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的原则

1970年代末，在反思了极左意识形态、闭关锁国、空谈误国、物质匮乏和缺乏“按劳分配”激励机制所导致的低效率和一系列社会思潮混乱之后，新上台的邓小平为他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几条基本原则：缺乏市场元素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缺乏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市场经济便不可能强大和繁荣并被大众共享。而在中国，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基层行政网络应该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撑力量。

邓小平改革的惊人之处在于他并不知道，其实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没有形成任何能使落后农业国有效实现工业化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1]。

这一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从萨穆尔森开始建立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福利时代的产物和一批应用数学家的智力游戏，其基本假设为了适合数学分析而严重脱离现实世界、脱离英国工业革命和欧洲列强崛起的历史。

而且还在于即便是当代那些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也没有搞清楚历史上工业革命产生的机制，比如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18世纪末的英国，而不是欧洲的其他地方，或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保护都更好的中国，以及棉纺技术高度发达而且盛产棉花（19世纪全球制造业最为珍贵的原材料）的印度。因而无法告诉落后国家如何复制工业革命[2]。

以此对应，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却是由黑板上训练出来的几个哈佛顶级经济学家和俄罗斯一批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历史的激进年轻人主导的。他们从西方教科书出发，坚信“一切资源私有化、一切皆靠市场机制、金融资本自由跨境流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活动”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崛起的秘密，因此也一定能为俄罗斯带来美国一样的经济繁荣、科技实力和主宰全球的金融力量。

他们主动弱化政府、国企、国家研究机构和公费教育医疗体制，放弃产业政策。他们认为西方当年崛起靠的是“民主、自由、法治、博爱”。他们认为市场万能，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只应强调企业家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

他们认为那种毫无约束的、为了多获得1%的利润和回报就愿意置国家利益和公共道德于不顾、铤而走险的所谓“企业家精神”能够自动为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大头奶粉”、“苏丹红”、寡头垄断、房地产泡沫、金融诈骗和资金出逃。

他们认为是随心所欲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而不是历代英国皇室的产业政策和坚船利炮，使得英国这个边陲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不光所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就连明治维新以后拼命模仿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的军国主义日本也不是这样认为的，更不是这样实现工业化的。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资料图）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精辟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Sven Beckert,2015)

所以中国的成功不容易：她不仅无法依赖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因为这样的理论并不存在），而且还有很多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来误导[3]。

以下我们先简单列出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创出的“一条血路”，然后在下一节做详细描述和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如下这些发展阶段：

乡镇企业繁荣阶段（1978-1988）

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克服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通过初步的农村改革（比如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保证了基本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鼓励以商业交换为目的的农业生产（commercialized farming）和发展副业以使农民初步脱贫。

二是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地方政府通过鼓励和扶持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乡镇企业，全面启动了农村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它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就地导入了初级制造业，刺激了原始分工和地方性商业网络的发育，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为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虽然这一阶段依赖的是原始技术和国企淘汰技术，它为未来新企业的涌现和壮大创造了市场条件，播下了种子。

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1988-1998）。

全国性初级大市场和销售网络的形成引爆了真正意义上的、以规模化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消费品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阶段虽然依赖国外进口技术，但大大刺激了全国性劳动力的流动和企业管理、销售、技术方面的更新，使得中国产品开始能够真正地进入国际市场、加入国际竞争。上个阶段积累的原始资金也为这些规模化大生产方式的涌现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条件。

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1998-2008）

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的经济繁荣和产业升级提出了对能源、通讯、运输和动力工具的巨大需求，使得煤炭、电力、电信、高速公路、铁路、海运、汽车、火车等工具性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为瓶颈。

由于巨大的公共品性质，工业化的继续深入需要一个有为政府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统一融资和税收来大力扶持这些基础设施产业。而融资和税收的基础则来自于前期农村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提供的巨大社会积累和储蓄。

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2008-）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一场轻工业革命，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一场重工业革命。而这两场工业革命之间的连接铆钉就是以能源、交通和动力工具“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全面基础设施建设。

“三位一体”工业化的全面铺开很自然刺激了对所有重工业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市场需求，使得企业进入原材料产业和重化机械工业和有利可图，因而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标志是对那些支撑大规模轻工业品的规模化生产和运输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这包括钢铁、水泥、机器、设备、化工产品、写字楼、现代商场、高速公路、铁路，仪器、机械设备以及所有的中间产品和部件的生产。

通过与成功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比较，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所遵循的发展路径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路径，符合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由于道路正确，再加上后发优势和充分利用了毛泽东时期积累的正面遗产，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大大提高，以至于每10年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50年。

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也就是向重化工业技术的价值链顶端的冲刺阶段，以实现高端产业链的自主生产和设计。

一旦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便会拥有一个自主的高端工业生产体系，一个能够规模化生产所有高技术产品（其中包括满足轻、重、化、电子工业品的规模化生产所需的所有机械设备和精密仪器）的良性循环回路（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这个良性循环的生产体系将非常灵活，可以对产业链终端消费者需求和全球市场变化做出快速的全局调整，这与冷战时代前苏联确立的、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获得的技术能力才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因为现代农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而且是基于区域分工和多样化农副产品精细加工的规模化大生产，对管理、检测、储存、运输、冷藏、科研投入的都有很高要求[4]。

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历史中，现代意义上的大型金融体系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主要服务于巨有漫长产业链的重化工业的集资、产业运作和升级（例如在钢和铁路时代），这刺激了大规模信贷、资产和债卷市场的形成，金融监管能力的提高和货币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只是在最近（即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下半段后）才开始认真着手推动金融改革，建立金融债卷市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跨国流动。这个推迟了35年的金融改革计划十分英明。

无论是贫穷的非洲、落后的东南亚地区，还是比中国收入和技术水平都高出许多的拉美、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改革，都是因为被教科书误导过早启动了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葬送了好多机遇和发展成果，出现严重去工业化，自废武功。

金融资本属于短期投机性资本，而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是长期投资资本，因此只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干预才能够实现对金融资本的有效引导和配置，如都江堰之于洪水。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点严重缺乏认识，因而对拉美国家采纳华盛顿共识以后出现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根本无力解释。

因为这些黑板经济学理论没有看清历史上真正的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是在欧美国家全面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型重化工企业和巨大产业链（比如铁路运输体系）的兴起，才推动了现代债卷和金融市场发展和建设，以及由于受到多次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以后才不断完善和建立的相应金融监管机制。

而落后的农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毫无金融监管经验和所需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利用中小企业自留基金、民间小额贷款和国有银行体系就足以应付乡村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而无需承担巨大的由于资本市场开放和投机性金融产品买卖导致的巨大系统性风险。

没有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落后国家的资金链需求和资产市场小而浅，信息渠道极其欠缺、极不对称，极其容易被发达国家受健全监管机制束缚但富有投机赌博经验的金融大鳄和跨国金融公司操纵和炒作，使其血本无归，葬送发展成果。

巨大的投机性和套利机会本身也会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稀缺资源，包括资金和企业家才能，过度集中到金融产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错配和深度腐败。

可以预见，一旦中国稳健的金融改革和健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这个目标得以完成，现代化的金融、债卷、股票、期权市场得以建立，中国将有能力高质量地、全面地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全面福利社会阶段。

西方国家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二百多年后的20世纪初期或二战结束后才普遍进入这一阶段的，当时这些国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自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产业升级。福利社会阶段的特点是全面的经济福利（如健全的金融、医疗、教育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政治福利（如法制下的言论自由和公民对社会政治活动的的大规模参与）。

只有在社会登记制度变得完善、劳动力资源变得稀缺、福利分配变得量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这样一个高级发展阶段，对于违法犯罪的惩罚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人性化的、量化的、有效的威慑效应（比如定量地限制获得经济福利和政治福利的权利）。在这个阶段之前的任何法律体系和其执行力度都会因此带有很大的极端性、任意性和不公平性（比如滥用私刑和死刑），尤其对于社会底层百姓而言[5]。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摆脱贫困陷阱还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必须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重型机械工业、或精密仪器工业、或化学工业、或冶炼工业以及以此相关的农业、食品加工业和医药品工业的精细化、规模化生产和研发的良性循环和科技创新的独立自主。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绝不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比如还处于小农经济作坊手工业阶段或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就开始大搞重工业建设和金融自由化，甚至大搞福利社会（尤其为了争取选票而不断向选民许诺福利），而是应该循序渐进地通过市场培育和劳动生产力提高来逐步推进产业升级，并以工业化进程来倒逼现代企业制度、行政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曾经十分流行。一般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完成时期才开始具备技术手段、经济实力、监管条件和国家意志去反腐，并把腐败控制在一个不危及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范围。普选民主从来不是工业化的原因和先决条件，而是工业化的结果。

试图以大跃进或蛙跳式的发展战略跳过早期原始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和轻工业革命阶段，过早迈入重工业甚至福利国家阶段，只能会由于经济基础不牢而导致发展失序、债务危机和政局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