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于1931年创建于鄂豫皖苏区。60多年前，他们孤军远征，艰苦转战，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会师陕北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独具特色的光辉一页。

　　1931 年10月，红二十五军军部及其所辖第七十三师成立于六安麻埠(现属金寨境内，被响洪甸水库淹没);1932年5月，苏家埠战役后，红军地方武装被编入红二十五军，成立了第七十四、七十五师，全军3个师1.2万人。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时，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在皖西担负掩护作战任务。10月初，中共皖西北道委以皖西地方武装为主，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又称东路军，全军4500余人。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五军特务营、第七十五师的2个团、第二十七军的4个团、红九军第二十七师的2个团(第七十九团已编入红二十七军)，共1万余人。11月底，红二十七军建制被撤销，上述部队被统一编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辖2个师5个团，7000余人。后来，以皖西地方革命武装为主体两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也先后于1933年4月和1934年4月并入红二十五军，同时还有不少皖西军民零星加入红二十五军。

　　1933 年5月，国民党军集结10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红二十五军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1934年秋，红二十五军一直在皖西地区战斗和休整。9月，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向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传达中央关于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 11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在六安、霍山之间活动时，接到郑位三的来信后，离开皖西，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到达河南罗山。11月16日，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花山寨会议决策，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是在长征中唯一有发展的红军部队

　　各支主力红军长征出发时总计有20万余人，尽管途中补充了几万人，但仍然减员较大，到三大主力会师时只有5.3万人，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不足3万人。其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7万余人，经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到翻过雪山之后人数更少。1935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陈昌浩建议，并经中央同意，从红四方面军抽调3个整团共3800人补充给中央红军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张国焘闹分裂后，党中央率第一、三军团改称陕甘支队，继续北上。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边区时只有7000多人，其中约2000人还是从红四方面军补充进来的。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共有 2980余人，长征途中创建了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各主力红军所建立的唯一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 4000余人继续西征北上，到达陕北时还有3400余人，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七十四师也发展到2000多人，两部合计5000多人，比长征出发时的人数多了将近一倍。这些部队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装备好、战斗力强的部队

　　1932 年11月红二十五军重建后，长期处于10多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清剿”之中，在频繁的战斗中锻炼出一套机动灵活的战术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以一次次的胜利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长征出发时几乎是清一色的东北军武器装备，每个连有6挺轻机枪，还有崭新的马步枪，以至于在长征途中国民党的一些地方武装、地主围寨的家丁误把红二十五军当成了东北军。红二十五军在多次战斗中以少胜多，有时能成旅成师地消灭敌人。如袁家沟一仗，全歼陕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一旅;劳山战役中歼敌东北军一一〇师师部和两个团4000多人。劳山和榆林桥战斗后，红二十五军几乎每个班都配备了机枪，这在当时红军部队中算是数一数二的。红二十五军北出秦岭、威逼西安，一度攻占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迫使企图拦截中央红军北上的敌于学忠、毛炳文两个军在西进途中行动迟滞，敌胡宗南部也从川甘边调兵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南京政府非常震惊，把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人，标定三人赏金均为25万块大洋。在被称为陕北根据地“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中，由原红二十五军改编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也是战斗的主力，歼敌2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由于红二十五军战斗力强，从1933年起，东北军先后有10多个师与红二十五军作过战，被消耗很多;红二十五军到鄂豫陕边区时，东北军有8个师、西北军杨虎城有几个旅攻打红二十五军，都大吃苦头。张、杨深知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所以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指名要求中共派徐海东率部南下，保卫西安，准备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武装进攻。有趣的是，东北军进攻红军被消耗殆尽的几个师的番号被蒋介石取消，其中一一五师、一二〇师的番号在抗战初期都给了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

　　红二十五军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红二十五军主力于1935年7月16日离开鄂豫陕根据地，艰苦转战2000余公里，于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成为长征中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9月18日，与陕北红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全军团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因军容雄壮，武器好，成为军团的主力，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成为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10月间，又以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迎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到来，为中央红军能在陕北落脚站稳奠定了基础。

　　9月18日，党中央率第一、三军团北上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哈达铺镇，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这为党中央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落脚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会议上宣布成立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挺进。 9月27日，党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1月上旬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人困马乏，物资非常困难，毛泽东只好向红十五军团借 2500元钱。徐海东不但从十五军团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持中央红军，还决定从每个连队抽出3挺机枪、及其他枪支、弹药若干;从供给部、卫生部抽出部分好的衣物、布匹、医药用品;集中部分在劳山、榆林桥战役中入伍的红军战士，经过训练后，调配红一军团。此举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称红十五军团“真是雪中送炭啊!”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纪律严明，政策水平高，统战工作做得好。红二十五军在战斗中缴获战利品很多，因为补给充足，在长征途中不需要打土豪、进地主围寨，不实行没收政策，不征粮派款，不用民夫，而且还保护工商业和小商贩，所需粮草一律以通用的银元购买。所经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和沿途地方武装写信，晓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促其中立，从而减轻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部队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进入宁夏回族地区后，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还帮助回民劳动，为回民群众治病施药，吸收回民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得到回民的称赞和拥护。后来，当中央红军到达这个地区时，回族群众不仅不害怕，不躲避，反而高高兴兴带上水果、食品，燃放鞭炮，热烈欢迎红军。毛泽东连连夸赞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红二十五军还非常重视敌军士兵工作和统战工作，争取了不少东北军官兵在与红军对阵时对天放枪，或拖枪给红军，甚至参加红军，做红军的宣传员。高福源等被俘的官兵经过教育而被释放后，回到原部队去做争取抗日工作，对后来争取张学良、杨虎城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与红军建立“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及发动西安事变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最年轻的红军部队

　　1936 年刊登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上的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的远征》一文开头就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着名的红二十五军。”的确，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是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的青少年，还有少数八九岁的小娃娃，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经历了不平凡的长征历程，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如二二三团供给处的熊发龙曾当过六安县乡苏维埃主席，长征出发时把八九岁的儿子装在布袋里背着行军，一直由同志们轮流背到陕北。来自六安县的“红小鬼”明道和，1932年冬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时，在商洛山区生病走不动路，流落到柞水县当了一户农民的“干儿子”，隐姓埋名和一群小娃娃一起放牛。听说红二十五军到了商洛山，明道和就串联了十五六个放牛娃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参加了红二十五军。这支“儿童军”年龄虽小，但斗志旺盛，战斗力很强，每次战斗，年龄稍大的指挥员都带头冲锋，军首长更是身先士卒。1934年11月25日，部队在方城县独树镇通过许(昌)南(阳)公路时，遭敌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的伏击，追兵两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当时气候、地形条件极为不利，红军行军队伍拉得太分散，大部分战士的手被冻得拉不开枪栓。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指战员冲入敌群，展开白刃格斗。徐海东也率队从后面赶上，浴血奋战，反复拼杀，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长征中，军首长徐海东、程子华都负过重伤，军政委吴焕先在泾川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些年轻的红军指战员，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披荆斩棘，英勇奋战，赴汤蹈火，一往无前，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催人泪下的青春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