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动力导弹潜艇

　　1982年12月19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刘华清正会见海曼·乔治·里科弗。

　　在当代国际海军史上以“核潜艇之父”享誉全球的里科弗是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后，接待的首位美国海军退役高级将领。在会谈期间，中国首次公开了核潜艇建造的多项秘密。让里科弗未曾想到的是，这位比他年纪小16岁的中国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会打破他主导核潜艇发展32年的历史纪录。

　　提到刘华清，大家首先会联想到航空母舰，但殊不知，刘华清也与中国核潜艇结下了一段奇缘——从1961年受命组建舰艇研究院，到1998年退出军政高位，刘华清伴随中国核潜艇的发展，走过了36载的艰辛历程。

　　1951年开始，我就参加了领导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与了核潜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败，我都亲历其间。

　　——《刘华清回忆录》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作为现代高端战略武器进入中国领导人的视野，是在20世纪50年代。

　　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进行首次试航。关于这种新武器的“超能力”，当时有这样的描述：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航行6万海里。如果把燃料用柴油换算，需要装近百节火车皮。于是，1958年6月，聂荣臻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吹响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号角。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提出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的要求，却遭到拒绝。苏联“老大哥”的突然发难，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慨，于是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就是这句誓言，让那一代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 激励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961年，中央军委正式颁令成立舰艇研究院，番号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并任命刘华清为七院院长。军委明确规定，“以核潜艇工程为重点，实现造船规划所规定的各型舰艇及其配套设备的研究、设计、试制、定型工作，直接为海军建设服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苏联政府撤走全部原子能专家后，核潜艇科研人员感到“举目无亲”的同时，国家恰逢经济困难时期，不可能同时支撑多个尖端项目的科研工作；加上“下马风潮”席卷全国，“拆庙赶和尚”势不可当，更可谓“雪上加霜”，发展核潜艇这样的尖端高科技项目极其艰难。

　　1963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明确，核潜艇研制工作暂时“下马”。刘华清同意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不主张“拆庙赶和尚”。他认为，研制核潜艇是海防建设的百年大计。摊子可以收，战线可以缩，经费可以压，但核心研究机构不能拆，骨干科研人才要保留。最终，让刘华清倍感欣慰的是，虽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科研机构不仅没有被撤销，反而由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科技骨干人才也最大限度得以保留。

　　“‘下马’，叫我们自己好好读书，调查研究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坐下来读书，调查研究，开会讨论，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数据，你为什么选这个压力，大家一定打破砂锅问到底。”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彭士禄回忆说。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核潜艇研制工程因为国民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升级一度停滞。在聂荣臻、刘华清以及科研人员的奔走努力下，一份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向27个省市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和生产厂家下发出。该公函提出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要求所有承担工程项目的单位和人员，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特别公函”在那动乱的岁月里，为核潜艇研制工程保住了一方“政治特区”，但实际的研制却也不是那么容易。

　　有人说核潜艇项目启动时是“三无”：无图纸资料，无专家权威，无外来援助，完全是“自己探索着干，摸着石头过河”。这话一点不假。时任船舶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尤子平说：“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是，不但潜艇没有看到过，潜艇设计根本无从谈起。”这样的情况，从开始即参与核潜艇总体设计工作，后来担任了总设计师的黄旭华的口中也得到了印证。“当时没有计算机，大量的数据都是用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的；技术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单位的领导就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是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黄旭华回忆道。

　　新中国的核潜艇事业就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年轻学者相互碰撞、启发，这样的氛围成为了新中国核潜艇事业起步的摇篮。

　　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服役。从1974年到1981年，中国陆续实现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等节点，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弹道导弹水下发射

　　“我要对核潜艇负责……”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继往开来，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中央领导强调在第一艘核潜艇服役后，要进一步改进并验证核潜艇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要具备海上战略核反击能力。

　　1988年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历程中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核潜艇进行了水下深潜试验、水下高速航行试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这些试验进一步证实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核潜艇跑得远、潜得深、打得准；这一年，弹道导弹核潜艇圆满完成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结束了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全部试验任务；这一年，海军开始安排以提高第一代核潜艇装备安全可靠性为重点（特别是核安全）的综合治理工程。

　　极限深潜，主要是检验核潜艇总体设计性能和作战能力，包括最大深度潜航、水下全航速航行和深水鱼雷发射等试验，其试验规模、组织难度和技术风险，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世界核潜艇历史上，极限深潜曾导致灾难性惨剧。1963年4月10日，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试验时，全艇129名官兵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殒命在马萨诸塞州科特角以东2550米的深海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起震惊世界的核潜艇沉没重大事故。自此而始，核潜艇拥有国都对极度深潜试验慎之又慎，核潜艇的设计者、建造者和操纵者对极限深潜更是谈之色变。

　　然而，中国核潜艇要具备作战能力和战略威慑力，必须闯过极限深潜这道“鬼门关”。1988年初，我国在南海进行核潜艇设计极限深潜试验。

　　在未知的区域里，从来没人敢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试验临近，参试人员宿舍里常响起《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悲壮的气氛中，很多人开始给家人写遗书。

　　“我是总师，我要对核潜艇负责，对艇上170名同志负责……”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黄旭华带着设计人员和战士们座谈：“《血染的风采》很好听，我也喜欢唱，可这次我们要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当总师宣布将和大家一起下水的一瞬间，现场沸腾了，之前的阴霾一扫而空。黄旭华亲自下潜至极限深度，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

　　关于这次试验，黄旭华曾如此记录：

　　1988年春，我国核潜艇到南海执行极限深度深潜、水下全功率高速航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3项难度很大的深水试验。深潜试验是对潜艇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在深潜几百米的过程中，所有与海水相接触的部分，都要经受海水压力的考验，任何一个细小部位的强度或紧密性达不到要求，都可能造成艇毁人亡的恶性事故。美国著名的“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一次深潜试验中下潜后没有上来。此次试验风险很大，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于是，我带领几位技术骨干和艇员及部分参试人员座谈。我们比较详细地把关键部位的设计依据统统向大家交底，同时还组织力量对设计和建造质量进行严格的全面复查，对所有弱点和疑点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最后，为了振作士气，也为了加强艇上的技术力量，我决定同大家一道下去。

　　1988年4月29日，我们170余人奋战在艇上各自的试验岗位上。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而试验成败的因素又十分复杂，当时我既有信心，又非常担心一个“万一”。当潜艇接近极限深度最后几十米时，艇上总指挥，北海舰队参谋长王守仁和司令员杨玺不断地询问我能否继续下潜，我屏息敛气，精神高度紧张地作出判断，每一次的回答，都觉得肩上有万钧之重。终于，潜到极限深度，试验成功了！这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精神上仍然不敢有一丝的松懈，12时34分，我们的潜艇胜利浮出了水面！翌日11时返抵码头。平时不准燃放鞭炮的军用码头，此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隆重的欢迎仪式上，人们欢呼雀跃，庆贺这一成功。

　　——《中国船舶报》（1996年）

　　50米、100米、200米……接近极限深度，舱里的空气紧张得几乎凝固，巨大的水压压迫舰体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在寂静的深海中听起来让人胆战心惊。黄旭华和参试人员沉着应对，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302米！终于，试验成功，艇上沸腾起来，大家握手的握手、拥抱的拥抱，哭的哭、笑的笑。

　　那天，64岁的黄旭华身穿工作服在核潜艇甲板上飞奔被拍成了照片，记录了他当时深潜胜利归来的喜悦。

　　而也在这一天，刘华清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直至接到核潜艇深潜捷报，他那颗悬着的心才像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

　　1985年9月，核潜艇水下发射实验人员载誉归来

　　“核潜艇不能断线”

　　之后的十余年间，我国核潜艇研制工程又不断地改进、完善、提高。然而，20世纪80年代正是各个研究岗位人才青黄不接的时期，我国第一个核潜艇研制总体研究所的情况同样如此。

　　从1985年之后的10年间，大量军事研究项目纷纷“下马”，第二代核潜艇研制工作也一度进入了停滞期，研究所也不可避免地流失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才。军品项目太少，除了一些在役装备的保障维修就是第二代核潜艇的预研工作。为了维持生存，核潜艇研究所科研人员开始寻找民品项目。当然，也是通过承接一些民品项目，接触到一些新的设计手段，为后来的核潜艇研制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就有张锦岚——中国第二代某型核潜艇总师。

　　尽管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中的最后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于1990年建成下水，但其实，自中国拥有核潜艇以来，其存废多寡之争不绝于耳。后续还造不造核潜艇？研究来研究去，整整扯了十多天，最后军地相关领导和专家达成共识：继续造，不造不行。随后，刘华清专门向邓小平呈送报告，邓小平一锤定音：还要继续搞！如此，才有了今天的核潜艇的数量和规模。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国家对新一代高新武器的需求日益强烈。在第一代核潜艇研制成功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代核潜艇的研制任务也开始进入了酝酿阶段。早在研究制定海军装备发展规划期间，刘华清就提出，核潜艇工程一方面要下工夫抓好核安全和现役艇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要考虑新型核潜艇发展研制和生产不断线。不仅要研制新一代导弹核潜艇，而且要研制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

　　为了理顺第二代核潜艇发展思路，刘华清就曾主持召开发展规划座谈会。当时对于第二代核潜艇研制，有关方面围绕核动力研制存在三大争议：是否采用新堆型？功率如何选择？堆舱布置采用何种方式？潜基弹道导弹研制，有关弹、艇、筒的匹配问题，更成为协调统一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瓶颈。

　　1990年4月，江泽民在刘华清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海军某试验基地和核潜艇造船厂。下午4时许，在检阅核潜艇、驱逐舰和护卫舰部队后，海军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汇报了核潜艇工程进展过程，提出了新一代核潜艇研制生产的建议。核潜艇制造厂也如实报告了工厂面临的困境，希望海军继续订货，以免陷入后继无艇、生产断线的危机。刘华清提出继续建造核潜艇的重要性，江泽民便当场拍板：“核潜艇不能断线！”当天晚上，江泽民为核潜艇部队题词：“加强核潜艇部队建设，壮我国威，壮我军威。”并勉励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要“为核潜艇研制再立新功”。

　　“看到核潜艇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艇，我也就放心了。”相伴中国核潜艇走过36个春秋的刘华清倍感荣耀——因为在1994年，我国开始了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这一好消息也传到了在千里之外打工的张锦岚耳中。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作出重大决定：将新型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列入“国家专项”。从此，第二代核潜艇研制工程终于全面展开。

　　“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核潜艇有任务了，你们赶紧回来’。然后我们就立刻从上海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所里。”张锦岚回忆说：“核潜艇是我们所的核心工作，多年来的等待都是为了这一件事。所以那段时间全所上下所有人都在拼命，就怕一个闪失好不容易等来的型号就没了。”

　　从此以后，核潜艇研究所办公室里每天灯火通明。上到总师、主任，下到每一位技术人员，人人都在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办公条件太差，空间太小，他们便在办公室里拉上铁丝，将核潜艇每一个舱的设计图分开展示，天上看看、地上看看，进行总体平衡优化工作。“那时我们地上铺得也都是设计图。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当我进办公室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年轻小伙儿跪在地上看图，一直跪着，很长时间一动不动，让我深受触动。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那时的条件确实比较艰苦。”张锦岚感叹道。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经历了千千万万般困难、无数次不眠不休后，如今，我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战术技术性能上比第一代核潜艇有了巨大的跨越和提高。鱼雷、导弹武器系统、核动力装置……一项又一项难关相继突破，为后续艇的设计建造积累了宝贵数据。2006年，第二代核潜艇授旗交付。在长久的压抑和沉寂之后，我国创造了核潜艇研制工程10年研制成功的“神话”。

　　2018年12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被誉为中国工业“奥斯卡”的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大会在这里举行。其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的新一代核潜艇研制项目获得“中国工业大奖”。人们激动的是，艰难前行数十年的水下长征路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