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上，刘湘慷慨激昂，再次声明：“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四川竭力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刘湘又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对全省作出动员：“……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四川7000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为抗日，川军执行了蒋介石“军队国家化”的指令，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整编。而一心想插手四川的蒋介石以几道军令，把刚出川的川军分得个七零八落。从此，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

　　川军前脚出川抗日，国民政府后脚迁都到了重庆。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近8年时间，四川一直承载着各种超负荷的负担。四川人民却始终毫无怨言，一边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支援政府抗战，一边含泪把近300万子弟再送前线……

　　由于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一直伤亡惨重。经过几次大会战，中国军队兵额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而沦陷区越来越大，可以征兵的地域越来越小，甚至有的地方兵源几近枯竭。大后方，尤其是四川，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征兵任务一直十分沉重。在四川大规模的征兵活动中，虽然一些地区出现了“抓壮丁”的现象，但那并不代表主流。

　　很多四川民众送子上战场的故事催人泪下：

　　安县曲山镇青年王建堂与朋友分头串联了100个青年，向县政府请命杀敌。就在他们开拔前，县政府收到了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寄来的一面出征旗。当众人展开这面出征旗时，全都大吃一惊——与祝愿亲人平安远征相反，这面由一块宽大的白布制成的大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出征旗的右上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上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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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兵在各战场都很受欢迎，他们吃苦耐劳，英勇善战，往往还没等到分配，就被各部队闻讯抢走。

　　1944年，为解兵源短缺之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动员青年从军。这一年，四川多所大学校园内，宣传从军的标语随处可见，巡回演讲往来不断，操场上的“从军报名处”人头攒动，激昂的歌曲一刻不停，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安稳地坐下来去读“圣贤书”。学生纷纷报名，已订婚的推迟了婚期，免服兵役的独子坚决从军……就连一些高官子弟也踊跃报名，其中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的公子张继正等。

　　根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四川一省征兵，无论配额与实征数额，均约占全国总额的1/5，居全国第一;全国约有15万知识青年登记从军，四川一省有4万人以上，居全国第一。全国抗日军队中每不到10个人中有一个是四川人，因此中国军队有了一句俗语，叫“无川不成军”。

　　四川是抗战的大基地，四川是抗战的大熔炉，四川人民在全国抗战8年时间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前方将士浴血沙场，缺衣少粮，作战艰苦，牵动着后方爱国军民的心。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身份，从重庆出发，走遍全川20多个县市，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掀起了四川民众爱国募捐的高潮。

　　在白沙献金会上，1万多名男女学生齐跪在地，哭着哀求在场的名流士绅：“请你们救救我们的国家，救救我们苦难的民族吧!……”众人泪流满面，有的当场慷慨解囊，有的当场褪下了金表、金戒指、金手镯……

　　在泸县献金会上，一群乞丐捐出了用破碗盛着的活命钱;一群断手残脚的伤兵相互搀扶着，捐出了他们靠编藤椅、制雨伞义卖得来的1万多元钱……冯玉祥，这位刚毅耿直的老将军，双手接过这些钱，感动得热泪滚滚，四周的人也哭作一团……

　　自川军出川抗战以来，四川各界组织的各类募捐活动从未间断。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完全统计，仅四川民众前两次献金总额就达6至7亿元。这笔巨款，都是四川人民的血汗钱，多用来购买了战场急需的飞机、大炮、枪支等武器，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随着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产粮区的相继沦陷，四川省承载了国民政府主要的粮食负担。为此，省政府各部门印发了各种宣传小册子、传单、标语和文告等，四处宣讲缴粮是爱国行动，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山道上，田垄间，时常可以看到肩挑背扛、络绎不绝的送粮农民。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有些地区的农民饿着肚子，甚至饿得奄奄一息，靠吃“观音土”充饥，也要想尽办法，不拖欠半粒“公粮”。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四川共征收稻谷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3。

　　全省人民还担负起了“大后方”的建设重任。四川是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省份，但大轰炸并没有摧垮四川人民的意志，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凝聚力。虽然轰炸频仍，但工厂不停工，工人们加班加点为前线赶制被服和武器弹药。藏匿山中的工厂更是夜以继日地不停运转，每到夜晚，厂房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隆，这一景象构成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诗篇”。

　　为打通抗战交通线，四川200多万民工担起了川陕、成渝等公路的修建和空军基地的赶修任务。他们吃糠咽菜，衣衫褴褛，风雨无阻，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交通史上的奇迹。

　　因为收藏，我有幸与一些出川抗日的川籍老兵相识，相交。通过他们，更增添了我对四川的热爱。这些老兵虽然都已进暮年，但谈到人生那段打鬼子的辉煌经历时，依然声若洪钟，情绪激昂。他们是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重。

　　中国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四川，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