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东民：

　　1947 年12月出生，河北唐县人，父亲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时，李东民是北京第25 中的高中生，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1967 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李东民当选市委常委。

　　1968 年，李东民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并很快加入解放军。

　　1973年，李东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 年，李东民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入狱4 年。

　　1980 年被平反。

　　1985 年，李东民创办大陆第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现为该所所长。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 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 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 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 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江青对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中央文革就找我们，江青召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那天下午，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19个红卫兵，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坐着等，我就满处溜达，看见中央文革的领导走过来，我就迎上去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进来。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动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见过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没见过我。”她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首长，您是我们亿万群众的旗手，我要是见过您一定记忆犹新，可是您见过的群众成千上万，您可不一定记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说：“这个人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座谈会。

　　第一次见江青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实在走不开。于是，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实我很想去见您，可是实在没办法，特和您请假。假条写得很诚恳。据说，江青看到假条之后还说：“李东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过来啊!”其实，要是没有这个假条，江青也未必记得起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还有一次，我们首都兵团的一个红卫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汇报。她马上就把谢富治叫来说：“小李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谢富治自然很重视，很快也就解决了。

　　12月16日，我们牵头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请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领导参加，江青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更加壮大起来。

　　“四·三派”与“四·四派”交锋

　　1966年12月夺权后，到1967年5-6月间，几乎每天我们都到人民大会堂开例会，这一段时间，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学生座谈会。

　　1967年1月，谢富治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谢富治还没吃饭，他问我吃没吃，我说我也没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条，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说：“小李啊，主席有这么一个建议，现在这个情况要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吧!”我说：“好，应该的”。“主席建议，由你们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再加上表现好的有经验的干部结合起来，搞个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3月25日，我把我们中学生红卫兵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时除了主席、林彪没有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来了，开了一个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是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这一时期我作为常委主要就是联络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我主张恢复上课，但封资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动下搞了一个新教材的编写小组，在东四附近弄了个院子。我来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联合附近的北京2中，配合解放军搞军训，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学生先招呼回来学毛选、学报纸，逐渐恢复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较左的学生开了个座谈会，他们反对军训，反对恢复秩序，说解放军支持老红卫兵。他们告了解放军的状，炮轰负责军训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他是镇压革命学生。这批学生就成为“四·三派”。会后我私下和江青及戚本禹说：“首长，您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4月4号，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我赞扬了解放军，赞扬秩序恢复的好、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有成绩，我说，“要讲稳定”，“不能再乱了”。我们成了“四·四派”。当时，江青就火了，拿起话筒训斥我：“你是个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最后，陈伯达和江青表了态，定了调子，解放军有问题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学生要团结。陈伯达说自己是“不三不四派”。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这些红卫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第一个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就走远了。

　　离开北京：“不插队，不当兵，就种地”

　　1967年上面在评价红卫兵领袖的时候，我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主席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兵团战报》，毛主席看了觉得很有些想法，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份小报不俗啊!没有怪言语，也不搞丑化”。

　　1966年，我就应该高中毕业，可是因为“闹革命”到1967年也没有毕业，这一年已经有许多同学陆续到各地“上山下乡”，1968年，我主动提出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谢富治就对我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啊?”于是我就没走成，1968年招兵，我又报名了，谢富治还不同意我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就和我商量：“小李啊!要不你就在北京的将台人民公社插队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北京”，我说：“同学们都到了五湖四海，我也不能只呆在北京啊!”

　　没过多久，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安排我下部队农场锻炼。下边部队对我这样一个“大人物”还是很重视，而我不想张扬，改名叫李国良。1968年夏天，我就在内蒙古65军194师580团开始我的“种地”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