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说，中国离我们很远。但中国又离我们很近。它与苏联接壤，我们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我们最近的邻国。但它又是相当遥远的邻国，如果还记得我们同中国很少有共同之处(我只是指我个人与之有来往的那个圈子而言)。革命前，我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从画片上了解中国人，很少阅读有关中国的书。我们主要是在中国人兜售各种商品时见到过他们。例如，他们在顿巴斯卖过柞丝绸。我们就是根据这种接触得出对中国的看法的。不过，俄日战争迫使我们更近一层接触他们。然而俄国士兵对中国人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与中国、与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建立了接触。20年代中国爆发国内战争时，孙中山实行进步政策，主张对苏联友好。苏联人民的同情在他这方面。我们的报纸向读者灌输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对中国人民为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羁绊而进行的斗争的同情。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国的领导权。他同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国民党人反对共产党的战争爆发了。我国人民的同情在中国苏区方面。我们和正在为反抗压迫者而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同心同德，休戚与共。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大约是1926年或者1927年。我那时担任尤佐夫卡区党委宣传部长。我的一位姓阿赫特尔斯基的熟人来找我，他在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好。这可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姓氏，姓这姓的那人曾指挥一列装甲列车。他那列火车就叫作“阿赫特尔斯基装甲列车”。他这人很勇敢，但在政治上却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和半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来到区委，像平常一样醉醺醺的，对我说：“火速给我开一张证明，我去中国，去打蒋介石，赶快给我开，别耽误了，我要参加攻打上海的战役!”我对他说，没有他，中国的共产党员也能拿下上海。这个小插曲可以证明当时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里再谈几件国内战争期间所见所闻之事。我当时没有直接与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截至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侨居和劳动的中国人大约有 25万。自1917年开始组建中国国际主义者革命武装队伍。他们的司令部自1918年起设在莫斯科。自 1918年12月起由中国旅俄工人联合会向他们提供志愿者，而自1920年6月起则由苏维埃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组织局提供志愿者。见过面。我当兵的那部队里没有中国人。但在我们的前线还是有中国支队的。红军战士说，中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很好，并且开玩笑说，中国战士行事方式是：“给吃的，机枪就干活，不给面包，机枪就不干活”。总之，人家供我饭吃，我就射击。他们在战斗中的确表现得大无畏，并且还是出色的战友。在劳动人民当中，反对蒋介石斗争的组织者名气很大，尤其是指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朱德。高岗的名字也为人知晓。但人们也提到反革命分子张作霖，他在我们那里被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人阶级的敌人。有时偶尔听到共产党人其他敌人的名字，如吴佩孚等等。许多名字我现在已经都忘记了。

　　在中共领导人物当中，我比较了解的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在莫斯科的工人当中很有名望，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我们每次请他去某一个工厂，他都是有求必应。无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都一直与我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个人就是王明同志，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不过，20～30年代我没有研究过中国问题，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领导者都不了解。我记得我们的报刊上经常提到他们，但他们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然而我一次也没听到过有关毛泽东的事。

　　日本进犯中国之后，我们同蒋介石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对中国共产党抱敌对态度。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把他视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斗争的进步力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立场。当时必须支持他，因为他被打垮就意味着日本的力量加强，也就是我们共同敌人的力量加强，而日本是我们在远东的头号敌人。后来当我会见毛泽东时，他因斯大林对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而责难斯大林。但斯大林并没有扶助蒋介石的对内政策，对他给予援助也仅仅是因为他抗击日本，而这样做有利于我们。

　　例如，丘吉尔就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援苏联，虽然他仍然是我们的政治敌人。他自苏维埃国家诞生之日起，直至他去世都始终如此。但丘吉尔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认为在与希特勒展开殊死搏斗时，把英苏两国力量联合起来是有益的。这并不意味着丘吉尔在某种程度接受了苏维埃政权并打算为苏联人民做点好事。根本不是的!促使他与我们结盟的是当时形成的世界局势和他对本国利益的考虑。苏联支持蒋介石也是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与中国的边界上平安无事。我说的是由蒋介石控制着的那一段边境。而日本人已经到达的边境地段，紧张局势始终有增无减，频繁发生各种冲突。他们一直在“试探”我们。当他们在太平洋战场取得头几次胜利之后而开始吃败仗时，大陆形势开始逐步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军队则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因为日本已无暇顾及中国了。在打垮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的三个月之后，苏联就加入了对日战争。我们的军队在战败日本的最后收尾阶段顺利地担当了他们应起的作用。根据与盟国的协议，我们当时解放了满洲和朝鲜北半部，也就在那时我们有可能更富有成效地援助中国，包括提供大规模的物资和武器支援。

　　二战后，苏联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问题。我们决定直接援助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夺取国家政权。由于日本战败，其关东军放下武器，留给我们一大批战利品。大部分战利品，特别是作战装备，都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人了。关于这类武器，我们与盟国有协议在先，即我们无权把它们交给中国境内各个交战集团的任一方。因此在向毛移交这些武器时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在违背自己的承诺。于是我们就把武器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而毛的人则把它“偷”走，用以武装自己的军队。那时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很大的用缴获的日本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

　　那个时期我还在乌克兰工作，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以及我们为中国所做的事，只有当我前往莫斯科时才能从斯大林那里听到一些详情细节。中国共产党 1949年取得胜利时，我刚巧调到了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州党委和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联共党(布)中央书记。这时我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因此我了解有关中国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离开了斯大林，不仅是任何人都不能处理这种问题，而且任何人都根本不能研究这类问题。我不认为我对中国的一切都了解。主要问题都由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去处理。但我知道，苏联越来越广泛地向毛泽东提供援助，以巩固他取得的成果。那里的共产党人是通过公开的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美国曾帮助组织反击，所以日本战败后中国内战持续了很长时期。共产党人需要我们的援助，他们得到的援助首先是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