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我们高头村大概1500多口人。

　　村里有117个敌人。

　　这不是我说的，有政府的记录在。当年组织工作队下乡，老一辈的“工作员”都还记得这些人。

　　三年大饥荒以后，隔年就四清。四清开始是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什么的，叫“小四清”，后来成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就成了“大四清”。开会，念“双十条”，揭发批判。有专人记录。小四清那一段，揭发的主要是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今天你检讨，我浇菜园时多吃了两条黄瓜，回家在袄布袋里装了两个洋柿子。一把芫荽，半把韭菜，都要上会。队干部借检查开会，逃避劳动等。大家都饿惨了，小队干部有点特权，断不了偷吃偷喝。胆大的队干部偷偷开队里仓库，私分私拿，手脚不干净的很多。斗争就从这里开始。

　　小四清变成大四清以后，一批有历史问题的也就跟着被划成了斗争对象。入过国民党的，在阎锡山部队干过的，更早的，在冯玉祥部队当过兵的，统统成了斗争对象。四清运动有头没有尾连上了“文革”，到了一打三反，现行反革命，刑事犯，统统被囊括了进来。我们庄里，有名有姓的十几个，当时大队10个小队，大体上合乎全村的坏人比例。

　　庄上我记得真切的，有这么几个。

　　我的本家一个族叔毕乃鹤，在阎锡山军当过上士文书、政工员，解放后回了村。小队当记工员。工作队发动群众揭发，说他懒于劳动，指手画脚，虚报工分。经常请大队干部喝酒，当然是腐蚀拉拢干部。在地里劳动讲黄色段子，这是腐蚀青少年，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四清运动结束，报请上级批准，给毕乃鹤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给群众管制。

　　庄上有个教书先生，教了半辈子书，大家都叫他“师傅”。民国年间，他在岭上坡下周边几个县，是有名的教员，和国共两党的官员多有交往。国共合作抗日期间，他入过“牺盟会”，也集体登记加入过国民党。“文革”期间外调，不知从哪里得来一个材料，说他是国民党第二区党部执行委员，于是立刻成为历史反革命。师傅具状申诉，说自己根本不知此事，那只能说明负隅顽抗。此事以重大历史问题结论，从此罚做苦工，在生产队担了多年茅粪。

　　我们小队队长李廷贵，个子高，村里都叫他“大汉”。大汉年轻时，在阎锡山军当兵，在蒋军青年军代理过班长。1948年在河南洛阳被俘参加人民解放军，进入华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回了老家。按理说，这个历史颜色应该略微偏红。也是因为一打三反旧部有人揭发他“爱和起义部队来往”，不分青红皂白也按重大历史问题定论。

　　各种各样的五类分子帽子，谁都知道事关重大，那不能轻易认罪的。不怕。发动起来的群众有的是办法。我们这里流行一种最简单最实用的刑罚，搬来一条凳子，上面再架一条凳子，强令斗争对象站上去听会，众人批判责骂，唿口号打倒。乘你不备，掌事的一脚把凳子蹬倒，挨斗的连人带凳子从高处栽下来，跌得惨重。晋北晋西晋东南，土改都用过这种简易刑法，可见它在山西流传地域很广。

　　我那一帮十来岁的玩伴，都看过批斗对象受刑。他们说，头一次上凳子，嘎巴一声蹬倒，乃鹤叔没有防备，就摔了个鼻青脸肿。摞好凳子，再喝令他站上去，乃鹤叔吓破了胆，浑身哆嗦，根本站不起来，哭着求饶。两个小伙子硬把他搀着架了上去。玩伴一边说，一边笑得嘿嘿嘿的。

　　其他小队也一样。高头村家家点火，处处冒烟，宁可错判，不可错漏。从1964年到1970年，专案审查不停，117个敌人，就这样打造成功。

　　1980年代初我回老家，那时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乃鹤叔有“气憋病”，就是气管炎，1970年代就死了。我问堂弟，跑一跑给你爸平反，你找过县上吗？堂弟惊愕地看着我：农民还平反？那都是干部才平反的吧。

　　最有意思的是“师傅”。多年的外调，国民党牺盟会一笔煳涂账。1980年代初期地方大力调查中共早期活动，查来查去，师傅是中共在临猗县建党的五人小组成员。那是1927年，中共山西省委特派员在县城文庙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临猗县支部，直属山西省委领导。那么，他起码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常委。1927年的常委，太了不起啦。

　　县委统战部门想做点工作，他们找到了师傅家，于是有了下边的对话：

　　“毕庭佐同志，你受了多年委屈，组织上应该给你平反。”

　　“嗨，平啥里，我一个农民，有啥可平么。”

　　“那也应该给你恢复名誉。”

　　“不恢复，不恢复。这就好着哩么。吃饱了，不斗争了，过得好好的，恢复啥哩？”

　　农民心里早算过账了。人家干部平反，恢复了公职，补发了一疙瘩工资，子女也能安排。农民平反又能咋着？你不还是农民？还不是下地做庄稼？闹那个干什么。

　　截至“文革”结束前，黑八类难以算计。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右派都平反了，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没有剩下。就是农村的地富反坏，没人主张。他们自己也罢，后人也罢，没什么人积极要求。

　　师傅死在1980年代，平反的事说了说，也就凉凉地放下了。

　　我年事渐长，对乡邦文献有了兴趣。有一年回去，村长说，你给咱村写个村史吧。我说材料呢，他把我带到村委会一间破旧的平房里。打开一个躺柜，说你翻，随便看。

　　躺柜就是那种这一带农家置办的家具。靠墙，半个盖子翻开，取东西，平时放平了，躺上去能睡觉。这平柜有些年了，一看就是老式样。

　　掀开盖子，柜子里尘土蛛网，脏得不像样。抓起一把碎纸，我立刻变了脸色，那是一沓“粪票”，1960年代上社员家担茅粪，要记工，发“粪票”。随便抓一把纸，都是50年前的事情了。

　　这里头的文件，大量的就是四清到“文革”一打三反的文字记录。四清每一次开会，工作队谁主持，参加社员，批判对象，谁谁发言，都有一丝不苟的记录。清查对象，个人检查，旁人揭发，千山万水去外调，原单位转回的揭批材料，严严整整，浑浑全全，能装一麻袋。

　　专案审查对象专列，每人一个档案袋，数一数，117人。

　　117个档案袋，装着117个人。年深日久，牛皮纸颜色暗了，灰渍拍不掉，渍进去了。潮气浸过，封皮上一圈一圈的水纹。封口的细线都朽糟了，轻轻一拉，就断了。

　　乃鹤叔的档案是《专政对象案卷》，报请批审的材料叫《高头大队确定五类分子及基础中专政对象审批表》（注：当时把人分成两类，一是“五类分子”，一是“基础”，在这个人群中，最危险的是“专政对象”），他的罪行是“以拉拢手法骗当干部，大肆贪污，常向革命青年灌输流言飞语，想把青年腐蚀为下流之辈，以对抗毛泽东思想对青年的教育”。几个玩伴揭发他讲下流故事的旁证，一律按照制式文件填写，这就是前面说的黄段子。

　　乃鹤叔的检查，师傅的申诉都还在。他们上过学，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师傅，钢笔竖写，严格依照尺牍格式，那是一纸训练有素的硬笔书法。他们被打入另册以后的贱民生活，检查保证里都有记录，字字句句，屈辱自贱。大汉李廷贵的案卷里，各种外调材料，敌伪档案查阅最多。从四清到“文革”，他们走过了怎样的炼狱，一步一步，记录真切。

　　117个人肉身都进了陵园了。117人中最后死去的是大汉。前几年我回去，他过了80岁了。我站在他面前，问：你还认得我吗？他摆摆手：啥都瞅不着，啥都听不见，啥都不知道。这是他应对这个世界所有人拟定的统一答复。这个三不状态注定维持不久，人就要死的。（毕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