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晨光（左一）、阿斗（左二）、蛐蛐儿（左四）、瓜子（左六）、大耳朵（左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春天远未到来，周总理的去世更使这一年的冬天显得格外寒冷漫长。此刻，“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前路茫茫，中国政局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周恩来留下的总理位子将由谁来填补？某种意义上，这正决定着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走向。

　　 逼真的假“遗言”

　　 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这个1975年1月临危受命，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小个子，短短一年，已经给予全国人民太多希望。然而，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越刮越烈，“四人帮”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也几乎趋于公开。

　　 正是在时局如此微妙的时刻，一封直接肯定邓小平工作的“总理遗言”突然在全国各地被广泛传抄、传诵，影响甚至波及国外，世界各国许多电台、通讯社播发了“遗言”内容。

　　 起初，完全没有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全篇只有简单、节制的一千余字，无论是叙述口吻、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还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层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全国范围内将展开彻底的追查。追查的结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份冠以周恩来名字，笔法如此老练、逼真，造成轰动性政治影响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手笔！

　　 他叫李君旭，外号“蛐蛐儿”，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的医学专家。英俊且才华横溢的李君旭被他的很多同龄人看作1970年代真正的“青年才俊”。他曾是众多女同学暗恋的对象，但那份炮制的“总理遗言”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今，他已经变成一个脑部受重创、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卧床整整二十载。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袁敏著作《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以下简称《重》），就是当年的事件亲历者袁敏，对所有“总理遗言”案健在当事人的采访追述。她说，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

　　无辜的牵连者

　　 尽管“总理遗言”完全是李君旭一个人的“虚构创作”，但这起重大政治案件却前后牵连了近千人。全国各地都有人因为传抄“遗言”而被通缉、监视、传讯。而被真正实施抓捕、进行“保护性审查”的核心成员除了李君旭，还有十一人，他们是：李君旭最要好的朋友瓜子、阿斗、大耳朵、晨光（使用绰号是因为他们都不愿被提及姓名）；中学体育老师毛宁；李君旭的父亲；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名处长；李君旭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处长；瓜子的父亲及姐姐。

　　 这十一个人里，没有一个事前知道是李君旭炮制了“遗言”，但却都被公安部门划定为“总理遗言”案的同谋和幕后策划指使者。他们无故遭受了数月或十数月的牢狱之灾，有的人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却至今都没能真正弄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被抓。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作者袁敏，就是瓜子的亲妹妹，同时也是李君旭小学时的同班同学。1976年春天，她的父亲、哥哥、姐姐都被秘密抓捕，她和母亲被软禁家中，亲眼目睹身着白色警服的办案人员如何拥入自己的房门，滴水不漏地展开抄家行动。她们隔三差五被传讯，那一段几乎家破人亡的特殊岁月，刻骨铭心。

　　 根据袁敏的采访、记述，1976年5月，中央的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抓捕，然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坚决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可以独自制造出如此的惊天大案。李君旭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推论，因此他们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轮番的疲劳审讯终于彻底瓦解了李君旭的意志，他说出了出身干部家庭的好朋友、袁敏哥哥的名字。“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

　　 不久，包括李君旭在内的十二个被捕者，又被公安局分为了两类。其中七个“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的五个人，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临安的天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