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被人们称为“左王”(图源：AFP/VCG)

上个世纪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是胡耀邦和邓力群对抗与争夺的焦点。而关于这个词到底是谁首先提出和发明的众说纷纭。有人说邓力群是这个词的发明者，当事人邓力群曾1984年“不认账”，却又在三年后“认了账”。这究竟是为何？邓力群与清除精神污染的真正关系到底是什么？本文摘自徐庆全个人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原题为《徐庆全：说说邓力群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

1983年3月14日，马克思诞辰100周年。3月16日，以周扬署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人民日报》刊发，在知识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当然，也在中央高层引起了一场争论，甚至引发了一场在当年被称之“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

有人说，这场搞了“二十八天”的运动，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可是，在我们那个孔孟之乡，我感觉就是真真切切的运动，学校为此还开除过是“污染”源的学姐。

因此，“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深深地镶嵌在记忆的“内存”。

“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是谁发明的？

1983年，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浑然不知周扬有这样的大报告，当然也更不知道因为这个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只是到了这年10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波及到我所在读的大学时，同学之间多次传阅并珍藏的《人，啊人》（戴厚英著）一书被强行没收了！甚至钱钟书的《围城》也好像列入了应该“清除”的“精神污染”名单中，取而代之的是胡乔木所著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老师说，这全是因为周扬那篇报告引起的。

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是1984年春开学后，学校免费派发的。人手一册，有组织学习讨论，以消除周扬所鼓吹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影响。“鼓吹”这个词，已经是个久违的字眼，但当时辅导的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报纸上铺天盖地，老师也朗朗上口。同学们觉得拗口，常常用“清污”简化，甚至嬉闹。比如说，踢完球，相约去洗澡：走，“清污”去。

可是，学习胡乔木的著作，搞不清楚什么是“精神污染”，如何“清除精神污染”。他的文章洋洋洒洒三四万字，好像只有一两处有“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

既然胡乔木的报告是对着周扬来的，就去从周扬的报告找“精神污染”源吧。可是，认真学习周扬的报告，反倒更糊涂了。

以当年有限的政治学常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报告都绕来绕去，让人不着要领。

周扬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胡乔木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吗？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天然的公式；“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怎么就是“不等式”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居然是错的？不应该提倡？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又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怎么又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两个大理论家在一塌糊涂地争个甚？

再说了，你们两人绕来饶去就绕呗，干嘛要用拗口的“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禁止我们穿喇叭裤、三接头皮鞋打掌有风度有回头率的响，禁止我们烫发、谈恋爱并严厉地开除过我们眼中亭亭玉立、风情万种而老师眼中却是“污染”源的学姐？

都是“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惹的祸！是哪个……（以下略去三个字）发明的这个词。当时，我们咆哮，且愤愤然地咆哮！

“清除精神污染”发明权是邓力群

带着这样的记忆，1990年代中后期，我作周扬与中国意识形态研究时，当然想搞清楚是谁发明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

1999年5月12日，我采访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老，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发明了这个词。我们之间有这样的对话：

秦：“清除精神污染”提法的首创者是邓力群。早在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用以指责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徐：您说这个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知道。邓力群的讲话公开发表了吗？

秦：这个我不记得了，反正当时我对这个印象很深，你可以查一查资料。到了10月，在邓力群的宣传下，王震出来讲话了。由邓力群主持的研究室起草的关于“要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经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之口，在南京召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这是向全国公开表示要开展：“清污运动”的号召。震动全国，也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于是各报刊，知名人士的表态文章，大有造成风雨欲来的形势。后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对下，才没有引起大的运动。

有了线索，我就查。但煌煌三大册的《邓力群文集》，却没有收录这篇文章。我又去采访曾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吴江老。他说，知道这个讲话，似乎发表在党校的内部刊物上。

“内部刊物”不是我这样的小老百姓可以随意看到的，此事也就放下了。

又过了两年，我在图书馆随意翻看一本叫做《编创之友》的刊物时，发现在1984年第一期上有邓力群的一篇讲话：《宣传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翻到文末居然发现这样一条括注：“（本文系作者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中央党校讲话的一部分，原载中央党校《理论月刊》创刊号）”。

返回来细看，还真发现了“清除精神污”这个词。这是我当年抄录下来的文中的一段话：

在思想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这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对于拨乱反正，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们党的整个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有极少数人，其中也包括个别的共产党员，打着“思想彻底解放”的旗号，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有的人从西方猎“奇”，但猎取的却是被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已经腐臭了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贴上“新思想”的标签，让这种东西在人们中间散发着腐臭气息，污染和毒害人们的心灵，扰乱人们的思想，妨害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的错误文章和宣传，已经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消极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所有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都有责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认真分析各种错误思潮，努力清除精神污染，使我们的青年和其他社会成员逐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不仅“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赫然在，而且还不点名地断言：周扬“的错误文章和宣传，已经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当年，我和我的同学都属于“青年学生”之列，如果不是学校组织学习胡乔木的文章，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周扬的文章，何来“消极影响是很大的”之说？也许，我们无知地成为邓力群眼中另一部分比较好的青年学生了吧？

1984年，邓力群不认账

2006年初，读到邓力群自述，有专章“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就先睹为快，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不料，看完整个章节，发现邓力群并没有认“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发明权的帐。看看其中关键的一段话：

（1984年）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头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

胡乔木看到胡耀邦这个谈话材料以后，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的由来。我请人查的结果是：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用的是“清理”。

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有“清理”字样。

1983年10月12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

1983年10月21－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陆续发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超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多党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0月26日。

10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

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

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

1984年2月20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中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段话，韵味十足，读得我心里“咯噔咯噔”的。我理出个头绪，让列位看官看看是不是如此：

1、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要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的出处。胡总书记有话，胡书记紧跟。

2、邓力群“请人查”，但并没有告诉这个请来的人，自己在1983年6月4日就发明了这个词；这个请来的人也没有查到邓力群的发明权。

3、不仅如此，来人查的结果是：邓力群用这个词很晚，在11月1日；胡耀邦和王震、彭真、邓颖超等党内老一辈用的倒早一些。且，邓力群用得少，就一次；别人用得多。

4、如此这般，邓力群就认为，“查清了”，“圈阅了”，胡耀邦没必要再把这件事老挂在嘴边了。

或许，邓力群忘记了自己拥有这个词的发明权？列位看官，接着往下看。

1987年，邓力群认账

1987年1月，关于胡耀邦的生活会召开。12日上午加13日上午，邓力群作了“三个半小时”的发言。这个发言也“一字不漏地抄录”在他的自述里。在说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说：

“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个讲话中用过。同年九月二十几日，我在一个会上，又说过“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话，报纸发了消息。十二届二中全会后，耀邦同志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用过“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数也不少。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讲话中只用了“清理”，没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转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时，也是按小平同志说法，用“清理”而没有用“清除”。有同志说，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邓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事实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对待精神污染，要反对、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问题的实质不在用语，而在对待精神污染的态度。在这点上，确实有分歧。

看来，邓力群并没有忘。他不仅认账了，理直气壮地“澄清”“事实”；而且，坦言：这个词“我用的多”。

邓力群自述，是一个班子给他整理的，前后如此“对冲”，不知算不算是百密一疏。

相关的史料

邓力群发言中说，“同年九月二十几日，我在一个会上，又说过‘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话，报纸发了消息”。

这个可以查到，是9月24日，邓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强调要“努力清除各个思想领域的精神污染”，把这场斗争从教育界推向各个思想领域。

这一条，在1984年2月，他请来的人也没有查到。

据秦川回忆：1983年8月间，在一次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万里批评邓力群任意散发“精神污染”材料。万里说：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方毅说：科技战线不搞“清污”。本来，这次会议还要讨论一省一区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也不了了之。

据当年在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郝怀明回忆：9月26日，时任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的梅行，写信给范若愚并转（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各同志，提出了“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的口号。信中说：

我们的学会既然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名，名必副实，即要致力于宣传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原理原则，并坚决同反对、曲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言论进行斗争，发扬战斗的革命作风。在团结大多数的前提下，真正组织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中央将在进行整党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便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学会在这方面应该完全依照中央的方针行动，并做出应该做出的贡献。

这封信在大会上宣读，后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公开发表。这次大会，与邓力群前面说的南京那次会相跟着。

王震在那次会上发出“清除精神污染”号召，梅行在这次会上写信支持，相得益彰。

这封信，是经邓力群审阅并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