朝时当为国家建言献策以尽忠义的本份，退朝时应当修身以弥补过失。国君有好的政令时要顺势助成，国君有缺失时要纠正补救，这样才能共同治理好国家。何曾官居三公之位，地位高而名望重，（既然发觉君主有缺点）应该当面直说和劝诫，讨论治国的正道来辅佐时政。而如今他是退朝后才发表议论，上朝时却不直言劝谏，还认为自己很明智，这不是很荒谬吗！站立不稳时不来相扶，要这种人做什么？

　　你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过失。我将把你的奏章放在桌子上，把它当成柔皮和弓弦，经常提醒自己。期望在年底时收到好的效果，把国家治理的更好，不让“康哉良哉”这样的歌曲，只在尧舜的时代才流行。也让我们君臣之间的鱼水关系，更明显的出现在当今。未能早日回复你的好诤谏，只希望你能够犯颜直谏而无需隐瞒。我将会虚怀若谷、心平气和、恭敬的等待你的善言。

　　评讲

　　贞观时期，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劝谏，上自国家政策，下至宫廷及老百姓的生活琐事。唐太宗均能虚心纳谏，并提倡和鼓励臣下的诤谏，太宗尝言：“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任贤纳谏，励精图治，创造了辉煌的局面，《贞观政要》记载当时社会升平的盛况为：“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而一个政权如果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阻止老百姓发表批评意见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国语･周语上》”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那又会怎么样呢？唐太宗尝言：“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闭口不说话），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

　　太宗的意思是，隋炀帝施行暴政的时候，其朝廷的官员一个个都闭口不说话，隋炀帝也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导致国家很快就灭亡了。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都被杀死。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暴政，不仅“防民之口”，官员们还肉麻的为暴政歌“功”颂“德”，这样的政权又能维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