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他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当代出版社出版作者：尹家民)

　　毛泽东“三线”构想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情怀的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1964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行。然而，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中国政府在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是否已经组织了专案小组，开始了工作没有。

　　美国于8月上旬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同时，他们三人还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

　　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六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是周恩来于1964年 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毛泽东后来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营”。

　　“三线”建设在高层有过分歧

　　本来，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确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极大权威，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革”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