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将是“六四”30周年，对于“六四”的回顾和讨论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加上中美贸易战导致本已举步维艰的中国经济更加难以维系，中国社会弥漫着不安与躁动的氛围，关于中国是否会再次发生一场“六四”的预言也在坊间流传。29前的“六四”究竟是一场自发的追求民主的运动，还是邓小平策划的意图推翻赵紫阳的政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由亲历“六四”，21名通缉学生名单中第14名的王超华女士的文章《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

　　法广：在“六四”29周年前夕，《纽约时报》用中文连载了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女儿李南央对赵紫阳秘书鲍彤的访谈，在访谈中，鲍彤提出“六四”实质上是一场政变？

　　贺兰若：是的。鲍彤认为，“六四”是邓小平公然违反党纪国法，针对赵紫阳发动的一场政变。鲍彤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自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

　　法广：王超华为什么不同意鲍彤认为“六四”是政变的说法？

　　贺兰若：王超华在《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中分析说，鲍彤的陈述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事实错误，逻辑含混和重大疏漏。

　　以事实错误为例，鲍彤重复赵紫阳《改革历程》书中的说法，认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学潮趋于缓和，一部分学生已经主张复课，所以赵紫阳做了平息学潮的指示以后，就按照原定计划访问朝鲜去了。

　　可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学潮毫无缓和迹象，反倒被追悼会时的经历  如聚集广场悼念的10万学生不知道也没看到灵柩离去、学生代表下跪请愿、谣传李鹏出来接见却始终没出来，等等事情给激化了。

　　法广：鲍彤都有什么证据支持他的“六四政变说”？王超华又是如何进行反驳的呢？

　　贺兰若：鲍彤的“六四政变说”一共有四个线索支持，赵紫阳“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引发邓小平警觉；邓小平撤销新华社准备刊发的辟谣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否决了赵紫阳提议的在悼词中称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撤销了原定的“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个线索。

　　对于第一个线索，王超华分析认为，赵紫阳在4月18日提出“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其实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官中，根本谈不上独特。毕竟，民众悼胡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四天，并没有受到任何官方阻碍，反倒声势见长。因此说赵的提议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有些过于牵强了。

　　对于第二个线索，这篇关于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是新华社4月16日为平息谣传和安抚民情，在得到当时分管宣传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和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意后，两天内完成的；4月18日当晚已获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主要领导签发，但午夜时分却传来撤稿命令。

　　按照鲍彤说法，邓决定撤稿是因为判断学生会坚持说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并因此会情绪更加激烈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借此激化学生行动，以便让赵紫阳承担责任，然后就可以指责赵本人是“自由派”并实现将其撤职的政变目标。

　　王超华分析认为，学生运动态势在4月18日前已经发展迅猛，辟谣胡耀邦是否是被气死的重要性已经明显减弱。后来的事实证明，撤稿这篇文章，对学潮发展基本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更谈不上“激化”。

　　对于第三个线索和第四个线索；鲍彤说，称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组织“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都是赵紫阳提出后，被邓小平否决了。王超华通过对鲍彤在“六四”时被捕时间和与李南央的交谈进行分析后认为，鲍彤对于这两件事情或者有所隐瞒，或者自己也不完全清楚。

　　关于王超华对此四个线索的具体详尽分析，请参看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4期《明镜月刊》中的《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一文。

　　法广：为什么王超华在文章中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气氛与1988年年底到1989年年初的社会气氛非常相似？

　　贺兰若：王超华认为，1988年夏末通货膨胀导致的抢购恐慌，政府经济政策开始紧缩，可是社会商品化趋势并未稍懈，1989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还远远超出了1988年夏。

　　如今也是这样，中国经济本已经危机四伏，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可谓是处处掣肘。金融、房产、股市和“割韭菜”的现实导致中国社会安全感严重缺失，恐慌悄然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