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难的历程，大清国的近代海军舰队终于在1885年正式成军了。然而，这支费尽周折打造起来的舰队，在几年以后的甲午海战中，竟然不堪一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中日两国当时的海军舰队如果从质量上来看，应该说是差不多，用现在的一句话，叫做没有“时代差”。

　　在近代，中国与日本先后走上一条求强求富的道路，其中，中日两国海军舰队的建立代表着两国海军建设的最高成就。从总体来说，在硬实力方面，日本不如中国。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7.6%，中国军队的数量要比日本多几倍，大清国的陆军达100万人。而日本陆军只有7个师，20余万人。大清国的海军与日本舰队的总吨位相差无几。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的装备要好于清军，但我认为，从军事角度讲，这样认识过于简单了。比如，就拿作战地域来讲吧，中国军队是在近海作战，依托大陆，有着非常有利的战场环境。而日军是跨海作战，补给线过长，不利于作战。

　　然而，正是在家门口作战的中国海军却败得那样惨，竟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我个人认为，中国军队的失败，从根本上讲，在于软实力上。我就从中日两国海军军官素质这一点上，看看中国军队败得是多么的不应该。

　　思想素质

　　日本海军同日本的其他军队一样是“天皇股肱”，按照西方列强模式创建。日本海军将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忠君”、“勇敢”、“服从”为中心的武士道精神与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国家利益观相结合，形成了海军军官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观念。

　　清朝海军方面，尽管丁汝昌及大部分管带在海战时拼死抵抗，将生死置之度外，如邓世昌、林永升等，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仅仅是典型的忠君报国的封建型军事指挥官，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政治思想素质并不高。在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学生官进入北洋海军服役的同时，也便进入了官场，“仅有的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便消磨殆尽，并在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腐败风气中随波逐流，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和平时期，工作表现并不是晋升的决定因素，敬业自然也就成了十分可笑的行为”。

　　比如，水师中大多为福建人，他们人多势众，排斥非闽系军官，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训练“多尚虚文”，流于形式而不考虑实战，各舰管带集体作弊，虚应敷衍，弄虚作假。战败后中下级军官呈文指出：“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并早已量好距离，进行射击，“操演船阵，先期预定阵式，各管带只需默记应操演数，其余可置之”。由此可见，训练废弛已到何种地步，该为而不为，已不单是能力问题，而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纪律败坏，走向腐败，带头违纪的还是众管带。《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实际上各管带早已在基地及附近兴建私宅，携妻妾而居，海军军官生活大多奢侈浮华，嫖赌乃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妓院林立达七十多家。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

　　还有，水师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下功夫学习海军知识，还常以外行自居;在海军基地刘公岛上开设店铺敛财，与部下发生龃龉;还自蓄优伶，生活骄奢淫逸。

　　“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还金屋藏娇。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两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竟在岸上嫖妓未归，两舰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许多管带以权谋私，把军事训练、保养船械等款项全部鲸吞，致使船械“应换不换”，“应油不油”。在黄海海战中，“定远”舰第一炮就将自己的舰桥震坍，令丁汝昌跌落甲板负伤。

　　至于假弹药现象，更是普遍问题。甚至在1891年到日本访问时，大炮也没擦干净，并晾有衣物，被时任日本海军横滨镇守府司令的东乡平八郎发现，认为清军纪律败坏不足惧。“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败坏如此，不由不亡”。北洋水师战役战术指挥阶层思想素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军事素质

　　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没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整场战役中，日本联合舰队战役指挥得当，作战思想先进，战术灵活。日本联合舰队运用本队与游击队协同作战，并采用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的建议，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运用便于机动、便于发挥自己速射炮火力的单纵队战术，在战斗中灵活地展开包围，牢牢地用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夹击北洋水师，并适时撤退，击沉北洋水师舰船5艘，伤7 艘。

　　黄海海战重创北洋水师后，日本联合舰队仍视北洋水师残部为心腹大患，迅速重组编队，组织人员侦察掌握北洋水师动向，积极主动，采取鱼雷攻击、夜袭等多种手段攻击北洋水师，直至在登陆部队配合下彻底将其歼灭。

　　相比而言，北洋水师指挥层的表现则逊色得多，其战术思想落后，战斗队形呆板，缺乏协同意识。在发现日本舰队来袭时，丁汝昌下令改为双横队应敌，但却变成了“人”字型阵形，原因是各管带“勇怯不一，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更有甚者，旗舰管带刘步蟾擅自下令开炮，提前发起攻击，致使队形来不及调整而大乱。

　　各舰在海战中也是各自为战，互不相救。刘步蟾在距敌5300米时即发炮射击，其余各舰跟着开炮，“炮弹尽落于海，无一命中”。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海军舰艇开炮的起码战术要求——首发命中。

　　还有，舰队指挥阶层普遍缺乏战役指挥意识，各自为战。一开战，丁汝昌负伤，不久旗舰“定远”舰信号装置被击毁，失去了指挥能力，而在以后5个小时的海战中，竟无一管带挺身而出，接替指挥，一直在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下混战。

　　通过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外行出身的丁汝昌指挥固然不力，但作为接受过正规海军军事训练的众管带竟也错误不断。北洋行营翼长盛宣怀战后撰文指出，北洋水师连连败北，“实智略之不胜也”。西方史学家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把人送到这些为当权者提拔起来的、老而无用的指挥官手下作战，是一种犯罪行为。”

　　科学文化素质

　　日本内阁把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海军军官上，认为这是海军建设的头等大事，因为，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无之则水兵无以发挥其所长，舰船将成为一堆废铁。

　　为此，日本设立了大量的海军学校，其技术院校门类齐全，指挥院校高级、中级、低级搭配。还通过多种渠道选派学生出国学习深造，留学生数量大，留学国家多，学习范围广，学习时间长，不仅学习军事指挥、军事技术，还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据考证，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员几乎全是正规的初级海军学校毕业生，有的还在高级海军军校学习过，不少人留学期间还在外国军舰上学习过。据统计，到1894年，日本海军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00余人，而出国考察的则更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学生不仅在美、法、英、德等西方列国海军院校及其军舰上学习，而且还来中国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如铃木恭坚、河野主一郎、柴玉郎等，以武官、考察等身份来华刺探军情的则更多，甲午海战时任军令部长的桦山资纪就曾来华侦察过台湾地区的军事情况。

　　日本海军院校特别注重学员的远洋航行训练。明治政府不惜花费巨额经费，对学校毕业生实行远洋航海实习制度。第一次远洋航海始于1875年“筑波”号 (1978吨，载山本权兵卫班47人)对旧金山和夏威夷的访问。此后又在1878年访问了澳洲(“筑波”号，鹿野勇之进班)。同年，日本国产舰“清辉”号完成了欧洲之旅。这被称为明治海军的三大远航。从1875年开始，日本几乎每年都对海军学员进行远洋训练，先后到过美国、澳大利亚、巴拿马、智利、秘鲁、英国等国。因此，日本海军军官科学文化素质比较全面。

　　大清政府也开办了大量的海军院校，数量不少，但起步晚，门类也不齐全，指挥院校仅有封建习气浓厚的初级院校两所，规模不大，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军事课程内容较少，儒学教育课程较多，出国留学的比较少，仅三批30余人。在水师学堂和船政学堂学习期间，大部分学员对操作舰船满足于“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左宗棠语)，对战略战术、西方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兴趣不高。北洋水师远洋训练相比日本海军而言开展得少之又少，一则经费所限，二则人员怕吃苦。每年的例行巡海，也是流于形式，管带只是个驾驶航行的普通船长，根本没有达到提升指挥员综合素质的作用。

　　身体素质

　　而且，两国海军军官的身体素质也不一样。海洋作战与陆地作战不一样，更需要官兵具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日本自古是尚武的民族，习武强身、以武求功名是日本国民的传统观念，也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阶梯，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日本各海军军事院校非常重视学员的身体素质，认为身体素质是其他各项素质的载体和基础，针对海军职业危险性高、艰苦程度大，他们采取各种措施让学员进行身体锻炼，尤以对毕业学员进行远洋航行训练最为有效。日本海军军官的身体素质都比较好。1878年10月，日本国产“清辉”号军舰到西欧各国访问，航程26300海里，长达5个多月，英国《先驱论坛报》惊叹日本海军素质与英国海军相比毫不逊色。

　　而清朝海军军官由于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多尚文轻武，喜静不喜动，善思考而恶劳作。据在福建船政学堂考察的英国教官回忆：中国海军学员们“有巾帼味道，下完课后只是在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功课，从来不运动”，认为在“佛龛里呆着比在海上警戒工作更合适”，外籍教师也承认“让清国学生做体育运动比做学术教育远远为难”，在海上训练时“学生不喜欢体力劳动，怕弄脏手指”，在英国留学的学员严复也承认“西洋筋骨皆强，而华人不能”，并看出造成两者的差距在于大清水师“少养成”。在校学生尚且如此，踏入仕途后更是耽于享乐，耻于劳动，疏于锻炼，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因此，清朝海军军官充其量不过是掌握了一些海军专业技能的文弱书生，身体素质不能与日本海军军官相提并论。

　　心理素质

　　还有心理素质也不行。战争充满风险与劳累，要求军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心理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智力的发挥。日本海军军官中存有强烈的侵略意识，这是岛国民族自尊自大的封闭心理与尚武精神相结合的反映。除去野蛮的一面，其中也包含有积极主动的进取意识。严格而又残酷的军事训练、长期的远洋航行训练，养成了日本海军军官敢于冒险的进攻心理和良好的战场适应能力。他们意志顽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在整个甲午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进攻，采取突袭、夜袭、陆海协同等多种方法攻打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北洋水师的心理状态则较差。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亨佑战后撰文指出，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十分勇敢，但在黄海海战中竟然临阵逃跑，原因是被日本海军打怕了，其他管带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黄海海战中，“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惊慌失措”，饮浓酒至大醉而卧于指挥台下，“一切调度进退都由杨用霖一人”，“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更是“心慌意乱”，日舰未进入火炮射程内就匆匆下令开炮。

　　黄海海战后，包括众管带在内的各级军官，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在旅顺基地休整期间，“每以公余日弛逐于酒阵歌场”，对日本海军作战已经丧失了信心，在接下来的威海卫之战中，众管带茫然无策，不知所措，畏首畏尾，最后不少管带竟逼丁汝昌投降，拒不执行丁汝昌的“自沉军舰，以免资敌”的命令，原因是投降后怕日本海军报复，“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丁汝昌在海战后，也是悲观失望之极，情绪十分低落，影响了以后战斗战役的指挥。这些可悲的表现，除政治思想素质不高以外，也是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原因，一战失利就吓破了胆，这样的心理素质根本不能适应海战的需要。当然也有些管带宁死不屈的，但就海军军官整体而言，心理素质并不好。

　　中日两国海军110多年前的那场大决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大国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之间的对抗，是一支武器装备初步近代化的封建军队与一支已经全面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之间的对抗。按照封建社会标准培养的指挥员，其素质无法与按照近代资本主义标准培养的指挥员相比，失败在所难免。110多年前的这场战役告诉我们，指挥员素质对一场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