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帕夫洛维奇·谢利瓦诺夫于1903年5月25日出生在苏联莫斯科州鲁斯基区，1924年参加苏联红军。1928年，在苏联红军重型航空兵部队服役，1935年毕业于叶伊斯克领航员训练班。1938年5月12日-9月1日，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担任轰炸航空兵大队大尉领航员，先后完成22次战斗出动。下文节选自谢利瓦诺夫撰写的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回忆录。

　　执行任务中的谢利瓦诺夫

　　转场汉口

　　1937年，我在轰炸航空兵大队担任领航员。同年冬天，我们轰炸航空兵大队全体飞行人员被召集到莫斯科，接受飞往中国支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此前，我与战友曾向上级递交了自愿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的申请报告。返回机场后，大队开始演练飞行训练科目，包括中队和大队的编队飞行，对地面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轰炸和射击，以及在防空火力区域上空飞行等。出发前，我被选为大队党组书记。

　　飞抵伊尔库茨克后，我们接受和装备了DB-3新型远程轰炸机。随后，我们驾驶DB-3远程轰炸机飞行，以熟悉和检验轰炸机的发动机和机载武器的性能，进行射击训练、研究中国中部地区汉口机场的航线图。按照预定飞行计划，我们大队将在飞行途中降落6次，包括在蒙古境内机场降落2次，在中国境内机场降落4次。整个飞行转场将在地形地貌生疏和航空导航设备极差的条件下进行。

　　中国地大物博，在中国境内进行转场可谓是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应该说，整个转场行动进展还比较顺利。在中国境内一个机场，中国代表参观和接待了我们DB-3远程轰炸机大队。同时，我们将DB-3的机身更换成中国军队的标志。第2天早晨，我们继续驾驶DB-3飞往目的地——汉口机场。在飞越中国沙漠戈壁时，我们曾遭遇到沙尘暴的袭击。七八级的大风将黄沙卷起，整个大地笼罩在黄色雾蒙中。即便是在4 000米的高空，轰炸机也享受到了沙子的“亲吻”。“黄毛凤”使空中能见度条件变得极为恶劣。最让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地面卷起的沙子进入轰炸机发动机，后果将不堪设想。

　　5天后，轰炸航空兵大队降落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汉口机场。在得到中国航空地图后，我们研究了作战地区的地形地貌。我们受领的主要作战任务是轰炸位于长江下游的日本军舰、船只以及机场。

　　DB-3是苏联在1936年研制的双引擎中型轰炸机，上世纪30年代，24架DB-3曾援助中国空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图为俄罗斯斯莫尼诺航空博物馆里收藏的DB-3。

　　履行使命

　　我们此前从未遂行过这种作战任务。为此，我们先在军营进行理论知识学习，随后开始升空进行9机编队协同飞行科目的训练，最后又进行了反击日军歼击机的拦截和规避日军地面火力攻击等科目的训练。

　　在进行飞行训练期间，中方曾多次向我们提供日军轰炸机对我们驻扎机场轰炸的情报。为躲避日军的轰炸，整个轰炸航空兵大队都必须转到备用野战机场。有一次，在得知日军要对机场轰炸的情报后，我们提前飞往备用野战机场。在飞抵备用机场上空时，我们发现机场的土跑道被先前起降飞机的轮子刨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很显然，这是TB-3军用运输机轮子留下的痕迹。由于这些深深的沟壑没有修整和填平，贸然降落将会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损坏起落架，致使飞机无法起飞参战。当时，季托夫大队长下达了“在空中等待”的命令。接着，他非常谨慎地驾驶DB-3在机场降落。降落后，季托夫在机场选择了最合适的降落位置，摆放好“可以降落”的标志，引导其它飞机安全降落。

　　当降落在备用野战机场后，国民党军队一名负责机场保卫工作的军官接待了我们。季托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我们是来帮助中国抗战的，不要让自己的机场把自己的飞机损坏了。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将机场的沟壑填平。明白吗？”

　　“懂！懂！（明白！）”这位国民党军官面红耳赤地回答，并迅速向机场警卫部队后的城镇跑去。十几分钟后，机场跑道出现了一群手提竹篮的民工。30分钟后，机场聚集了约300人，他们哼着凄凉的小调，用竹篮中的土将坑洼不平的跑道填平。此前，我曾发现不少国民党军官都是富贵人家出身，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对自己的职责玩忽职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轰炸航空兵大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遂行对日军目标轰炸的任务。

　　图波列夫TB-3重型轰炸机，也承担部分运输任务

　　由于作战任务完成出色，我们经常接到中方司令部的感谢电话，苏联援华军事顾问也经常来电话给予表扬。但战争中的损失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地留在了中国。有一次，在遂行完作战任务的返回途中，我们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在兹韦列夫上尉指挥的中队编队中，射击-无线电员被日机击中，身负重伤。降落后，他被迅速送往军队医院，途中因失血过多光荣牺牲。

　　在遂行轰炸任务中，我们时常会与日本轰炸机“友好”相遇。有一次我们计划对位于长江附近的日军机场实施轰炸。在即将飞抵目标机场上空时，在编队左侧8~10千米处出现了日军轰炸机群，在它的上方是战斗机掩护编队。我马上用话筒向编队指挥员赫柳金大尉报告：

　 　“编队左侧上方迎面航向发现敌轰炸机和战斗机”。

　　“是的，我也发现了他们。他们大概是去轰炸我们的机场吧。”赫柳金大尉回答说。

　　此时，我们在敌机上空顺着阳光方向飞行，也许敌机飞行速度快没有发现我们，也许发现了我们，但是他们要完成轰炸任务，无暇顾及其他。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轰炸机编队迅速解散，以应对不测。

　　我们前方出现了一座大城市，再往前便是要轰炸的日军机场。同时，我们还发现与大城市邻近的长江流域出现了几艘轮船和码头。尽管飞机发动机隆隆作响，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2 000米高空听到从江面传来的轮船鸣笛声。我们第一次战斗进入，对日军机场的跑道和建筑物进行了轰炸。轰炸任务完成后，我们驾机返航。1个半小时后，我们返回了熟悉的机场上空。正与赫柳金大尉事先猜测的一样：我们在航路上遇到的日军轰炸机编队，对我们机场进行了轰炸。机场上由竹子搭建的飞行员休息室被烧毁，机场跑道留下了许多弹坑。机场摆出了“禁止降落，在空中等待”的标记。负责运土的军用运输车，在机场上往来穿梭。一群群民工提着竹篮在填平弹坑。15分钟后，机场允许降落。轰炸机降落后，立即进行加油，并随时准备接受新的轰炸任务。傍晚，当接到了解除战备的命令后，我们才返回宿舍休息。

　　一天早晨，轰炸航空兵大队与新部署的另一个大队一起，去执行轰炸位于长江流域的日军大型军用运输船只的任务。第一大队由赫柳金指挥，领航员是苏霍夫。第二大队由季托夫指挥，领航员是我。在这次战斗出动中，我们机组一位年轻飞行员被日军战斗机的枪弹击中，壮烈牺牲。降落后，我们收到了日军几艘运送登陆兵的军用运输船只被击沉的消息。日军一名将军也被我们击毙。

　　长江地区的复杂气象条件常常影响我们的遂行轰炸任务。实际上，中方没有像样的气象服务机构。有时，我们在天气晴朗条件下起飞。返航时，天气突然变化，致使我们无法找到自己的机场。由于浓积云，我们只能隐约看到机场附近海拔800~1 200米的小山顶。我们逐渐学会了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寻找机场附近小山顶的方法，以便安全返回机场。夏季长江地区阴雨不断，连续几天的降雨，使机场周边地形地貌发生很大变化。雨水过多形成的小河支流，从空中望去，原有的地形地貌不复存在，似乎进入一个新的陌生地区。如果此时发动机出现故障或者燃油耗尽，那么，在机场顺利完成降落的机会将非常渺茫。

　　顺利交接

　　我们在中国时常思念家人和朋友。1938年夏天，在完成对日军目标毁灭性轰炸任务后，我们正式接到了返回祖国的通知。我们驾驶DB-3飞行3昼夜，在中国后方的一个机场降落。在这里，我们将DB-3移交给中方。苏联派来的TB-3军用运输机已经在机场等待我们。移交工作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与中国朋友告别。傍晚，当我在宿舍收拾行装时，我被轰炸机编队政委博加特廖夫大尉叫到办公室：“怎么样，谢利瓦诺夫同志，准备好了吗”？“一切准备就绪！大尉同志。”我回答。“明天，从苏联后贝加尔转场来的一个SB高速轰炸机航空兵大队将飞抵汉口机场。这个大队的队长是斯柳萨列夫大尉。考虑到SB高速轰炸航空兵大队对地形地貌和作战任务不熟悉，上级决定派你和博洛维科夫上尉机组留下来帮助他们尽快熟悉情况，以在最短时间内胜任独立作战任务。”博加特廖夫大尉说。尽管回家心情急迫，但我还是痛快地接受了此项任务。

　　SB轰炸机作为苏联空军志愿队和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主要轰炸机，参加了大部分对日军的轰炸任务。图为武汉会战中的苏军SB-2轰炸机。

　　在最短的时间里，我与博洛维科夫，将在中国作战的经验向斯柳萨列夫大尉进行了传授。很快，斯柳萨列夫大尉指挥的轰炸航空兵大队就接到了轰炸日军机场的任务。鉴于首次遂行轰炸任务，轰炸航空兵大队编队长机是波罗维科夫上尉，我是领航员。那天，天气情况良好。在接近轰炸目标时，云层不厚，风力约为3~4级。我们沿云底飞行，飞行高度约为2 000米。在飞行中，我们既没遭遇日军高射炮的阻拦，也没遭遇日军战机的拦截。我们迅速进入战斗航向。突然，飞机前方出现了密云。当我们钻出密云时，没有发现大队的其它任何一架飞机。随后，我们进入目标，投掷了航空炸弹。在空中盘旋几圈后，还是没有见到轰炸航空兵大队的飞机。于是，我们向加油机场飞去。一路上，我们机组成员一个个愁眉不展，一言不发，郁闷到了极点。“真是糟糕透了，我们怎么会与整个大队失去了联系呢？要知道，他们是第一次遂行轰炸任务。也许他们迷了路，被迫降落在了某机场。不管怎样，这个责任应该由我这个领航员来承担。”我说。

　　一个小时后，我们飞抵备用机场。此时，我高兴地发现，整个机场就像阅兵式一样，整齐停放着斯柳萨列夫大尉指挥的12架SB高速轰炸机。加完油后，大家格外高兴。我兴奋地对斯柳萨列夫说：“您现在可以作为长机率领12架SB高速轰炸机返航。我们作为殿后，紧随您其后。如果遇有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及时变换编队位置。”遂行这次作战任务后，斯柳萨列夫大尉正式向上级报告：“整个轰炸航空兵大队已经具备独立遂行作战的能力。”随后，我与博洛维科夫上尉接到了返回祖国的命令。

　　按照预计的时间，轰炸航空兵大队飞行员乘坐TB-3军用运输机，应该早于我们返回祖国。但是，他们在乌鲁木齐机场降落后，由于赶上那里闹鼠疫，他们在乌鲁木齐机场被隔离了1个月。1个月后，当我们赶到乌鲁木齐机场时，正好赶上他们被解除隔离。我们与他们一起返回了祖国。

　　返回祖国后，轰炸航空兵大队所有空勤人员均被授予战斗红旗勋章。我被授予上校军衔。1939年2月23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命令：授予波罗维科夫、兹韦列夫和我“苏联英雄”称号。尽管我们战斗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但是，我们终生都不会忘记在最艰苦时期给予中国的援助，以及我们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的牺牲。

　　武汉解放公园里埋葬着15名苏联志愿航空队的烈士，至今这里还高高矗立着苏联志愿航空对烈士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