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女儿满妹回忆：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 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递过一盒，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坐在父亲后面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醋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耀邦同志，大口吸气！”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本文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作者满妹，北京出版社出版。

　　1989年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8日这天，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开始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唿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举手说：“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递过一盒，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坐在父亲后面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醋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耀邦同志，大口吸气！”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止，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和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此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荧荧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化作了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