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左起）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合影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名人物，他们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伴君如伴虎，他们奇特的人生结局到底如何，却鲜为人知。本文作者涤生，摘自《党史纵横》。

王力的结局

王力（1921年8月－1996年10月）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而有名气了。“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195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王力调到中联部后，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九评”中，许多文章是王力参加起草的。1965年9 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人“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拉开了距离，对陶铸（后来进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话则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发生的着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他武汉“凯旋”之后，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1966年8月上旬，王力就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

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 1966年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

周恩来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赏识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时，周恩来当时还不了解毛泽东对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恩来没有急于表态，他还在看。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恩来对王力的认识。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么8月26 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周恩来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周恩来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就不敢闹事。周恩来又考虑到，可以事先争取一下陈伯达。因为周恩来知道，由于王、关、戚过于接近江青和康生二人，与陈伯达已经面和心不和了。于是，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3 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执行这个任务，有十几个替卫已经足够了。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准备停当后，当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因此，三个人都容光焕发地来参加会议了。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态度轩昂，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常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王力与关锋虽然都被软禁在2号楼，但两个人住在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二人实际上是被分别限制行动的。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 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1967年10月16 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但条件却差得多了，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他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泽东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他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的是：门口有人站岗，于是他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他的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动笔写点小文章。1982年4 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为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音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1982年1月以来，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自己的老伴一起上街里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 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关锋的结局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 年7 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

1938年，仅仅19岁的关锋，就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1939年，即他20岁那一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他的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从那时起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也担负一些讲课的任务。关锋不光是讲课，他还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他文章写得好，文笔较为活泼，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他被借调到北京来，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可见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这件事，也是他自己结束自己政治生命的事情。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管《 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 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指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各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也是引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了。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在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此时，康生于1967年7月25日在审定新华社电讯稿时再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发表的声讨陈再道等人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对于这些，关锋是赞同和支持的。7月底，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十分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挂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发表了。这篇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篇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连，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但林彪在当时的表态是很含蓄的，他没有直接提这篇社论，而是在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没有提“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反而说了上面这样一段话，很明显，林彪对这篇社论是持不同看法的。

接着，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1967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也推不掉责任。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20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下，《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重提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关锋是“中央文革”成员。当“中央文革小组”实施这些转变时，他是参与者。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他此时转变，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人身上。

毛泽东对“王、关、戚”产生不满后，本想再观察观察，考虑考虑。但是，王力在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时，发表了鼓动造反冲击外交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

周恩来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

关锋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1967年10月，中央派陈伯达找关锋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关锋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得多了。不光是住得差，吃得也很差。这让关锋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自己的问题升格了。果然，不久，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关锋的妻子周瑛到秦城监狱去看关锋，见关锋的处境，觉得问题严重，自己思想上的压力很大，有些受不了了。一天，她从《红旗》杂志宿舍的四层楼上跳了下去。但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周瑛从四层楼跳下去后，竟然毛发未伤。原来，一丛矮树接住了她，她在矮树上弹了两下，滚落在地上，坐起来，想了想，拍拍身上的土，回家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关锋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他被放了出来。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笔者注）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发表文章、着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着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晚年的关锋，生活和心理都平静了下来。关锋一直认为自己能够长寿，因为他心情平和，又经常锻炼身体，没有什么大病。因此，他一般不太经常去医院检查自己的身体。终于，有一天，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得了半身不遂，不得不住院治疗。2005年6月7日他去世了。

戚本禹的人生结局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他也出生在威海。但他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去了上海，是在上海长大的。戚本禹所在学校里也有了党的地下组织，这就使戚本禹有机会接近党的地下组织。不久，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成为当时青年人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党组织正式吸收戚本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戚本禹年轻（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人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 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表扬。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的注目。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着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63年末至1964年初，历史学界围绕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中，戚本禹还写了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在《 光明日报》 上发表。着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就与罗展开了论战。这样，文坛上的讨论风气更浓了。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狈。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来，出现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一批文章。戚本禹趋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之后，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和欧阳予倩的话剧《忠王李秀成》。

这一下，戚本禹出了名。在毛泽东的眼里，在中央一些理论家、大笔杆子眼里，戚本禹不再是只会办一点具体事情的干部，而是有理论水平，对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笔杆子了，连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和自称为“理论家”的康生，也对他高看一眼了。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进人了“高干”行列，而且，是地位很不一般的高干。《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权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比较有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这预示着戚本禹今后腾达有日了。

1965年，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前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并没有积极响应这篇文章，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十二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着名历史学家剪伯赞，对剪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个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剪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蔚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剪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肯定和表扬了戚本禹写的文章，一下子使戚本禹名气大振。戚本禹配合姚文元，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烧了起来。此后，围绕着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不同看法，形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政治态度，一场政治斗争，也就此展开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夫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七十六人。戚本禹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实际上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已经成为毛泽东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之一。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扩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原来的《中共中央通知》起草小组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戚本禹自然被毛泽东所选中，列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发表了打倒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

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急先锋，走得太远了，干的坏事也太多了。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戚本禹正是应了这条古训。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的他，却突然垮台了。

原来，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摄”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正因为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

于是，他开始勐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两个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9月7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信，并不十分满意。

事实上，毛泽东此时在已经抓了王力、关锋之后，对戚本禹的表现也极为不满。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当红卫兵们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来的戚本禹。1967年12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与王、关、林（指林杰一笔者注）是一伙！”、“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此前，红卫兵小报对王力和关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涉及到了戚本禹。现在，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五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

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却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他与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秦城监狱。因此，戚本禹并没有得到与王力、关锋刚刚“请假检讨”时一样的待遇。他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待遇一开始就不算好。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继续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斗争，人们几乎把戚本禹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淡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由央决定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人们又想起了“王、关、戚”。

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戚本禹又没有王力和关锋幸运。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次审判中，与戚本禹同时被判刑的，还有迟群、刘庆棠。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十八年。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戚本禹被剥夺政治权利，则要到1990年初为止。戚本禹刑满释放后，也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戚本禹说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现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职务。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为人处事，仍然有一种“戚大帅”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