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空军政委不听话”为由，要求整顿空军，向空军夺权

　　1975年10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邓小平副主席找张廷发谈话，他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张廷发简要汇报了空军存在的问题和准备用整顿的办法来解决。邓小平听后表示满意，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张廷发：“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不久，张廷发又见到叶剑英副主席，他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两位副主席的话，归纳起来，一是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二是部队要整顿。张廷发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不管形势怎么变，这两条要始终把握好，完成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历史交代。

　　1975年12月10日，王洪文点名要找空军党委一、二、三书记和高厚良副政委谈民航问题。那时，民航归空军领导，空军第二政委余立金为民航政委却没有被找去开会。

　　早不谈，晚不谈，选择1975年底谈，王洪文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首先在政治上，他以为全党全国形势对他们一伙极为有利。11月底，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对全党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明确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这些话，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的。其次，在具体工作上，也作了充分准备。王洪文通过他在空军和民航的亲信，说“民航常委扩大会是‘右倾翻案风’的会”，“余立金在会上带头搞‘右倾翻案风’，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会议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他把民航党委扩大会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全套文件和小组会记录都调去了。

　　王洪文的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一大批民航领导干部，进而否定空军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终否定主持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叶剑英、邓小平，以便实现打倒他们和军队各大单位一大批领导干部的野心。

　　王洪文要打倒余立金政委和民航一大批领导干部的事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暂时挂起来了。张廷发心里想，王洪文迟早还会再挑起事端。

　　1976年2月25日，江青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召集12省、市、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打招呼会。

　　作为第一书记、空军政委的张廷发，当然要参加这个会。此外，还有两名空军党委常委参加会。对于江青召集的会，张廷发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前年江青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派联络员来空军送信、点火，把空军也都搞乱了。

　　在空军机关和一些直属单位，大字报满天飞，随便点名批斗领导干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机关大门外，上访的、点名来揪人的、串联的波及到了空军的大大小小营院。

　　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召开的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江青等人对这次会议极为不满，要全面否定。江青要与会领导同志“转弯子”，并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空军政委不听话”，威胁要解决空军的“问题”。

　　1976年4月21日、24日，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私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谈话”。 21日的那次“谈话”，张廷发托病没去。曹里怀副司令员、高厚良副政委等去了，回来后说：“王洪文很凶，叫嚷我是党中央副主席，我有权!空某军的干部、南空的干部、民航上海局的干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也不许动。”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支持的那几个人，他自己不说，空军党委常委还不十分清楚，他那么一一点名，空军常委反而一清二楚了。常委们都是长期在军队工作的，特别是常委中的红军干部，在关键的时刻应该听谁的，是很坚定的。张廷发毕竟是经过多次政治风浪和战争考验，心里有根主心骨。听党中央的，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个信念不会动摇。

　　倒打一耙的“四人帮”妄图将“杜忠事件”作为甩向空军的一颗重磅炸弹，砸开空军的班子

　　王洪文这次“谈话”不久，便传出了“空军政委不听招呼”的话。这当然是指张廷发。这个话，江青在2月中央“打招呼”会上就说过。张廷发左思右想，“不听招呼”只不过是个借口，实质上是要整人了，要整空军，或者说是要把空军拉过去，采取先打后拉的办法。这种伎俩，对这些长期在军队工作的老红军是瞒不过的。

　　事隔不久，王洪文一伙借此制造了一个“杜忠事件”。

　　王洪文毫不隐讳地说：“要通过杜忠事件，砸开空军的班子。”“杜忠事件是甩向空军的一颗重磅炸弹”，意思是说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难过这一关。他们甚至兴高采烈地说：“借这封信，不但可以抓住空军领导班子，还可以抓住中央军委领导班子，以至党中央领导人了。”

　　“杜忠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杜忠原是空军某师副师长，1968年8月1日，受驻上海空某军党组织指派，到上海公检法军管，任某专案组组长。在专案组工作中，杜忠接触到张春桥等人收集和整理的黑材料，并且发现张春桥等人的错误十分严重。不久，为掩人耳目，张春桥指使他的亲信对知情的杜忠进行隔离审查，妄图堵住杜忠的嘴，掩盖张春桥一伙的罪行。

　　1973年九十月间，张春桥一伙对杜忠的“审查”基本结束。杜忠在待处理期间，认为张春桥整理黑材料事关重大，一连写了4封信揭发张春桥的罪行。其中一封交张春桥、王洪文把持下的上海市党组织。可以想象，在张春桥、王洪文严密控制下的上海，4封揭发信不可能送到中央，而是全部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中。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上海市几个追随“四人帮”的领导人手中查获到这4封揭发信，证实了揭发信在张春桥手中的判断。

　　张春桥一伙截留到杜忠的揭发信后，有很多批示，并组织千余人对杜忠反复批斗，并从待处理变为继续关押审查。

　　杜忠问题公开化了，也把张春桥等人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公开化了。张春桥一伙不得不改变策略，由公开批斗，又改为秘密关押。先把杜忠转到农场，后又转交南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严加看管。

　　杜忠在南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期间，又写信揭发张春桥的罪行。信中说：“我整了中央首长的黑材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不能一错再错，我作为一个受党长期教育的共产党员，就是他们不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要把事实真相报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张春桥问题不揭发，我死了烧成灰也不甘心。”

　　这封信，按军队的组织系统交给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此时，已是1975年深秋。空军副政委黄立清正在南空参加南空党委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会议，南空政治部请示如何处理杜忠的揭发信。黄副政委当时的处置措施非常果断、正确。他指示：信的内容不准扩散，按军队的组织系统，密封转空军党委处理。揭发信到空军后，分管清查工作的副政委高厚良的处置也是正确的，他指示空军清查办公室密封保存，内容不准扩散。

　　空军党委常委包括第一书记的张廷发，都不接触杜忠的揭发材料。

　　杜忠是空军的师级干部，他的错误是一回事，他作为军队干部写揭发信，按军队的组织系统要求转交中央，从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来讲，都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另一回事。鉴于王洪文、张春桥还在中央工作，南空、空军两级组织采取密封揭发信，不扩散内容的措施，也都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在王洪文阴谋策划下，他们一伙人倒打一耙，嫁祸于人，图谋借“杜忠事件”打倒空军一大批领导干部，以便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安排在空军领导岗位上。这不是危言耸听。粉碎“四人帮”后，根据揭发和交待材料证明，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已经传出：追随他们的某人 “可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某某人“当空军司令”，把某某某人“弄回来”等等。

　　“杜忠事件”与其说是关系到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领导同志政治生命的大事，不如说是关系到王洪文、张春桥政治生命的大事。

　　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件事的罪名栽赃到空军领导同志头上，诬蔑空军扩散了揭发信的内容，是“反党”、 “分裂中央”的严重事件。

　　王洪文一面加紧阴谋活动，另一面他自己亲自上阵调查。1976年3月30日深夜，他背着中央军委，直接打电话给驻上海的空某军军长，指派他调查“杜忠事件”，并把调查材料送给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的死党。4月19日，王洪文又打电话给他，要他来北京汇报 “杜忠事件”的调查结果。王洪文做贼心虚，在电话中告诉这个军长：“你不要请假，以免暴露形踪。”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一个军长，作战、指挥、航行以及日常工作多得很，离开岗位几天，不见人影，难道不会引起怀疑?

　　王洪文亲自安排这个军长来京的吃住问题，搞得非常神秘。在听这个军长汇报时，王洪文说：“杜忠的信是去年七八九3个月‘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产生的。同南京的政治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有关，这是给邓小平当炮弹的。”王洪文还说：“杜忠事件要一查到底，北京由我查，上海由你查。你要大胆查，你不要怕打倒，打倒了，我把你养起来。”

　　1976年4月24日，王洪文在北京三座门军委会议室，再一次找空军党委常委“谈话”。参加谈话的有王洪文、陈锡联和张廷发。

　　“谈话”一开头，王洪文就对着张廷发来。问张廷发：“你看信没有?”

　　张廷发装作没听见，就是不说话。

　　张廷发不说话，会开不下去。

　　陪同王洪文“谈话”的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开口了：“问你哩，看过信没有?”“我们都是老同志，实事求是，看过就看过，没看就没看。”

　　张廷发还是不说话，一言不发坐着。

　　王洪文见张廷发不说话，站起来走到张廷发面前，把几页纸在张廷发面前晃起来：“你看过没有?”

　　这哪里像党中央副主席同空军党委第一书记“谈话”，明明是在审查人、吓唬人嘛。

　　“我没有，我又不是聋子。我听见了，我没有看过!”张廷发大声吼叫起来。

　　王洪文再次向空军加压，幸而空军党委警惕，终于等到了“四人帮”被人民审判的一天

　　王洪文查揭发信“扩散”问题，查不下去，“谈话”草草收场。张廷发心里明白，这件事还没完，还会有问题，会逼张廷发表态。

　　1976年7月18日，王洪文批来一份揭发材料。他在批示中指责空军黄立清副政委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咒骂文化大革命”、“攻击毛泽东主席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等。王洪文要空军党委“讨论”他的批示和给黄立清副政委定性，“并把讨论结果上报军委”。

　　张廷发对王洪文“批示”的意思是先放一放，应付一下，张廷发不说不办，也不说立即办，理由是我们常委同志全力以赴去唐山参加抗震救灾或坚持指挥所值班。一天几百架飞机在唐山机场起落，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最紧张的时候，每26秒钟起落一架飞机，不但白天黑夜飞，还跨昼夜飞行，这是党和人民最需要空军支援的时候，常委不能分散精力，不能不管，也不能马虎。实际上，张廷发也在考虑，如何妥善了结这件事。王洪文 “批示”要报军委，怎么报?把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材料原封不动地报，肯定不行。如果加上空军党委的意见，我们拿什么意见?同意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信的 57条，那么就要打倒黄立清副政委，定性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不同意王洪文“批示”和诬告信的观点，后果是不容乐观的。

　　1975年冬至1976年10月以前，随着“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的掀起和深入，空军的日子一天天不好过。王洪文逼常委表态。甩过来的帽子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紧张。

　　王洪文说什么“空军怎么没有资产阶级?那不成了仙山琼阁?”接着说：“对7月18日的批示讨论了没有?(指1976年7月18日，王洪文对南空诬告黄立清副政委材料上的批示)怎么讨论的?中央正在注视着空军的班子，看看每个人的态度。”

　　王洪文虽然是1975年的中央军委常委，但是，党中央并没有委托他管空军的事。他却三番五次插手空军，挑起事端，对空军党委常委中的老同志一再予以打击。对王洪文在空军的越权越位，横加干涉，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这些恶劣行径，所作所为，空军党委是有所警惕的。所以对王洪文的所谓指示能拖则拖，有的干脆不予理睬。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这伙无恶不作的败类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杜忠事件”随着“四人帮”被打倒而结束。

　　而杜忠这位敢于揭露“四人帮”问题的好同志，最后被“四人帮”迫害折磨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