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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并非一帆风顺:一场战斗伤亡近5百
www.wforum.com | 2016-10-25 20:57:42  世界军事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四渡赤水并非一帆风顺:一场战斗伤亡近5百

四渡赤水宣传画,资料图。

        1935年,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西南地区。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并在会后逐渐成为红军的实际领导者。此后,红军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周旋。国民党军欲一举置红军于死地,而红军则要在困境中奋力图存,双方之争战,一波三折。最终,红军在金沙江脱出包围圈,扬长而去。对这一段历史,有关的解读可谓汗牛充栋,但现有的解释体系最大的缺陷就是很少听到中共对手方的声音:他们的行动、判断及内在冲突如何影响着红军的命运,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其详。所以,尽可能通过更多背景、环节和细部的呈现,进一步全面准确认知这段曾经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或仍有其相当的空间在。

       一、一渡赤水形式对红军不利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按照中共的原定计划,红军在会后继续北向,准备进入四川,争取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经过连年混战,刘湘成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权已有定于一尊之势。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对其形成巨大威胁,为阻挡红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集重兵于赤水、古蔺、叙永地区,沿江堵截,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大举入黔,计划与中央军、黔军配合,于黔境乌江地带围歼红军。

        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基本作战方针是以武力打击南京中央军及川黔地方部队,硬碰硬意图明显。根据这一方针,红军向西挺进四川,下旬进至川黔边境的土城一带。此时,入黔“追剿”红军的川军也跟踪而至,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集中力量对川军发起突击,迅速干脆消灭对手,为进入川南创造良好条件。28日,红军与川军六个团在土城激烈交锋,战斗持续一天,红军未能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增援川军还在源源赶到。29日凌晨,中革军委鉴于战斗已难以继续,下令全军西渡赤水河,撤出战场,是为一渡赤水。

        红军渡赤水西进后,很快发现形势十分不利。川南泸州一带是四川的繁盛之区,也是川军集中防御地区。红军进入川南,连续遭遇川军截击,处境艰难。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要求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中革军委由此改变原先的渡江计划,准备在川滇黔地区创造新苏区。随后,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实施整顿改编。除红一军团外,取消师一级编制,全军编为16个团。

        当红军在扎西整编时,虽然四边敌军环绕,却几乎没有受到大的干扰,个中缘由,在于南京中央和西南地方对红军的围堵行动各怀心思。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西南后,染指西南的欲望日渐强烈,贵州成为其首选的突破口。和云南、四川比,贵州地方势力相对较弱,中央军因利乘便进入贵州后,蒋即开始部署控制贵州。以防堵红军为名,集重兵于贵阳附近,既防止桂系与其争夺贵州,又逐步排挤王家烈对贵州的控制。这一点,陈诚当时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职意伯陵所率之中央部队,固应努力于追剿,以引起地方部队之观感,而资表率,但贵阳仍不可轻于放弃,似可以后方为名,控置一部作为根据,将来西南之军政上裨益必多。钧座总揽全局,示人以公,或不便出此,可否由职秘密示意伯陵办理。”
南京中央暗藏机心,四川、云南乃至贵州地方势力自也明哲保身。孙渡曾向龙云报告:“目前各方友军,多据城固守,所报匪情,大多未确……如部署未周,轻率猛进,倘为匪所乘,后患堪虞。”而且川滇间又各怀心思。当川军尾随红军入滇时,就遭到滇军的堵截,催其部队“离开滇境”。

        由于各方部队按兵不动,红军得以从容计议下一步行动。注意到贵州地方力量相对薄弱,中革军委决定二渡赤水,再返贵州。中革军委发布书告解释红军回师的动机,指出由于川滇军阀的拦阻,红军停止向川西北发展,改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二渡赤水的目的仍是要在西南三省中寻找立脚之地。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先后在太平渡、二郎滩一带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黔北此时只有王家烈的黔军驻守,战斗力不强,红军进入黔北后,势如破竹,26日占领娄山关,次日二占遵义。

        红军轻松二渡赤水,令蒋介石颇为恼火,但也从中窥到消灭红军的良机。从蒋介石一面言,他既要乘“追剿”红军之机,将力量渗透进西南地区,并逼迫地方部队为“追剿”前驱;同时又深知仅靠地方部队不可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中央军的加入仍然必不可少。所以,2月10日,他电告薛岳不可一味避战,指出:“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故中央军此时万不可稍存观望,虽遭人疑忌,亦应努力为之。否则,亦坐以待匪之次第剪除耳。”蒋介石既有力量倾轧的私心,又要承担、体现中央的责任和高度,其间的拿捏、把握,颇费心机。

         身为“追剿”部队前敌总指挥,薛岳和蒋介石想法不尽相同。薛非蒋介石亲信,曾在广东参加多次反蒋战争,第五次“围剿”时始获蒋征召,从西线进攻中央苏区。中央红军西进后,薛部以其兵力靠西的位置,顺理成章地被蒋介石安排为“追剿”的主力,薛以其出身广东的身份,和两广、西南打交道有蒋介石其他部将不具备的优势。但是,正因为薛与蒋若即若离,所以,他对于蒋介石抢夺地盘、保存实力的一面积极执行、领会很快,对“追剿”红军则相对被动、意存观望。而且,国民党军长途追踪红军入黔,虽未与红军直接发生大的战斗,但沿途逃亡甚众,军事上确也有整编的需要。以此,中央军主力迟迟滞留于乌江一带,黔北空虚。2月24日,蒋介石致电薛岳、周浑元,严令其全力追击红军,不得再事延误。在蒋介石严词督促下,国民党中央军逐渐改变入黔后的长期迟滞不进,对红军保持更紧迫的追击姿态。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就近指挥战事。

        二、二渡赤水一场战斗伤亡近500人

         二渡赤水后,为尽可能减少对立面,红军对建立川滇黔地区根据地的计划作出微调,将中心缩小为黔北地区。这样,因不威胁川、滇两省,川滇方面“进剿”压力可望缓解,黔军又不足以构成威胁,影响计划实施唯一的关键就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所以,3月上中旬,红军将打击重点放在中央军方面,双方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3月5日,朱德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的作战部署》电令,要求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在鸭溪地区集中,准备在遵义、仁怀道上突击国民党中央军入黔主力周浑元部。红军集中兵力啃硬骨头,战略目标当然是想通过击敌成功以站住脚跟。但是,当次日红军面对国民党军时,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军准备充分,决定放弃原定的作战意图。此后数日,红军都在战与不战间抉择,努力寻找更有利的作战时机。

         当红军在黔北瞻顾徘徊时,蒋介石察觉这对国民党军而言,应该是彻底打击红军的机会,因此改变第五次“围剿”以来采取的谨慎战法,指示所部:“要多定各路各方之各种方案,及时不失时机,以后追剿切不可待兵力集中再攻,……切勿再如过去以牛捕鼠之法,今后须用以鼠咬牛之法。”蒋介石要求“追剿”部队主动出击,红军方面这时也在力求消灭“追剿”部队。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决战,求得消灭其一部。15日,红军集中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几乎全部主力部队向仁怀以南鲁班场周浑元部发起进攻,这是红军经近半个月的反复调动对手、始终未能觅得良机后落实其原定计划的一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红军奋勇作战,对国民党军阵地展开攻击,但周浑元部在鲁班场早有准备,利用碉堡和工事就地固守,红军的攻击难以奏效,当夜红军撤出战斗。为避免攻坚不下遭遇反击,1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是为红军三渡赤水。

        鲁班场一战,红军除红九军团担任预备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共14个团几乎全部投入战斗,国民党军应战部队达12个团。红军此役未能实现打击和消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付出较大伤亡,林彪、聂荣臻17日向总部报告的损失是:伤亡共489人,内亡团参谋长及团参谋、营长各一。连长3人,排长6人;伤营长1人,连长4人,排长10人。国民党方面战报称,红军“以全力攻我阵地,既不得逞,遂于十六日拂晓前,向仁怀、茅台方向逃窜……遗留伤兵达一千一百余名”。

        对于红军方面而言,鲁班场之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战斗。事实上,战前彭德怀、杨尚昆就曾提出:“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在高层普遍希望与国民党军主力作一较量的心态下,彭、杨的建议未得采纳。所幸红军倾力而攻,全身而退,进攻和撤退处于主动,一切尚在可控状态。这次战斗更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此开始面对现实,逐渐放弃先前消灭国民党追剿部队、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而寻求摆脱国民党军追兵、突破国民党军包围的战略目标,而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在国民党军实力并不十分充足的状况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远远比前者来得轻松。红军长征中的好戏,实际是由这次战斗后,才慢慢拉开了帷幕。

        3月16日下午,红军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水方向前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对此,蒋介石的反应是要求在赤水河东岸竭力堵截,防止红军再次东渡或南下。蒋介石最担心的其实是红军南下,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堵截红军再渡赤水上。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大体也是基于经验和常识的判断,因为红军既不能打破中央军的“追剿”,西进四川又面临着川军的强力堵截,剩下的路只能是向南求得生机。

        虽然蒋介石猜中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但是中共当然不那么容易对付,接下来,中共在四渡赤水中充分运用了兵不厌诈这一古老兵法。3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并没有像蒋介石预计的径直向南渡过赤水河,而是回身东向,迅速在三渡赤水靠北方向四渡赤水,使蒋介石一时间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红军四渡赤水后,寻机南进,27日,到达枫香坝、白腊坎、鸭溪附近地区。为迷惑蒋介石,红军故布疑兵,令红九军团“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造成将寻求中央军主力决战的假象。主力则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封锁线,向乌江边疾进。
对红军的行动方向,蒋介石和周浑元起初都判断,红军“必与我军在谭厂与鸭溪间地区决战,如其能先击破我中央军,则其以后行动,即可自由,否则亦必求突破此地区一点南窜”。但是,红军在长干山、枫香坝一带放出的疑兵,显然使蒋介石发生了误判,没有及时捕捉到红军主力,使红军得以顺利南下,渡过乌江。

        三、四渡赤水蒋介石日记中承认受骗

        红军四渡赤水,转兵南下,意味着开始灵活对待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旦抛开既有的思维定式,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红军的活动空间将大大拓展,以南京中央军入黔有限兵力,在黔北尚不能将红军堵截住,当红军运动起来后,更是勉为其难。所以,长征中红军真正的连环好戏是从第四次渡赤水开始的,而此后的蒋介石则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3月28日,红军在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封锁线,随即迅速南下向乌江边疾进。31日,分别在大塘口、江口、梯子岩等渡口架浮桥渡过乌江。红军渡过乌江后,南进息烽,与国民党军在贵阳以北的息烽对峙。红军在此停留,南北东西尽可选择,尤令蒋介石捉摸不定。在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当天,蒋介石就作出红军向东、向西的两种判断,致周浑元电称:“预料匪窜方向,必经开阳紫江东窜。”稍后致贺耀组电则称红军将由“息烽向西南偷”。红军行动方向突然变得飘忽不定,令蒋伤透脑筋,在日记中感叹:“对当面之匪自觉运用之心,已至其极矣。”

        红军前锋进至距贵阳百里之遥的扎佐后,如蒋所想,摆出东进的姿态,这是相当灵活的一着。红军南渡乌江后,国民党军以贵阳为中心迅速集结,集中了李韫珩、郭思演、唐云山、梁华盛、欧震等多个师及滇军孙渡部,逼向息烽一带的红军。此时,北面和西面国民党军实力强盛,东边则相对空虚,东进阻力极小。所以,当中央红军表现出东进之势时,蒋介石虽不太相信红军真的会向东进兵,但又不得不防患于未然,紧急作出部署:命令薛岳兵团和湘军何键部在余庆、石阡等地布防;令桂军一个军进至清水江以东的平越、牛场防堵;令已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第三、第一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

        当蒋介石催兵东进时,红军却果断掉头,迅速西进再向南进军。对于中共而言,无论是长征出发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中共中央内部的决定,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向西北方向发展,均为红军长征的既定目标,其间虽有阶段性的目标制定,但总体趋向从未改变。向东发展显然和中共这一既定方针相距太远,因此中共的短暂向东更多可以理解为佯动而不是真正的去向,尤其是达到吸引国民党军向东目的后,更是如此。

        4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态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疾进。”为限制国民党军行动,红军以一部向贵阳城下进发,摆出攻击贵阳的姿态;同时指令留在黔西北的红九军团向黔西大定、毕节方向佯动。这些动作旨在将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贵阳附近,红军主力则从贵阳东边南下,以急行军方式向滇黔边境挺进。

        由于红军疑兵的影响,蒋介石对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预判完全错误。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判断:“匪图由龙里与贵阳之间向南再折西窜。”红军入黔以来,始终表现出强烈的西向意图,使蒋产生了红军向西运动的思维定式,防守重点放在黔西方向。直到4月11日,当红军主力已进至黔南的紫云等地,蒋介石方才恍然大悟,在日记中承认上当受骗。从红军强渡乌江后的行动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中共方面可谓尽得先机,而蒋介石则处处受制,蒋介石和中共在西南的交锋,实际上随着红军的入滇大体已告一段落。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此段经过的记述,大陆几乎所有史书都有调动滇军的说法,即红军在贵阳一带的行动,是为将云南部队从滇境调出,以利红军入滇行动顺利。证之事实,这样的说法似无足够根据。滇军进入贵州参加“追剿”红军的是孙渡纵队,当红军由黔北南下时,孙渡尾追红军最力,几乎同时与红军回到滇边。而当红军入滇后,滇军追击距离也非常贴近,28日,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提到:滇敌先头已追至我曲靖以西约二十里,五军团后方方向亦发现枪声。可见尾追滇军行动速度相当迅捷。所谓4月初的行动使滇军调出云南并造成云南空虚的状态,实属无源之水。

        红军入滇后,行动异常顺利,此中关键,更多的并不在于滇军的外调,而在于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龙云,在判断红军只是过境后,采取了保境方针,以让红军出境为自己最大利益,所以,红军在云南几乎是以急行军方式挺进。5月上旬,红军跨过昆明北境,直抵滇北的金沙江畔,由皎平渡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红军自进入西南以来和国民党军长期的缠斗终于告一段落,国民党军的“追剿”铩羽而归。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加感叹:“朱毛残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

        1935年国共在西南地区的“追剿”与反“追剿”,高潮迭出、精彩纷呈。对于中共而言,这一时期每一战略行动几乎都生死攸关、间不容发。最终中共成功穿越了其发展史上最为艰险的困境,为后来的史书提供了一段经典的传奇。这样的传奇,不是演义小说中的神机妙算、灵光乍现,而是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探求,其间包含的智慧、汗水及曲折、辛酸,足令后辈读史者,为之击节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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