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叶剑英说曾希圣是个能识“天书”的人

　　近年来，随着“谍战剧”的热播，以往鲜为人知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历史，被揭开了面纱，为普通大众所关注。那么，学界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情况如何?

　　叶剑英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

　　关于我党情报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人物传记，主要涉及到了四位传奇式的人物——李克农、潘汉年、曾希圣、王诤。

　　关于李克农、潘汉年，传记或传奇方面的书籍文章比较丰富，人们比较熟悉;而关于曾希圣、王诤的则相对较少。

　　近年来，关于曾希圣的研究主要是《曾希圣传》，此外还有少量回忆文章。

　　曾希圣是红军时期军委二局的局长，负责对敌军电报的破译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位无名英雄。据记载，仅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曾希圣领导的团队就先后破译敌人密电数万份之多。

　　尤其在长征中南下贵阳时，曾希圣在危急关头利用掌握的密码冒充蒋介石的电报调开了追敌，使红军避免了不得不在乌江边背水一战的危险境地。

　　叶剑英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并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

　　徐向前也回忆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关于王诤的研究主要是《王诤传》。王诤是红军时期军委三局的局长，负责军委的通讯工作。他是红军中最早使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络和侦听敌情的传奇人物，对红军使用无线电通讯技术为战争服务作出了重大贡献。徐向前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也了如指掌。”

　　关于情报工作对我军军事行动的影响

　　研究者认为，红军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情报信息的及时准确是前提，正确运用是关键

　　关于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研究者认为，红军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情报信息的及时准确是前提，正确运用是关键。

　　当时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战争都取得辉煌战果，因为这两支部队都拥有高超的电报破译技术。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尽管他并不擅长战略战术，却被指战员认为是能掐会算用兵如神的能人，因此拥有很高的威望，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能人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破译部门的幕后英雄。

　　对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当时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打了一个非常经典而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研究者认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军事角度看是丢弃了情报的优势。当时虽然同样破译了敌军的许多电报，但为了达到“拒敌人于国门之外”的目的，红军变运动战为阵地战，死拼硬打以短击长，使得破译的情报毫无用武之地，最后被迫转移。

　　研究者还指出，红军长征的胜利，尤其是关键的四渡赤水的危急关头，每次军事行动无不以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为决策的基础，从而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从长征的提前出发，通道转兵由湘入黔，遵义会议的从容举行，每次渡赤水的方向、地点、时间和目的，桐遵战役，奔袭贵阳，挺进云南和北渡金沙江等决策，无不以情报为依据。

　　林彪等军队高级领导人抱怨红军行军“走弓背路”，其实是不了解情报的来源，因为当时的无线电破译是最大的机密。

　　关于情报工作所发挥的作用

　　毛泽东曾对长征中的情报工作作过高度肯定，指出：“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关于长征中情报信息发挥的作用是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不少研究者梳理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情报所作的高度评价。

　　比如，当时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的叶剑英在1975年回忆长征时说：第四次渡赤水后，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

　　李先念也回忆说：军委二局为毛泽东同志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指挥红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准确无误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对长征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委二局，毛泽东也作过高度的评价：“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甚至还说过，“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毛泽东还先后两次为红军的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

　　在解放战争时期，情报更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时国民党的关键部门，如中央党部、国防部、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江阴要塞、保密局、甚至南京电台总站，都有红色特工在活动。我党当时情报的准确与迅速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关于敌人营垒里的红色特工的作用和贡献

　　刘伯承在解放重庆后称赞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

　　情报战线的辉煌成果来自情报战线的一大批传奇人物。这些传奇人物除了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主要是敌人营垒里的红色特工。这些红色特工是这些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

　　这样的英雄人物很多，近年为人们所熟悉的钱壮飞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其他的如打入国民党中央机要处，从1938年至1949年常在党、政、军、特高层秘密会议担任机要速记员的沈安娜，记录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中统和军统负责人在会议中的发言。

　　还有蒋介石的侍从室少将高参段伯宇，汪精卫的机要秘书汪锦元，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的中将厅长郭汝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处科长王启明，沈阳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主管机密室的赵炜，北平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和作战科科长朱建国，胡宗南的伺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卫立煌的机要秘书赵荣声，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李宗仁的随身参议刘仲华，汤恩伯的少将参议陆久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刘宗宽，等等。

　　这些红色特工绝大部分都是打入敌营内部的，个别的属于策反成功，如中统山西省和陕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和李茂堂两人，从而掌握了延安周边的动态。

　　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特工的功绩，徐向前作过这样的评价：“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对解放战争时期红色特工的功绩，刘伯承在解放重庆后称赞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周恩来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是“后三杰”;毛泽东曾多次谈到熊向晖的作用“顶得几个师”，还认为这一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关于情报工作中的中共特别党员

　　学界对情报战线上的特别党员的研究，还处于若明若暗之间

　　发展特别党员也是我党情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关于入党的条件增加了一条并不起眼的新内容： “在某种特殊情形之下，党的各级委员会均有直接征收或通过新党员之权。”正是这条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的产生打开了大门。

　　目前，对情报战线上的特别党员的研究，学术界还处于若明若暗之间。近年来，学界披露了多位情报战线上的中共特别党员。

　　如1925年秘密入党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原大力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1929年秘密入党，周恩来临终前还特意让秘书把杨度的入党经过写入《辞海》中的“杨度”条目;著名电影明星金山1932年秘密入党，1949年初还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顾问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结果自然使得政府代表团毫无秘密可言;

　　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和王昆仑1933年秘密入党，胡愈之的党员身份到1978年才正式公开;著名企业家卢绪章1937年秘密入党，长期以来以企业作掩护，为党提供了巨额的经费和大量的物资;“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1938年秘密入党;

　　张学良的高级幕僚阎宝航也是特别党员，阎宝航秘密入党是在1936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一直以民主人士和党外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在情报战线功勋显著。

　　总之，这类特别党员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为数不少，能量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