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这里已经远离那令人窒息的北京城，但心里总装着祖国，时时关心着那里发生了什么。年底，北京在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新的运动高潮，那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虽然国内的消息大都被封锁，但时常还会传来各种信息。江青一伙想要彻底摧毁我们国家的基础，她真想当女皇了。

　　岁末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志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次批孔批大儒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并且开了万人大会，炮轰大儒，国内又乱起来了。但江青的做法不得人心，对她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

　　我被这位国内来的同志谈话中的许多事情都弄得煳里煳涂的。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华人写的，吹捧江青的。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但现在国内也正在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国内的气氛还真有点不一般。全国追查谣言的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得上呢?

　　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特别去找了小徐，她知道得比较清楚。她说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但与那本《红都女皇》没有直接联系。前些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部分传抄出去了，大学中学都在传抄，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要学习什么的。这时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于是立刻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那么一传，就把《红楼梦》那段说成是谣言了。现在是完全否认江青有这么个讲话，连外交部也在追查，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有少数人是知道内情的。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在外交部存放的保密材料，谁敢取走呢?即使江青要取走也得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呀，小徐茫然不知。后来我听说是外交部副部长批准取走的，因为他也不敢违抗江青。随后我还听到，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对于这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周总理病情已渐重，江青还有什么顾虑呢?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复职，这当然对江青十分不利，也许如此，江青感到了一点压力吧。

　　那年回国休假，我们去探望了叶剑英老帅。叶帅对我们一家都很关心的。

　　远在1937年深秋，那时正是抗战之初，我和广东中山大学的一群大学生，组织北上抗日宣传队，其实就是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我们途经武汉，叶帅当时正在武汉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接见了这一群从广州来的抗日学生。我是惟一的一个中学生，可能长得瘦小，正站在他身旁，他用手摸着我的短发，开玩笑地说：“你才这么丁点就要去抗日了?怕连枪都扛不动呵。”我噘着嘴说：“报告八路军首长，我去延安参加革命，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多少年都没有忘记这件小事。又碰巧1939年我从延安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叶帅他们也从桂林回到重庆。他的记性真好，居然没有忘记武汉那段。见面时他拍着我的头说：“长高了也长大了，像个革命军人了。”虽然我和叶帅没有工作联系，但都住在曾家岩50号，他是个很乐观很活跃的领导同志，常常和青年一起谈笑下棋，有好吃的也不忘记我们。以后又都先后回延安。1947年从延安撤到晋西北，我们都叫他参座。他管着西北战场的后勤任务，十分繁忙。而我在那最困难的年代，生下一个孩子。有天他还特地来看我们，笑着说：“你这个儿子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呵!”但他仍关怀备至，常送些剩余的救济物资如奶粉、白面、大米，甚至有时候叫小勤务兵送来一筐鸡蛋，我们心里都十分感动，对叶帅一直如对父辈一样尊敬并有深厚感情。

　　建国初期，叶帅不在北京，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帅一家受到迫害，儿女或被关到监狱，或下放到远处，他被遣送湖南，只有王秘书跟随。回到北京后，仍很孤单。那时我们又时常去看望他。他住在北海后门不远，我们是步行去的。因为他也受到江青、林彪一伙的监视，能了解到的情况很少，我们也只能对他说点小道消息或一些道听途说的事，给他解解闷。我们去时他总是非常高兴的。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期间去看望他，见到我们他很高兴，我们对他说起关于加拿大的一些见闻，也说到当时在国外很难开展工作等。他心情不好，特别是因为周总理的病情不见好转，他十分担忧。他忽然转变话题问我：“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我告诉他最后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才决定不把那些记录寄到美国去。这时我想何不把自己的心事向叶帅汇报一下。我告诉叶帅我去加拿大前，根据总理的指示把所有材料记录都封存在外交部了，但这次我回来，一面听说全国在追查谣言，说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事是谣言，另外呢，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这当中会有什么名堂呢?叶帅显然像在听新闻，他不知道江青烧毁了所有的材料。当时他只在默默地沉思，只轻轻自语：“这事有蹊跷。”

　　1976年我们再回国休假，正是1月9日，我们一下飞机就听到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真像晴天霹雳呵。我的心在发抖，我们回到家放下行李，立刻奔去西花厅，欲陪伴邓大姐一会儿。只见赵炜秘书出来到门口，我们相抱痛哭。她说邓大姐已平静些了，不愿见人。在沉沉的黑夜里我们步行回家。

　　1月11日，我随着长长的人流，慢慢从长安街排队一直到北京医院后边的那间小屋，周总理就睡在那间小屋里，所有走进去的人都在失声痛哭……

　　那年休假我们在北京住了4个月。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啊。从3月中旬，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先是一队队少先队员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哀悼。

　　过几天是一群群青年、学生。清明节快到了，人流像潮水般涌向天安门，朵朵白花点缀了整个广场，然后是花圈、大标语。人们的心都凝聚在这里呵……人民真是觉醒了。那些天我心情本来非常沉重：中国这一伟人去了，今后的国家将何去何从?那群坏人会霸占整个国家吗?前几年和江青一起的那些日子，就一幕幕地重演在脑际。看得出来，她对我恼恨至极，随时都可以采取任何报复手段。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有多少人都无辜地死去了啊。看到这人民悼念总理的滚滚洪流，个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回加拿大的日子近了，临行前我们去和邓大姐告别。却是相对无言，我不愿在她面前痛哭，互道一声珍重而别了。1976年10月，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渥太华收到外国人打来的电话，询问江青一伙是否完蛋了。我们应该如何回答这种电话呢?无可奉告吧。我们在国外确是消息断了。

　　过了仅仅两天，国内仍无消息。那天晚上我十分高兴地对文晋说，看来江青一伙一定完蛋了，否则一定有辟谣的消息。同时我告诉他，我应该收拾行装，一个人先回国了。果不出所料，第三天接到国内电报，召我一人立即返回北京。

　　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我感到四周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关住自家的门。突然在那一天，鞭炮声在北京城内外四周都响了起来，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四人帮”完蛋了，江青一伙完蛋了!

　　人群情不自禁地涌上街头，狂喜般的欢唿，喊叫：解放了，再一次解放了!我走向街心挤在人群当中，脑子里闪出了1949年北京解放时的情景，许多镜头都如此相似，而自己的心情却迥然不同。那时我还那么年轻，满怀献身革命的豪情;而今呢?内心中沉重的包袱放下了，被人民解放了!内心有说不尽的激动，眼睛模煳了，滴滴泪水映着这群群欢乐的人们。

　　有一天，孩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某新闻单位有张大字报，揭发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事，说妈妈是同谋，还有一张照片哩。

　　我听后勐然一惊，立刻又平静了，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了解真相呵。

　　在一份上呈件上，有人用接待单位的名义，写了有关江青会见维特克谈话的报告，在最后一段中，把参加那次谈话会见的人员名单分列两排，而我的名字写在与江青合谋一边。我把这份报告看了又看，字迹分明，赫然纸上。我好像头上被勐中一击，一阵眩晕，几乎跌倒。我努力使自己镇静，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江青对我的辱骂，可以坦然承受，那是来自敌人的投枪;那张大字报，也可以默然置之;而这份报告呢，写报告的这些同志对自己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对接待维特克的一切情况，以及当时我们的立场态度，她们都应该十分清楚，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会反给我刺上一刀呢?我颓然地想，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或者为了什么说不出的理由就去伤害别人，难道这十年来江青一伙的罪恶行径，真会把人们正直的灵魂都阉割了吗?多么可怕的后遗症!但我仍相信事实总归是事实。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叶帅秘书的电话，叫我到叶帅那里去，心中真是高兴。在困惑艰难的时候，叶帅居然会想起我。我赶快离开家门，思绪却难以平静。十年动乱中，叶帅受尽折磨，现在也许已平复了伤痕。我搭上公共汽车，看到的也尽是欢畅的面容，也就把自己那点心事暂时忘却了。踏进叶帅的家门，一下就听到院内欢腾雀跃的笑声，已经十年没有听到这样的欢乐的声音了!入得院门看见叶帅穿上崭新的军服，军帽上的红星和红领章，闪烁着灿烂的光华。比起前两年，他显得年轻多了，脸色红润，身体健壮。他正和几个孩子在院中照相哩。见我进来向我招了招手，把我引进他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看着叶帅慈祥的面容，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默默坐了一会儿才说：

　　“叶帅，我想您一定看到那份上呈报告了?”“人家可以这么说，你不必介意呵。关于江青与维特克的那次会见，你还向我谈起过哩，而且向你们的领导也都汇报了。你的态度我是了解的，我想组织上也了解的。”

　　“你现在应该把记录整理出来，把当时的情况也整理清楚。江青做的坏事太多了，那次谈话并不那么重要，但作为一段历史，也应该弄清楚的。你看是不是呢?我听说你一个人先回来，会有顾虑的，才叫你来谈谈。你还没有见到邓大姐吧?

　　我摇了摇了头说：“暂时还是不应该打扰她。”可是这一下，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恨不得把这些年积在心里的话都吐出来……握别叶帅步行回家。在路上我尽力想驱散心头种种不快，除了江青一伙，我应该什么都不计较，都原谅，都忘掉。我回到家后，心中感到平静、舒畅了许多，这是十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一种喜悦，胸中像展开的一片湖水，宁静、开阔。我坐在那张小小的一头沉办公桌旁，无意识地用手抚摸一下自己那已开始脱落又有点斑白的头发，这十年真是漫长呵。“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自己还在健壮之年，而现在却忽然有老去之感!不过还应该振作精神，还可以从头开始。应该像以往一样，在经过一段挫折，遇上一段困难以后，鼓励自己：从头开始，有新的开始，总不嫌太迟的。

　　我集中精力，回想那一段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江青的种种行径，江青的谈话。我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同时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态度，都无保留地敞开在大家的面前，特别是在组织领导面前，让事实为自己说明一切。我摊开一张纸，把我与江青的关系，尤其是与维特克谈话期间这一段，尽我所能记忆的都一一写下来。与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并非我一个人。

　　过了两天，外交部有关领导，把我们曾参与维特克谈话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我们今天就成立这个材料小组，仍由张颖负责。尽快整理，向部领导报告。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看来外交部对我还是信任的。但我仍然觉得应该请求审查。我立即把我自己写的那份详细情况拿出来，交到领导手里，说明为了慎重，我请求组织首先审查我与此事件的关系。因为既然有单位或个人对我不了解，就更应审查，我所呈上的情况，每个小节几乎都有证明人或几个人同时在场，所以调查也不难。在座的几个同时参与这件事的人，颇觉惊异。我对她们笑笑，我是非常坦然的。我一边要求审查，同时也欣然开始工作。散了会，我们聚在一起，这次相聚倒非常高兴，大家笑了起来：我们成了整理记录的专门人才了!

　　我们几个人开始工作没几天，李先念副总理又把我们找到国务院他的办公室。他先是鼓励我们，说这几天经我们大家努力，已经写了一些情况，写得也很认真。要我们赶快把全部记录整理出来，送上边参考。李先念副总理特别对我说，你所写的要求审查报告，已全部核查清楚，都有确实的证明。叫我不要有任何顾虑。还加上句半开玩笑的话：你现在也变得精明了，周总理不在，邓大姐还能不知道吗?那么多同志都是看你长大的，对你还能不信任吗?快把事情办好才是重要的。我也坦然地笑了起来。

　　几年后，我在办公室收到一张入场券，非常一般又极不寻常的入场券，旁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江青。

　　走过长安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有一条很不显眼的小道，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间比较大的审判室，坐落在一所大院里。这是我从来未到过的地方。当我走近门口，法院的一位同志跑过来，热情招唿，让我坐在右边第三排的座位上。这时我举眼看看，房间里已挤满了人，有穿灰色或蓝色制服的机关干部，也有着绿色军服的军官们，大概是各方面的代表吧。屋子是长方形的，有坡度。面对大家，临时搭了一个稍高于地面的平台，摆着几张长桌和椅子。每张桌上都放一块牌子，写着主审席、法官席、陪审席等等字样，正对着台，下边偏右一点，有一块地方围着木栏栅，插着被告的牌子。这使屋里增添了肃穆的气氛。人们静静地坐着，等待着。

　　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踏进法院的大门，与我想象中的法庭不完全一样。坐着的人群，流露出庄重、还带着点好奇的目光。

　　这时从左边门内，走出一个女同志，扶着一位头发花白、身体衰弱的老太太，坐到旁边桌子后头。我仔细一看，实在吃了一惊，这不是阿晨吗?只不过两三年，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心中突起愤怒的情绪：江青呀江青，你干的坏事，真不是人干的!我同时又想起孙维世无辜被害的惨剧。只听见阿晨说：

　　“江青，江青，你看看我是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呀!……”

　　江青显得有点惊惶失措：“阿晨，君里的事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不知道?对上海那么多老同志，你是一网打尽呵，你还是个人吗?就为了掩盖你30年代那些丑史，你要斩尽杀绝。君里就是你害死的。他临终时亲口告诉我的，你是怎样折磨他……还有你，张春桥，你是个魔鬼!”……她本是激动地站着，泣不成声，这时像是要晕厥过去，跌坐在椅子上。

　　法官：“张春桥，你说，在上海你都是怎样迫害这些同志的，你与江青怎样合伙的?回答。”

　　张春桥站起来，就是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表示。

　　江青像只狂狗般叫起来：

　　“不是我，我没有害死……”

　　阿晨：“那天半夜里，把君里抓走，把我的家翻了个遍，连有一个字的纸条都不放过，是你的手谕……”

　　江青连续大喊大叫，语无伦次。

　　江青还在大喊大叫，打断阿晨的证词，旁听席上，本来鸦雀无声，这时已骚动起来。

　　阿晨由于愤怒，过度激动，手指着江青说不出话来。

　　江青声嘶力竭，还在喊叫……

　　女法官又发出强音：

　　“江青，你老实坦白事实，任何一件事都是证据确凿。”

　　江青完全疯狂了，她什么也不听，举着双手大喊大叫。主审官叫法警把她押下去，但江青像一只疯狗被困在笼中，双手紧抓着木栏栅狂叫不止。两名法警挟着她，押出被告席。在还没有出门的拐角处，江青突然一声吼叫，躺在地上，人们都站起来往这处看，两个法警把她拉起来，挟出了审判室……

　　人们一时反应不过来，这就是江青!曾几何时，她也曾声嘶力竭地叫喊，她高高站在人们的头上，真仿佛要登上女皇的宝座。

　　晴朗的初秋，并不寒冷。我走出那条窄窄的小巷，步入天安门广场。湛蓝色的天空多么美丽呵。长安街上的人川流不息，天安门的城楼已经粉饰一新，在阳光照射下闪光，好像洗刷干净了那层蒙上的厚厚灰土。

　　审判江青，持续了好多天，我再也没有去旁听。我已清楚地知道，人民已经公正地审判了这段历史。但心灵深处仍留下了那么多遗憾：数千年文明古国，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人民付出了几多代价，还是无法躲避这样一场灾难!现在这场灾难过去了。多么善良的人民呵!但愿能迎来真正的幸福吧。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永远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历史最终的裁判。（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