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多数读者,对戴季英这个名字已经相当陌生了。其实,在我党历史上,戴季英曾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人在建国后被打入另册,从此淡出了政治生涯。

　　1928年春,黄麻起义农民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任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929年12月,戴季英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

　　1933年7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重兵十余万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被迫出发北上长征。

　　二、鄂豫陕战功显赫,长征牵敌20万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三、大别山中原突围建奇功

　　抗战暴发后,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1939年6月,高敬亭被叶挺错误处决后,戴季英升任司令员。其后的2年中,戴季英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戴季英敢闯险境,善打硬仗,临危不惧,英勇不屈,无数次重创日军。

　　四、“肃反”狠辣,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

　　在20余年艰苦的对敌作战中,戴季英表现表现得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百折不挠,颇具大将风范,为我党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但同时,戴季英又是一个“肃反”运动的急先锋,在鄂豫皖和陕北根据地大搞“肃反”,错杀了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五、要官丢了前途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戴季英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丝毫不满意。他认为,自己20年代就是共产党的省级干部了,又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在河南奋斗了多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是河南区的省委书记了,现如今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认为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张玺、吴芝圃、刘杰、刘建勋等人,无论在资历、威望、党龄、贡献等各方面都与自己相去甚远。

　　于是,戴季英不听省委的招呼,多次公开发表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在干部会议上说省委领导是左派。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1年底,戴季英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的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不久即被判入狱15年。从此,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永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

　　1952.02.22 人民日报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 戴季英原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开封市委书记，湖北省黄安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现年四十五岁，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由团员转为党员。 戴季英参加革命斗争二十多年来，一方面在几个革命时期，对党对人民曾经做了不少工作，有过相当贡献;另方面，他虽然参加革命斗争很久，但由于他的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与个人主义的本质仍然保留着而未能得到根本改造，所以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犯过几次严重的原则错误，特别是他到开封任市委书记后，其错误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他在省首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擅自发表与省委有原则分歧的错误意见，他在省人民政府与省协商会联席会上再次擅自发表与省委有原则分歧的错误意见，向党进攻。他为了硬给省委加上“左”倾的帽子，竟把贪污浪费现象也歪曲地说成是“左”倾表现。他为了攻击省委，不惜玩弄流氓手段，把开封市粪业工会工人反对封建把头“反对骑在人民头上的马政治”(马正治，人名，粪业把头)的标语按在省委头上。他在执行中央与中南局的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决心上，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上，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干部政策上，均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他在党内军内挑拨关系，制造不团结。他在党外会议上为了吹嘘自己，不惜公开暴露党的秘密。他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老区慰问信。他对于省委与市委会议经常既不请假也不出席。他不按期按时写综合报告。他拒绝省委对他的文章错误地方的修改。省委正式决定找他谈话，他连续三次地拒绝。戴季英不仅反对与攻击省委，而且反对中央。他对中央对于他的历史上所犯错误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一方面他要省委解决他的历史问题，要省委对他历史上的错误结论重新估价(就是说推翻中央的结论)，这曾遭到省委的严厉的驳斥。另方面他又不满地在下边乱说乱道，说什么“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他说不同意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结论。以上这些就使戴季英在政治上完全走到与党对立的道路。

　　其次，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作风上疑神疑鬼，无中生有，阳奉阴违，处处撒谎，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甚至假冒别人名义挑拨离间。他在市委会上前一个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毫无民主作风，后一个时期消极不管，陷市委于瘫痪状态。他在干部关系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凡对他的错误进行斗争的人，他就认为是攻击他，排挤他，破坏他，因而他就实行报复，打击这些人;凡对他捧场奉承的人，他就很高兴地毫无原则地迁就、拉拢、提拔、包庇这些人，企图制造山头，形成小宗派集团。以上这些，就使戴季英在组织上完全走到与党对立的道路。 再次，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他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自诩为“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几乎是中央委员”，他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有才能”、“有远见”，样样工作都行。凡是他工作过的地区，把那里人民和党所艰苦创造的伟大功绩，都写在自己的账上，谁要是不这样来捧他，他就说谁是“不尊重历史”，是“忘本”。他喜人奉承，风头主义，处处宣扬自己，甚至不惜以流氓市侩手段，假借别人名义自己写文章来吹嘘自己，假借群众名义自己写信来感谢自己，假借画革命先烈遗像和在像上题词来抬高自己。戴季英这种极端严重的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正是他在政治上反党活动和组织上宗派活动的思想根源，这样就使他堕落成为一个政治上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 最后，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不仅没有带头认真反省，对许多严重错误根本不作检讨，反而私自在向省委和中央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报告上加添戴季英是“朴素节俭作风”的一段。他甚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竟敢公开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实行威吓，后又私自修改市委机关干部对他批评的记录。因而就大大影响了开封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正常进行。 戴季英之所以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一直发展到今天在政治上进行反党活动，在组织上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堕落成一个不可救药的政治蜕化分子决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就在于他不肯真正地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而是顽固地不肯放弃其错误思想。他虽然也到处口口声声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观念、群众路线，但实际上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一点群众观念，没有一点群众路线，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这一点就是戴季英的阶级思想本质。 戴季英的错误，已经产生了对工作、对团结、对干部、对群众的严重恶劣影响。开封市委名为党委，实际处于无核心的瘫痪状态，许多上级决议停放很久，不传达不讨论，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尤其是直接障碍了目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顺利进行。由于戴季英实行宗派活动，迁就包庇有毛病的干部，使有的干部被资产阶级侵蚀已经烂掉，有的快要烂掉，使干部情绪消沉苦闷。

　　戴季英的无政府无纪律和反党行为，乱发议论，乱发文告，标新立异，也在群众中发生了恶劣的影响。开封市离省委近在咫尺，但省委从开封不能及时得到工作报告及材料的供应，影响了省委对开封市委工作的正常领导。总之，戴季英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下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省委对戴季英的错误是进行了不少斗争的，三年来省委曾召开省委、市委五次正式会议进行教育斗争，并进行多次谈话。而他始终一贯地坚持错误，发展错误，没有丝毫回头悔改之意。最近省委为了最后挽救他，省委不少负责同志亲与谈话教育，并责成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要他彻底检讨反省，但戴季英仍然上下活动，到处拉拢，并把自己过去攻击省委的口头错误意见，又连夜赶写赶印成文字，删掉其中最荒谬部分，散发大会干部，企图混淆是非。省委要他在大会上进行检讨，但他同样毫无反省，而是多方狡辩抵抗。由此可见，戴季英决心坚持错误到底。根据戴季英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坚持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丧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省委并建议省与开封市人民政府及各种革命组织撤消其一切职务。省委号召开封及河南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从戴季英的错误中受到教育，为彻底肃清类似戴季英的错误思想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