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42年前一桩大案。1972年5月18日凌晨，时任63军副军长余洪信打死曹步墀（63军政治委员）爱人邢玉荣，又打伤杨兆魁（63军副政治委员）等，携双枪外逃，最后余洪信在山西省榆次郊外的麦地自杀。

　　这起特大案件，凶手是副军职枪杀军一级的干部，在“文革”时期，无疑成为政治事件。自然而然引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北京军区首长的高度重视，立即军内通报，并由公安部全国通缉。严防余洪信继续作案，并偷渡出境。

　　余洪信（1925－1972），河北省武强县孙庄乡西五祖寺人，着名战斗英雄。他侦察兵出身，高大、黑胖，很有威风，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善打硬仗恶仗。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位手执双枪、驰骋在敌人心脏的游击队长李向阳，他带着永不言败的微笑，神出鬼没，足智多谋，余洪信就是李向阳式的传奇人物。

　　石家庄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电影《解放石家庄》攻城的镜头中就有余洪信在枪林弹雨中冲锋。抗美援朝金城战役中，有人说余洪信是奇袭白虎团的尖刀营长，在2小时40分内，穿插营在敌人心脏穿插前进9公里，战斗10余次，直捣白虎团团部。战后“白虎团”因丢失军旗被解散。

　　50年代末期，余洪信已经是187师559团团长了，60年代提升较快，187师副师长，187师参谋长，1966年12月以后提升为187师师长。余洪信作为军人是称职的，他身经百战，战功赫赫，也多次负伤。通缉令中有一段话：“（余洪信）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喉咙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痕，右肩有伤痕，比左肩低。”余洪信头部的弹片始终未能取出，每逢阴天下雨就会头疼。英雄的骄傲和弹片的折磨，或许加重了他性格中的刚烈和暴躁。余洪信在抗战干部中是进步较快的，他是军事主官，聪明肯干，抓工作稳准狠，干脆利索。但他看不起政工干部，对同级和下级都毫不客气，说一不二，轻则训斥，动辄责骂，颇有军阀作风，许多人都怕他三分。

　　巴彦淖尔盟的前指总指挥

　　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全面备战，战争颇有一触即发之感。1969年7月，时任63军187师师长的余洪信率187师开赴内蒙古集宁，为防止苏联入侵，执行紧急战备任务，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0月28日，毛泽东签发调防命令，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69军的防区，第187师的驻地榆次。1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任命来了，宋双来、刘信被任命为63军副政委委员，余洪信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此时余洪信44岁。

　　1970年3月，63军奉命开赴内蒙古，执行历时5个月的战备支边任务。军主力作大纵深的梯次配备，并担任包头市及巴盟的军管任务。余洪信并没有等来让他大显身手的战争，却等来了他完全不熟悉的军管。

　　“文化大革命”严重停滞了内蒙古的工农业生产。到1969年11月，内蒙古境内积压了两千多辆火车车皮，商业网点瘫痪。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内蒙古“前指”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后为尤太忠）坐镇，巴盟、包头由63军负责，巴盟“前指”主要负责人是63军副政治委员田荫东。可能是因为战争的空气越来越浓厚，1970年春63军副军长余洪信接替田荫东，同时他还出任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

　　余洪信大权在握，他铁面无私，工作不能说不努力。但他从来没有当过“父母官”，把地方当军队一样管理，举手投足仍是百分之百的“军阀作风”。

　　巴盟流传着余洪信的几个段子。他在县百货商店看到手表不错，二话不说戴到手腕上，转身就走。第二天经理正在着急，余洪信派警卫员把钱如数送来了。

　　1970年7月底，石家庄地市代表团到巴盟慰问解放军。临河县没有组织好欢迎，余洪信在火车站当着上千群众的面把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张兴旺骂得狗血喷头，谁也不敢阻拦。大家越害怕，余洪信越肆无忌惮。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余洪信的长处就是带兵打仗，越难打的仗越显示他的能力，但是部队却迟迟没有来替换他。虽说巴盟也算前线，但总不能让他指挥“锅碗瓢盆”啊，英雄无用武之地，余洪信越来越焦躁不安。10月9日，63军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九一三事件。余洪信不是林彪部下，也与九一三事件毫无牵连，但他是武将，他崇拜元帅林彪。四野的“八路军”好几个都授了少将，如果他在林彪手下，授个少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林彪怎么跑了呢？看来和平年代舞枪耍棒十八般武艺吃不开了。

　　是不是从这时余洪信就堕落下去？不得而知，反正他是更加暴躁。他到五原县复兴公社，看见办公室几个人正在打扑克，顿时大怒：“上班竟敢打扑克，谁给你们的胆子？都给我捆起来！”连闻讯赶来的公社领导也不由分说，统统被押进县城大牢，成了囚犯，小县城一时轰动。余洪信的脾气越来越大，他不仅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甚至还非法捆绑扣押、打骂群众，甚至强奸、污辱妇女。对余洪信的种种恶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197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6月底前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除参加地方“三结合”的人员外，其他军管人员一律返回部队。

　　本来矛盾可能不激化的

　　余洪信刚离开巴盟，告状信就寄到了周恩来那里。反映余洪信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强奸、侮辱33名妇女的种种劣迹。63军核查后，报请北京军区批准，要求余洪信停职检查。

　　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是1971年7月13日任的职，1966年7月他在63军任副军长兼司令部参谋长。他是陕西人，和余洪信资历相当，余洪信提升副军长时，曹步墀也是副军长，只不过排在余洪信前面罢了，余洪信看不起他。但余洪信自知理亏，在曹步墀主持的多次常委会他虚心接受批评，表示给他什么处分都可以，只希望保留党籍。63军常委会充分考虑了余洪信的意见，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余洪信表示同意这样的处理，没有更多的意见。

　　63军常委会将处理意见上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批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司令员李德生画了一个圈，退回了63军。

　　李德生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1972年3月兼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历史上北京军区这两位现任主官都与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的老部队63军无缘。余洪信这时体会到“山头主义”的好处了，如果北京军区是杨成武、郑维山等老首长坐镇，或许会对这位战斗英雄网开一面？他们是看着余洪信成长起来的，可惜他们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都被打倒，如今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63军军长阎同茂是河北深县人，与余洪信是老乡。他1966年7月任63军副军长，1970年12月任63军军长，和余洪信共事时间比较长，对余洪信的历史和性格都比较熟悉。但也许正因为此，他更不敢替余洪信说话。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63军正副书记曹步墀、阎同茂传看了北京军区的批示，通了气，然后召开常委会。叫来余洪信，把纪登奎的批示念给他听，让他再作进一步的深刻检讨。然后叫他离开，继续召开常委会。63军副政委宋双来参加了这次常委会。宋双来回忆：曹步墀说：“看来老余的问题上边看得很严重，我们两位书记研究了一下，老余的问题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们两位书记负责，有事我们直接找他。”曹步墀一连说了几遍不要插手。

　　宋双来认为：我们都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如果发动我们常委都来做一做余洪信的工作，可能他也不会走极端。

　　会后，惴惴不安的余洪信找宋双来，也找了另一位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李立。余洪信反复问：“我的错误这样处理还不行吗？难道还要判我的刑吗？军区领导是不是还有其他批示？”余洪信之所以第一个找宋双来，因为宋双来也是63军着名的战斗英雄，彼此关系不错。宋双来注意到余洪信的脸色很不好看，但因为曹步墀明确交代不让其他常委管，所以宋双来等几位常委对余洪信都没敢更多的劝解。宋双来坦率地告诉余洪信：“上边的批示内容就那么多，别的问题没有。”希望他把检讨再写深刻一些。要相信组织，着重是提高对错误的认识。没想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63军军部大院的半夜枪声

　　5月17日早晨，余洪信注意到军部小招待所的战士在打扫高级房间，得知是为北京军区张（正光）副政委准备的。此时余洪信非常敏感，他心想张副政委来军里干什么？一定与处理他的事情有关，会把他怎么样？没准会宣布判他的刑？这些天余洪信真成了丧家犬，走到哪里都成了议论对象，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平时言听计从的老婆、女儿也都爱搭不理，余洪信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

　　5月17日晚上，部队文工团在军部礼堂演出样板戏《白毛女》。余洪信以前忙得四脚朝天，哪有时间看这类节目，现在他没事干，又心里烦闷，便跟老婆一道去消磨时间。他清楚，他老婆已经被组织上安排秘密监视他，所以走哪跟哪。偏偏这天演出《白毛女》，余洪信心情复杂极了。按说他也是大春式的英雄人物，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黄世仁呢？

　　余洪信这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越想越没有出路，决定孤注一掷。5月18日凌晨2点多钟，他乘老婆熟睡，从家中跑出来，到了军直侦察连。哨兵见是副军长，以为他查哨，给他敬了一个礼，就专心站岗了。余洪信径直走进手枪班，从挂在墙上的手枪中抓了两支往腰里一插，拔腿就走。他老婆慌慌张张追来了，看见他腰里的枪，急问：“老余，枪是哪来的？”余洪信厉声喝住她：“别问！”说完继续往家里走。他老婆怕出意外，大喊起来：“来人哪，老余偷手枪了！老余偷手枪了！”这时余洪信进了家门，把房门关上了，他老婆更起劲地喊叫，余洪信砸碎玻璃窗，冲他老婆就是一枪。他老婆吓得把头一抱，边跑边喊：“余洪信要杀人啦！余洪信要杀人啦！”另一种说法是余洪信老婆在家中睡觉，看见余洪信手里多了两支枪。问“你的枪不是被收回了吗？”余洪信没有回答朝他老婆就开了枪，被他小女儿拦了一下，子弹打偏了。余洪信喜欢小女儿，所以没有再开枪，他老婆拣了一条命。

　　不管哪一种说法，余洪信盗了枪又返回家中，或许他还不想立即杀人？但这两只上满子弹的手枪肯定不是吃素的。他老婆的喊叫，让余洪信开了杀戒，随后他提着枪从家中跑出来，直奔63军军长阎同茂家，敲门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开灯。余洪信等了一会，转身又去敲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的家门。曹步墀爱人邢玉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坐起来一把拉开了灯。余洪信冲着亮着灯的窗户连打九枪，曹步墀爱人邢玉荣当场死亡。正在床上睡觉的曹步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抗美援朝立过特等功，他见事不妙，一骨碌滚到床下躲藏起来，毫发未伤。

　　余洪信没敢恋战，他沿着平房西边大步往外走，迎面撞上副政委杨兆魁。杨兆魁住在曹步墀家后边，他听见枪声出来查看。可惜他高度近视，黑乎乎根本没有看清楚，问“哪里打枪”？余洪信二话不说连开两枪，杨副政委当即被打趴下了。好在只是肩部穿了个眼，没有什么大碍。

　　此时63军军部大乱，余洪信又打伤了正在打电话报告情况的通信员张彦平。负责首长小院保卫的保卫干事循着枪声跑过来，问“谁啊”？话音未落，余洪信的枪就响了，没有打到。保卫干事是最后一个看见余洪信的人。

　　63军军部大院的一位女孩回忆：余洪信家的后门离我家前门大约10米，他小女儿是我同学。出事那天半夜妈妈从里屋出来问我奶奶听见喊声了吗？奶奶说听到了，是不是老余两口子又闹起来了？要不你过去看看……我被惊醒，妈妈和奶奶说话时，又传来“救命……救命”的嚷叫声，紧接着就听到“叭叭”的枪声。妈妈赶紧到客厅给宋双来副政委打电话，没说两句话，妈妈就放下电话说“快把灯关掉！”我悄悄扒着窗户往外看，院子里站满持枪的战士。奶奶对我说：“别看了，睡觉！”第二天早晨我打开门，我家前门站着两个持枪的战士，西边靠路边也站着两个战士。

　　余洪信案暴露了军队诸多问题。经毛泽东批准，当年中央召开警卫工作座谈会。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说：“1970年12月，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谭甫仁同志被害，而警卫员贪生怕死，听到凶犯开枪，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今年5月，63军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同志，打死该军政治委员的爱人。余犯行凶持续20分钟左右，打了十几枪，当即有人报告警卫分队，竟无一人出来捉拿凶犯，甚至慌乱一团，有的吓得跳窗逃命，有的吓得趴倒在地。这两起案件是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

　　余洪信杀人后，居然能从容地从戒备森严的63军军部大院逃走，有人说余洪信是带着枪跳墙跑了。究竟他是怎么逃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国家公安部发出全国通缉令

　　总政治部接到北京军区的紧急报告后，将余洪信案通报公安部。搜寻到第12天，余洪信仍踪迹全无，国家公安部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通缉令（第二号）》。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

　　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套）；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微（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

　　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由于余洪信曾在内蒙古巴盟前指任总指挥，对巴盟边界一带非常熟悉，怕他从巴盟越界逃到蒙古，巴盟地区尤其加强了边境戒严。

　　乌国庆接手的第一个大案

　　余洪信案交给了公安部的乌国庆。乌国庆，蒙古族人，1936年出生在内蒙宁城汐子镇八楞罐牧场，1950年14岁时进承德医专少数民族班学习战场救护。因为计划改变没有去抗美援朝，在承德学了5年医。1955年8月，他被选送上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法医专业，第二年考入司法部办的研究生班，1960年分配到司法鉴定研究所，1962年调公安部，是当时公安部少数具有高学历的刑侦专家，出任过公安部刑事侦察局大要案处处长、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及中国刑警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凡公安部挂号的大案他几乎都参与过侦破。

　　1969年，乌国庆下放到黑龙江佳木斯笔架山劳动三年。1972年西安人民大厦发生一起跳楼自杀案，经总理亲自批文，乌国庆回到北京。两个月后他被抽去搞余洪信案，这是他的第一个案子。案件重大、绝无仅有，中央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时真有点草木皆兵，全国到处都是线索，纷纷报告发现了余洪信。只要有重要线索乌国庆就要赶去查看。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解放军战士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辆军车走走停停，怀疑余洪信要越界逃跑。上级指示，必要时可将其击毙。汽车还没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筛子眼。原来是空军雷达站的一辆汽车修理后试车，好在没有伤到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某连听说余洪信逃到他们连前面的沙地，于是全连齐出动，折腾了半宿，一无所获。

　　有人报告黄河老牛湾漂着一具尸体，头上有疤。乌国庆等人飞赴现场，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好几圈，一降落就被部队和群众包围了。那时全国都在全力缉拿余洪信，社会上传余洪信不仅会开车还会开飞机（可能把余洪信当林立果了），所以当地驻军以为直升机是余洪信驾驶的。乌国庆解释是中央派来办余洪信案的，一问老牛湾，战士说飞过几十公里了。乌国庆等人坐汽车往回返，同路的有北京军区的两个人，其中一个胖战士。那时到处设卡，说胖战士是余洪信，又被查住了。再往沙漠走，汽车走不动了，乌国庆等人在沙漠走了半夜，又走了半个白天，终于走到现场，确认尸体不是余洪信。

　　在不远的麦地里双枪自杀

　　1972年6月，余洪信仍无影无踪。整整一个月，为捉拿余洪信，63军军部“人仰马翻”。各级成立抓捕班子，北京军区特别加强内蒙古边界巡逻。山西境内的大小山沟、山洞基本上搜了一遍。终于有一天，太原铁路局的两名工人在山西榆次南郊七八公里的麦地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压倒了一小片麦子，旁边有两把枪。

　　不敢延迟，县上报省里，省派人查看，觉得没问题，就是余洪信。63军军长阎同茂看后也说是余洪信。公安部报告中央，中央批：“不能说就是，得拿证据说话，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于是乌国庆来到山西榆次南郊的麦田。这是第几次验明余洪信的正身，他已经记不清了。乌国庆仔细核对枪号，两只枪的枪号与63军报的枪号相符。再看死者头上的帽子，帽内写有余洪信的名字。死者头部有疤，与余洪信的特征一致。血型和余洪信档案里的血型一致。死者身上的一串钥匙，有的能打开余洪信的家门，有的能打开余洪信办公室的门。余洪信老婆证实，死者身上的毛衣是我给他织的。尸体腐败的程度，与余洪信出逃的时间也相吻合。看来余洪信根本没有跑远，可能在出逃当天就自杀身亡了。

　　乌国庆确认这具尸体是余洪信无疑。那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查明余洪信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乌国庆注意到死者头部的两侧太阳穴同时有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看来他怕自己不死，同时举起了两只枪。乌国庆鉴定余洪信为自杀。

　　余洪信之死的反思

　　1972年11月8日，63军党委决定，将余洪信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军籍。时任63军副政委宋双来回忆：同时把余洪信的军衣也全部收缴了。对余洪信老婆和孩子的处理上，也有不妥之处。军里派人把余洪信的老婆直接送回农村老家，又派人到余洪信两个孩子当兵的单位，叫人家复员处理。两个孩子的单位都表示：孩子表现不错，不要牵连孩子，如何处理是我们党委的事，你们63军就别管了。

　　现在反思，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首先要搞清余洪信犯的是什么错误，这是个性质问题。可以肯定地是，余洪信行凶杀人又畏罪自杀这件事，已经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完全走到人民对立面去了，这是可以肯定的。可是必须是这个结局吗？我常想：我们这个常委班子成员，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相互之间很有感情，某个人犯了错误，我们常委一班人，不论从工作角度，还是感情角度，都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正确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帮助他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如果能发动军里各位常委主动帮助他，会使他认识到，虽然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同志们还是如此不遗余力地帮助、挽救他，他是会接受这次教训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两位书记说“其他常委不要插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在军区首长批示后，本身他的思想压力就更大了，这时更需要大家的帮助和教育，反而没人管了，使他胡思乱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容全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