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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49年放话:反对我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
www.wforum.com | 2015-10-20 20:48:13  环球时报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蒋介石49年放话:反对我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

  9月下旬,在台湾没待几天的蒋介石还是关注着大陆,他又一次飞到广州。

  在北方,已是秋风送爽,而燠热的南方仍然是蒸笼一般。只是早晚已不像前两个月那样闷热了。

  蒋介石这次到广州,住在黄埔军校的中正公园内。黄埔军校所在地黄埔岛,地处珠江下游,距广州20多公里。军校成立前,这个岛叫长洲岛,四面环水,环境幽静,被孙中山看中,认为是学习和训练的好场所。1924年5月,孙中山在这儿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蒋介石的发迹之地,他在这里走向权力的长廊,掌握了兵权,培养了骨干。到1927年他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军校已有一到四期的毕业生4900多名。毛泽东也曾来军校讲过课。其他人,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等都曾在此任过要职。后来蒋介石的一些嫡系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形成了手握兵权的“黄埔系”。蒋介石在军队的这些部下,一般都称他为“校长”,自称学生。

  蒋介石认为,这次到广州,还是住在黄埔军校较为安全,同时也可以引起部下对创业年代的一些回忆,从而振作起来,挽回败局,也给自己打打气。

  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的陪同下,登上黄埔岛的升旗山。在山顶上四面展望,山川田园尽收眼底。蒋介石不由得想起于右任老先生为黄埔军校题写的对联:登高望远海,一马定中原。真是贴切无比,寓意深远。后来蒋介石把这副对联又挂到了南京黄埔路官邸的会客室中,以激励自己毋忘“黄埔精神”。可叹的是,现在一马平川的中原早已丢光,此时只有登高观海望洋兴叹了。

  一到广州,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要召见高级将领。他埋下的眼线早已暗中通报他,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人对他不满,正在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图谋不轨。这是目前他最不能容忍之事。他命俞济时通知余汉谋、薛岳、李汉魂来黄埔军校见他。这几个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走进门,就被蒋介石冷脸相迎,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你们以为现在就可以反对我了吗?谁反对我,样子不是摆着吗?胡汉民、李济深、陈济棠都反对过我,结果怎么样?民国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张发奎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要反对我,结果又怎样了呢?反对我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你们想乘困难之时来搞我吗?我叫你们一个个没有好结果!”

  蒋介石自顾自地骂着,没有一个人应声。其中有人脸上很难看,几次想发作,一看会客室四周站满了警卫,且一个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再说蒋介石遭此大难,又是个残忍的人,只要稍有反抗的表示,就有可能掉脑袋。于是大家只顾听,一言不发。蒋介石这才慢慢消了气。

  众人离去时,蒋介石又叫住了白崇禧,说有话要与他单独谈。白崇禧只好留下。蒋介石又变得和颜悦色,一再让白吃茶,并说自己近来脾气不好,请他不要见怪,随后说起历史:“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合作,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此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至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俩又复忠诚合作,终于把日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们能两人同心同德,精诚合作,大事尚有可为。”

  蒋介石的一番话不仅打动了自己,连白崇禧也十分感动,连声说:“是,是,委座言之有理。”

  事后,他去看了李宗仁,对李说:“这次蒋介石倒很诚恳。”对蒋介石有更深一层了解的李宗仁,心里有数,嘴里不便说,只是笑笑而已。

  在广州市区西部,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物,十分扎眼。它在绿树葱茏花团锦簇之中,显得挺拔别致。这是国民政府的迎宾馆。当时李宗仁就住在宾馆中。

  一天晚上,迎宾馆突然华灯齐放,五光十色,一片灯火辉煌。而迎宾馆四周的马路上,突然增兵加哨,显得森严无比。有路过此处的市民,一见这架势,急急朝别处走去,怕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无端惹事遭殃。原来这天晚上,蒋介石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

  这次宴会是朱家骅张罗的。

  事出有因。朱家骅见蒋介石在广州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时,蒋与李宗仁互相连话也不说一句。这在共军大兵压境之际,显然是后患无穷。作为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觉得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有一天,他向李宗仁建议说:“德公,我看你和蒋先生之间有些隔阂,你是不是请蒋先生到这里吃顿饭?”朱家骅的意思当然不是单纯为了吃饭,他想在酒席间联络感情,消除隔膜,扭转蒋、李之间彼此尴尬的局面,以期弥补相互之间的裂痕。

  “骝先兄,”李宗仁叫着朱家骅的大号,苦笑一下说,“客,我是可以请的。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来,我就不知道了。”

  “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来的。”朱家骅充满信心地说,还再三解释,“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是一些简单的宁波菜,什么泥螺、酸菜、笋丝等。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品尝一下广州的名菜才好!”

  李宗仁沉思片刻,想既然有朱家骅从中斡旋,他还能不同意吗?于是,他请朱家骅约请蒋介石,且通知党、政、军高级人物作陪。朱家骅去跟蒋介石一说,蒋介石也就答应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宴会就这样定下来了。迎宾馆在城西,而蒋介石住的地方却在城东,宴会那天,蒋介石还没出动,沿途就布置了便衣队,严密警戒。蒋介石坐上汽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前面有车开道,后面有车压阵,穿过广州闹市,浩浩荡荡开到迎宾馆来了。李宗仁的住宅原先只有两个卫兵,还管看门传达。蒋介石一来,就一下增加了大批警卫人员。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俞济时,而且他每次必先到晚走。他指挥卫士将迎宾馆重重围住,只怕发生意外。本来这是要演“将相和”的,现在看来倒像是“鸿门宴”了。

  李宗仁办事认真,下功夫准备这个宴会,想借此改善他同蒋介石的关系,所以请来广州最好的厨师,还专门准备了广州名菜“龙虎斗”等。人到齐后,李宗仁看到蒋经国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忙个不停,始终不肯入席吃饭,便问蒋介石:“经国为何不上席?”

  “不管他吧,”蒋介石头也不抬,“我们吃我们的。”

  李宗仁不便再问,只好殷勤地不住给蒋介石夹菜,劝他多吃一点。

  可蒋介石还是只喝白开水。李宗仁知道他在坚持“新生活运动”,也不好劝说。蒋介石吃菜与众不同,吃的是中餐,但却取出随身携带的刀叉,用吃西餐的方式吃中餐。以前李宗仁也曾与蒋介石吃过饭,并没见他这样,这次不知为什么,只是心里不快。

  吃完饭,也没见蒋经国出现,李宗仁更是犯疑。事后,有人告诉他:蒋经国带了一大批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一道菜,用什么配料,蒋经国都亲自检查过;饭菜出锅时,他都亲自尝一下,等他点过头后,才可端上桌。李宗仁闻知大怒,直骂蒋是小人。

  过了几天,李宗仁得知蒋介石要离开广州回台北了,就硬着头皮到梅花村陈济棠公馆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表面还是很客气,请李宗仁到二楼去谈。

  李宗仁直接向蒋摊牌:“国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弟不得不畅所欲言了。”

  蒋介石并不感意外,还鼓励李宗仁:“请讲,请讲。”

  李宗仁也不迟疑,开口便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了。你当时曾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但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电台,亲自指挥军队,而且还密令逮捕陈仪,并指派周喦接替。后来又派汤恩伯到福州,挟持朱绍良离闽,让汤恩伯当福建省主席……”

  蒋介石过去很少听到别人在他面前这样数落他,面孔开始变得一阵红,一阵白,很长时间不吭一声。

  “蒋先生,你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李宗仁一开口便一泻千里,什么话都明说了。他想反正是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汤恩伯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其详。论品论才,汤恩伯任一师长已嫌过分,怎能指挥一方面大军?他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谣曾有‘宁愿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想必你也听到过……蒋先生,像他这样的人,你把他作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本来就无心听李宗仁啰嗦,不过摆摆门面而已。谁知李宗仁颇有些得理不让人,竟说起来没完,而且都是些责难之辞。脸上便挂不住,但又不好发作,变得十分尴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李宗仁知道多说无益,停下来看着蒋介石,希望他表示一个态度。

  蒋介石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不时喝口白开水。他见李宗仁停下话头瞪着他,便放下杯子,抱歉地冲李笑笑说:“关于撤换朱绍良一事,我手续欠完备,请你原谅。”

  李宗仁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吧。”见没有什么可谈,李宗仁只好起身告辞。蒋介石随着下楼,将李宗仁送上车。

  从此,李宗仁再也没有和蒋介石见面。梅花村一面,确是最后的分别。蒋总统和这位代总统,就在这种淡漠的气氛中分手,自此即使近在咫尺,彼此也不相往来,有事都是通过中间人传话,或是托旁人带信。

  蒋介石在广州的几天里,倒是没有闲着。他要密切注意广东方面的情况,又要不时关注北平新政府的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预计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在这前后,原国民党将领如董其武、陶峙岳等通电起义,给了新政协会议最好的礼物。

  9月26日上午,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举行午宴时,周恩来主持,讨论起一个众多人、包括蒋介石感兴趣的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可以简称“中华民国”?来的都是些老前辈,有两种意见。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他的意见是三年以后再除掉这个简称。

  第二个发言的是廖夫人何香凝。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她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就不坚持了。

  第三位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搞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不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拥护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持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后发言的人口学家马寅初、爱国华侨陈嘉庚等都不赞成用“中华民国”。

  决定不用“中华民国”简称后,毛泽东在政协开幕式上也作了解释。去掉简称“中华民国”,不等于把中华国民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杀,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中华民国”这一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大会开到第八天9月30日深夜,蒋介石从广播里听到了更多令他气恼的消息:大会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其他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还选出毛泽东、刘少奇等180人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9月30日下午2时,政协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左三)等在大会主席台上。这些安排都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他没想到的是陈明仁的公开讲话。他没听两句,头一下子大起来,恨得牙根发痒,血压都升高了。

  陈明仁在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为特邀代表,曾有过一段发言:“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陈明仁是如此忠诚的将领,怎么会被程潜说动,起义了呢?就在陈明仁长沙起义的前几天,蒋介石曾托人捎给陈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长沙,不惜全军牺牲,否则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把主张和平的人士一律处决。程潜主张和平,这蒋介石心中有数,但他决不相信陈明仁居然会和程潜一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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