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张爱玲是李鸿章、张佩纶等名人之后，其家世可以牵扯上小半部近现代史。她自己生逢乱世，没曾想平平安平过一生，却出名趁早，把我国文化中的人情阴毒、心思敏感、文字富艳极为饱满地表达出来。当时的文坛一度为之震动，在家国沦陷中的傅雷曾经化名作文称道，殷殷期待；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傅雷一定了解一战前后瓦雷里长诗发表后的反应，即真正个体精神的诞生是比战争、思潮、流行更为重大或至少同等重要的事件。没有此种对个体精神的关切和尊重，战争中的血就仍在白流。张爱玲横空出世表达的，是比启蒙滑向救亡的国家主义的左右翼文化更为突出的中国人的成就。但是，这么一个类似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天才，命中是要做一个与时相违却洞明一切的大诗人，却不幸地遭遇时世和人事的多重狙击，只能孤独地自我演绎一生。

　　这种人生之甘苦的经验，就有无行男人胡兰成的参与。这个曾被她称为“张牵”、“张招”的胡兰成竟也靠她在后世几经沉浮，在今天的读书人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自然，能在张爱玲那里登堂入室的胡兰成也非同小可，他的才学识当年让张爱玲“低到尘埃里”，直到今天仍“惊艳”着文学得纯粹的心智。

　　我犹豫着是否用“心灵”一词，因为张爱玲本人一经洞明真相即谢了放下了。今天的胡迷放不下，因为胡兰成的经历和文字确实多有匪夷所思之处，确实挑战日常的心智，而非自立的心性或自足的心灵。即使自以为缥缈的审美主义者，在胡兰成那里也只是找到的智的直觉的愉悦，而非灵性的提升或落实。因此，无论是批评胡兰成的下作、汉奸无行，还是粉其才的人，都少有将胡兰成作为我们生存社会化的遗产，而只是牵扯个人的爱憎喜恶而已。

　　胡兰成的一生说起来其实简单。他几乎是自学成才；三十出道，以策士时论卷入社会政治，做报刊主笔，为政客帮闲帮忙。抗战期间，他做了汪伪政权的宣传次长等官职。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晚年一度回台湾活动，因汉奸身份受到文化界的攻击，只得再度去国并客死日本。可以说，他是一个直到今天仍不被两岸社会主流认可的人物。

　　胡兰成是浙江农村子弟，成长年月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学、旧学、西学满天飞，胡兰成没有进过大学受正规教育，但他的才气和悟性极高，20岁出头到北京的大学里工作并游学，30岁不到出版散文集并寄给鲁迅。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仍触处皆是，因为缺乏师友、集体的切磋砥砺，他们往往有些思想的闪光、文辞的出彩，他们自己也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智。由于他们是从边缘地带向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带行进，他们没有一开始就位处中心地带学子文人们的规矩、教条、平实，而是表现得更有灵智，更天马行空。因此，他们的粉墨登场往往极为瞩目。

　　胡兰成第一次大出场就搅动了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个中国社会的大命题，他发表言论说：“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结果他得罪了地方势力，一度被关押。但他仍在清谈论政的道路上走了下去，甚至变成了“和平运动”的旗手。他第二次大出场受宠或受托于汪精卫，有着烈士情节的汪精卫说的是：“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而胡兰成也同样擅于戏剧化自己，“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

　　这样的才子考虑的当然是大词大事，很少考虑大节大义。两个自恋自大的才人走到一起，胡兰成为汪精卫的事业辩护得不遗余力，他做了汪伪政权的高官：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集团机关报《南华日报》总主笔，等等，算得上青云直上。

　　这种乱世的风云际会引导强化了一个文化种子的张扬，这个从基层拔起、已无根基的穷苦孩子见了天日便如浮萍，他的见识、心智和兴趣流艳而不俗，他不会一门心思地聚敛，但他会附庸风雅、自作多情、装扮文化。他活在词语装扮的大宇宙里，从作家苏青送的杂志上读到了张爱玲的文字，触动了他的自恋的心智，在汉奸周佛海们的交际圈中，胡兰成居然跟张爱玲谈起了恋爱。这个38岁的大男人夸起23岁的张爱玲来，可能更多地是为自己感动了，他说张“是顶天立地，连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

　　懂得人情却涉世不深的张爱玲也为这个混世的男人打动了，她给胡兰成写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又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是真心把自己交给他了，一时之间她当然得到了至高至美的幸福。天才也天真的作家与她心仪的男人合作写下婚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胡兰成当然不会把自己交付出去，他的本质是浮萍。他的爱都是自恋的对象化，他见得多爱得多，并不因为遇到了张爱玲他就收手，也不因为张爱玲而以为曾经沧海。有人说，他对女人有一种“病态的需要”，他一生先后和七个女人结婚，和一个日本有夫之妇同居。而他在38岁的时候，遇见了20岁出头的张爱玲，随即与他的妻子离婚，跟张爱玲结婚。此后不到一年，又和武汉的17岁的小姑娘周训德同居，和同学父亲的小妾范秀美结婚。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一个女人，他的发妻玉凤病重时，他可以跑到隔壁村的义母家一住数日：“我在俞家又一住三日，只觉岁月荒荒，有一种煳涂，……我与玉凤没有分别，并非她在家病重我倒逍遥在外，玉凤的事亦即是我自身遇到了大灾难。我每回当着大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当着了这样的大事，我是把自己还给了天地，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

　　他也确实没有分别心。周训德是护士，张爱玲是名门名人。他都说爱，却拒绝选择。他夸周训德，说“若生天上，生于诸佛之所，若生人世，生于自在妙乐之处”。黯然神伤的张爱玲只好退出：“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张爱玲做不到克罗齐意义上的大诗人，在此刻可能就注定了。

　　因为混世的胡兰成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张牵”、“张招”，他不会去成全张爱玲的，更不会回报或成全社会，他要的只是自己的欲念满足，是自己的智力才情游戏。因此抗战胜利，他在中国就无立足之地，只得流亡日本。好在他的聪明足以整合点什么，他在日本期间开始学习日语，并结识大数学家冈洁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村秀树，成就其学问体系，他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更像个样子。因此他的文字总是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这样的才子在做人上更有常人所不及处，也是仁人志士所不屑处。因为无牵挂，他们更像是需要世界爱惜的孤独才俊或孤胆浪子，这个是非罪错明确的世界接纳不了他，他就在女人那里一展才华。胡兰成被论者称为“女人的魔星”，他的女人缘太好了。据说，胡兰成在日本讲学时，他的女弟子居然分成两派，为争宠而斗。他的最后一次登场是到台湾教书，据说在台北讲课时，台湾一代才女朱天文、朱天心在其身边，不断背诵张爱玲小说中的名句，女作家林慧娥等在一旁看不过去，说：“分明是想被收编进《今生今世》的群芳谱里嘛！”

　　可以说，胡兰成到老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他临死前给朋友的赠礼是“江山如梦”这样的话，可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非大奸大恶之人，他只是流氓浪子。他不是一个可以行脚休憩的基石，不是可以开花结实的种子。因此他有红粉，有知己，有女弟子，有隔代知音，但他的行状却如“江山如梦”一样空洞，“所谓江山，是指故国的山河、扬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来，是指故国本身。所谓梦，就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是遥、是永久的理想。”这样的人生可远观而不可近睹，否则如张爱玲一样凋谢。

　　胡兰成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没有附丽于社会的人伦生活，反而多次为自己的薄幸、无情、自恋辩解。他自我标榜的审美生活不足以延伸到社会的伦理叙事或说历史叙事。因此，即使今天大陆社会和台湾社会以宽广的胸怀接受了他，他的言路思路仍不足以服务于社会全体，而多半是打动文学的个体心智。让才子发现才子，让佳人恋惜自己。固然，在一个泯灭个性的站队潮流里，胡兰成的才思值得流连；但从胡兰成的灵智世界走向社会，维护并加持群己权界，仍是今天我们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难题。

　　对于胡兰成，也许当时人比今人更为明白人生世界的某种真实。胡的同僚、汪伪政权的金雄白曾写有《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他感慨说：“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侥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粱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

　　公正地说，胡兰成一生的轨迹，近乎法国小说角色于连和中国现实人物余秋雨的混合，只是他并无秋雨大师这样长达几十年的“好运”。好在胡兰成的文字还有着一个聪明人的才思和趣味，隔了时空的距离阅读胡兰成，他比秋雨大师显得空灵。在今天开放的世界里，他是聊备一格的存在，文学唯美的心智可以去听听胡兰成。（作者余世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