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血肉横飞伤员无数，唯有这个“倔强蛮横”的富婆能给我一丝温暖。

　　这是手望为你讲述的第203个故事

　　有很多人的人生，在被击中的那一刹那已经结束。飞溅的血液，钻心的疼痛，对死亡的畏惧，萦绕着他们的余生，全然不因伤口愈合而消失。希望以后的整形医师，只需要处理日常的疾病，而不用面对空洞的眼眶和血淋淋的脸颊，讨论救助的方案。

　　“整容”对于现代人来说，似乎再普通不过。大面积的烧伤，兔唇，这些原本会让人带着“不合群”的面容过一生的病症，得到了很大改善。公交车上的大幅整容医院广告，几乎让人忘了它最开始的出发点：治愈面部的畸形或伤疤。

　　日常中用到的很多技术，都是为了战争而生的。而一战的残酷，就是整容手术的“催化剂”。

　　一战期间，两千多万人受伤，其中有无数毫无训练经验就被拉到炮火之中的人。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子弹就追不上他们。而在他们探出头的第一刻，脸部就成了手榴弹和机关枪的画板，任由火药和鲜血摧残。

　　虽然四肢健全，这些被炸掉半边脸的人，却是最不被社会接受的一群人。伤员的妻子，会对丈夫少了一条腿却能活着而感激，却难以掩饰对一张破损的脸的厌恶。在英国锡德卡普，甚至会有一些长凳被涂成蓝色，警告其他人：你不会想要看到坐在这些凳子上的人长什么样的。

　　什么只要活着回来就好，我一定会等你，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经不住现实的考验。

　　除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最无法接受这张脸的，还是他们自己。他们的住所里，所有的镜子都会被封起来，而当他们不小心瞥见汤勺里倒映出的自己，甚至会吓得直接倒下。

　　战争摧残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他们的心灵。

　　世界上第一个接受整容手术的人，是在一战中被炸掉了上半边的脸的沃尔特·耶尔，别说单双眼皮，他整个眼皮子都没有了，面部糜烂的同时无法眨眼。整形外科之父哈罗德·吉利斯首创了植皮手术，用他其他部位的皮肤给他做了个“眼罩”，过程中他还两次险些丧命。但是最终的成果，也仅仅是让他不用带着一张烂脸活下来而已。

　　还有无数的士兵，有着更加严重的伤势，只能带着面目全非的脸活下去，连医生都救不了他们，救不了他们注定被排挤和孤立的余生。伤口痊愈了，心却一直在滴血。

　　1917年末，战争接近尾声，法国有一位女士，为这些已经被医学放弃的人伸出了援手。她并不比吉利斯厉害，更是对医学一窍不通，只是个学过艺术会做雕塑的富家女，就算是这样，她也想到了办法帮助这些战争后的“边缘人”——给他们做雕塑面具。

　　安娜·科尔曼·瓦特，是含着999k纯金钥匙出生的大小姐。她的曾祖父是矿业巨头，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五百万美元的遗产，爷爷则是投资人兼律师，1870年财产约有75万美金，爸爸也是德高望重的律师，瓦特这个姓氏，就是富裕的象征。

　　100多年前，几十上百万美金的财产，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大小姐安娜当然接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衣食无忧的她，在巴黎和罗马学艺术，最后从事雕塑制作。作品卖不出去？那又怎样，她本来就不需要这笔小钱。

　　事实上，她的艺术作品确实卖不了什么好价钱，哪怕是现存的作品拿去拍卖，最低价的一件不过600美元，甚至换不来LV的一个真皮小钱包。

　　这个只会做些普通雕像的阔小姐安娜，却在1932年被授予了法国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就是因为一战期间，她做了一件只有她愿意去做，并且做到最好的事。

　　回到1915年，26岁的安娜嫁给了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拉德，有了下半辈子的生活保障。日常本应该是继续做做雕塑，没事和其他阔太太一起聊聊天，做做美容，反正有老公养着，享受悠闲的日常就行了。

　　安娜，却和其他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不一样。也许是因为父亲是雷厉风行的律师，安娜也是个有点“女强人”性质的妹子，决定要做一件事就绝不会中途放弃，甚至被说有点很难相处。而她的倔强，用在了最正确的地方。

　　一战爆发后，丈夫拉德被调到了法国图勒，主管那里的美国红十字医院，每天都会接到无数病人。看着丈夫为了救助伤员而忙碌，不懂医学的安娜也坐不住了：“难道不懂医学，我就帮不上忙了吗？”

　　焦躁不安的安娜之后翻看丈夫的杂志，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说他利用他学习艺术的经历，给那些已经完成了治疗手术，但是却依然面目全非的人做出和他们受伤前一模一样的面具，让他们能够拾回自尊，让他们的脸不再是痛苦的来源。

　　“雕塑，我也会啊！给人做面具，我肯定在行！”禁不住安娜的软磨硬泡，拉德联系上了文章的作者弗兰西斯·德尔文·伍德。当时大家对这位“上流人士”头脑发热的想法并不看好，但是安娜毕竟是个有钱人，依然坚持创办了受红十字会承认的“面具工作室”。

　　每一个踏进这个工作室的人，都在炮火中经历了他们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一个脑袋被子弹击中的美国士兵曾经说：“听起来就像一个玻璃瓶子掉到了陶瓷的浴缸里，然后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他们要不就是眼睛空了，要不就是半边脸凹陷下去，用“面目可憎”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是安娜却从来不会害怕。安娜见过的“漂亮人士”太多了，她能跳过一个人的外貌，去感受他们的心灵。而这些士兵，都只是一些被强行征兵拉上战场的无辜的人啊。

　　为了给这些伤员带来一点点快乐，她把工作室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宽敞亮堂，而且还摆满了鲜花和国旗。有人觉得她这样做毫无意义，但是安娜不管：“工作室都阴阴沉沉的话，不是会让人难过吗！”

　　艺术造诣胜过伍德一筹的安娜，很快就做出了比伍德做的更好看的面具。伤病面部的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安娜会给他们倒面部的石膏模，然后填补那些本来有眼球和下巴的位置。

　　而面具本体，则是用厚度约为0.7毫米的铜片制作，大概是一张卡片的厚度。半张脸的面具，重量在110克到250克不等，像挂眼镜一样挂在脸上。

　　最大的挑战是上颜色。这些面具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看起来更像正常人的，古铜色的面具可一点都不正常。油画颜料涂到金属上，又会像干涸的河床一样开裂。尝试了手头所有的材料，安娜发现唯独瓷漆不会开裂，可以清洗而且效果也最为逼真。

　　而上面的胡子和眉毛等毛发，都是用士兵自己的头发或胡子做成。

　　本来就是学艺术的安娜，不仅对形状和颜色有很高的要求，连不同光线下的效果，刮过胡须之后脸颊上的触感，都要全部还原。

　　那些别人无法盯着看5秒以上的脸，她能一直一直盯着看，直到做出满足她要求的面具为止。

　　在这样精益求精的态度下，每个面具都要长达一个月的观察才能做出。她日夜不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依然给185位战士做出了逼真的面具，让他们能够开开心心地踏出工作室。

　　然而结果，却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战争的创伤，哪怕是再精致的面具也无法治愈，而安娜是除了伤员本身，最能体会这份伤痛的人。

　　这些士兵，确实对安娜怀着对救世主一般的感激，他们常常给她写信：“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我终于可以有个家了”，“我爱的女人终于不会看到我就想吐了，虽然这并不是她的错。”

　　然而这份感恩，更深深地刺痛了安娜的心，看着这些信件，她常常会流下泪来。吉利斯说，有的孩子看到自己爸爸戴着面具，面无表情的样子，直接吓得躲到了角落。而这些面具，并不能帮他们吃饭或者吞咽。

　　带着面具离开工作室的士兵，不知为何，总是在几年内就会过世，而哪怕到了死的时候，他们依然不肯舍弃那个已经破损不堪，让他们看起来更恐怖的面具：明明有了这个，大家都应该不会再见到我就别过脸去才对啊……

　　但是安娜，只是不断地继续做面具，做面具，祈求能给这些已经被医学放弃的人，哪怕最后的一点点尊严。

　　战争结束后，随着伤员减少，工作室也就关停了。安娜又是一个无忧无虑的阔太太了，只是她的心头，总有着挥之不去的那些残破的面庞。她并不觉得害怕和恐怖，只为那些被战争伤害的人感到心酸。

　　她做的雕塑作品，不再是战争前的那些好看但是普通的人像，而是有着战士脸上坚毅线条的形象。1932年，法国政府把最高的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颁给了这个美国人，感谢她为这些伤员的付出。60岁的时候，她带着战争的记忆，离开了人世。

　　除了数字上的统计，战争对人们的伤害其实无法估计。你能数得清有多少人失去了左腿或者右手，却无法测量他们心里无尽的后怕和恐惧。

　　此外推荐给大家一部电影法国电影《天上再见》，就是本期的封面图，这是个有关战争创伤，抗争与亲情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