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金门之战，了解情况的人无不嘘唏不已。刘亚洲在他的《金门战役检讨》一文中如此描述这一仗：“九千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灭，无一生还。”时至今日，我们才知道。“无一生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广饶县马头乡央上村徐钦林就是生还者之一。在金门之战中，他既没被俘也没战死，他的经历传奇得令人难以置信。前不久，在他的农家小院里，徐钦林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当记者问起金门战斗时，老人不住地叹气，看得出来，几十年的时间不足以疗去那锥心之痛。

　　说起我在金门的经历，很多人都不相信，现在想想，连我自已都说不清楚当时是靠什么信念挺过来的。1946年12月，我们村74位青年一块入伍，都被分到渤海军区11团(后来的251团)。唯独大字不识一个的我当了炊事兵，心里那个烦：我来部队是扛枪打仗的，又不是来做饭的。于是，抽空我就去重机枪排，和他们一起练扫射，后来，就连团长刘天祥都知道3营炊事班长重机枪打得好，在打上海时，我团机枪排长负伤，刘团长临时任命我为重机枪排副排长。如果不是那次机会，就没有后来我在金门的曲折经历，因为当时大家普遍认为打金门是“小菜一碟”，一顿饭的工夫就解决了，炊事班就没过去。

　　记得那天是1949年10月24日，我所在的28军84师251团3营是从小嶝岛过去的。大约25日凌晨两三点钟船靠岸。部队一上岸，即遭遇国民党青年军。刚开始，战斗打得很顺利，敌人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部队的士气也很高涨。可是仗再往前打，我就发觉情况不对劲。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敌人三四十辆坦克往前冲，后来才知道这时敌人的兵力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料。到了中午，敌人8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每20架一组，炮弹像雨点一样不停地落在阵地上，硝烟弥漫。阵地已经被炸了个遍。部队也被打乱了。这时我们这个18人的机枪班只剩下两三个人，我一边在敌人七八辆坦克中穿梭，一边命令副班长往西南方向撤。撤出二里多地时，我感觉小腿发凉，一看小腿被打穿了。血顺着打穿的洞口正往外流。当时连长在身边。我把机枪递给他，“我的腿打断了，枪给你。”

　　59年前的今天，我正在金门水草中呆着，样子很狼狈。光着脚，穿着单裤单褂，晚上扒块老百姓的地瓜吃，水都喝不上。当时敌人的搜索队还没来，我身边还有几个重伤员，有的伤口已经化脓，蛆一堆一堆的，惨不忍睹。我挣扎着爬到烈士遗体中寻找急救包。给重伤员包扎伤口。唉。后来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地牺牲，大约四五天后，我来到附近一户老百姓家里。家里没有人，我四处看了一下。这户人家的大门上有鸽楼。可以藏身。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后续部队很快就能打过来，我要挺住。等待部队的救援。挨到天黑，我悄悄来到海边，眺望远方有没有船只，可是，望穿泪眼，连只小船的影子也没有。白天在鸽楼上，我也不敢睡觉。侧耳听着有没有猛烈的炮火声，我们的后续部队是不是和敌人接上火。就这样日伏夜出过了三四天，一直没动静，看来部队打过来的可能性不大了。怎么办?泅渡?不可能，腿部受伤，又没有充足的准备，弄不好会葬身大海。自杀?战场上没战死，自已结束自已的生命，太丢人现眼，死也要和敌人同归于尽。正在想办法脱身时，户主发现了我。因为三四天中，我每天下来偷点他家煮熟的地瓜吃，地瓜无缘无故地少了，我也就暴露了，很快来了一个班的国民党兵。

　　按照常规，我也就成了国民党的俘虏，可事情偏偏巧在我当时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说起这身军装，还有一段故事：在解放大嶝岛时，我军俘虏了一批国民党士兵。这批士兵没换军装就补充到我们队伍里，名曰“阶级兄弟新战士”。在我的教育下，一个新战士认识到当国民党兵的耻辱，坚决要求更换服装，还说：“穿黄狗皮打国民党，打死是为党国阵亡还是解放军烈士?”但当时又没有新军装发给他，作为班长，我只好把自己的军装换给他。就这样，我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坐上前往金门岛的船只，谁知就这一换为我换来了一条命。这伙国民党兵厉声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灵机一动：“你看不出来吗?我是25军(国民党的部队)的，负伤走不了了》”他们看我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也没细问，就说：“你往城里爬吧。爬到医院去养伤。”说完就走了。我这才知道国民党军队是不管伤员的。

　　后来，我在水草中滚爬了十几天，又是靠着这身军装，来到了金门城里国民党118师师部医院。在医院里呆着，伤是慢慢治愈，可我心情更加焦急。一般情况下，伤员治愈后，立即就地当兵，”守金门保台湾“。扛国民党的枪不说，一旦被送到台湾，想回大陆就更不可能了。于是，伤好了我也不丢拐仗，整天叫痛叫痒，在医院一住就是三四个月，医院的医生，护士，伤员都认识我，见面还打招呼。其中有个国民党的中校，带个勤务兵在医院养病。国民党江南吃败仗时，他和住在长沙的老婆失散，不愿意去台湾，于是留在金门任金防补给主任兼辎重营长，负责闽浙沿海敌岛补给。他是河北人，喜欢吃葱油饼，北方口味的菜，而我以前是炊事班长，又是山东人，这些活自然不在话下。他的勤务员做不好时，我就替他做。他吃得高兴，时间长了对我说：“跟我干吧，当我的私人挑夫兼伙夫，不会亏待你的，”我自有打算：跟着他，留在金门，不去台湾，又能在闽浙沿海来往，回归大陆的机会更多，于是满口答应。

　　1950年2月份，我随中校坐运输舰来到舟山群岛，到后来才发现这儿的守敌不同金门，松松散散，挖工事装样子，当官的也不过问，而且我们是坐着空的运输舰来的，我一分析，心中窃喜：看来敌人准备撤退，这一仗我军定能胜，部队很快就打过来，我回大陆也指日可待。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随他走遍了舟山群岛的仓库，码头，把敌人驻军分布，岗哨位置摸得一清二楚。一天早上，大陆方向海滩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猛烈。中校坐不住了，趁他刚点着一支烟的工夫，装糊涂地问他：“演习吗?”他摇摇头，情绪有点烦燥，“你去看看，快去快回。”我拿了把刀，赶快往山上跑，先观察一下地形，发现西北方向有座大山，离脚下二里路，是一个躲避的好去处。这时天助我也，正好有一阵大雾。于是，我迎着雾，没命地朝山上跑，一口气跑到山沟里。坐下喘口气。害怕中校派人追来，我选择一个隐蔽的水草丛里躲着，还找来一堆石头，手头一直拿着那把刀。我当时想：国民党兵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两个。就这样在水里泡了三天，所幸国民党兵也没来。第三天，听到附近的村子里鬼哭狼嚎，我判断是国民党撤完了。我一阵高兴，想马上站起来，可身体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连动都动不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出山沟，顺着枪声寻找部队。首先遇上的是7兵团24军。一看到他们，我的眼泪刷就下来了：经历半年时间，我终于又回到部队。接下来，我提供的详细情报对战斗很有帮助，很快舟山群岛解放，我也跟着他们回到了杭州，后又从杭州转到10兵团司令部。

　　到了10兵团司令部，我在政治处学习了三个月。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被审查，尽管没有查出任何变节行为，组织还是作出了如下结论：因该同志脱离党组织六个月，按照规定保留原职级，留党察看，停止党内生活，待查明情况后再作处理。这留党察看一察就是30多年，直到1986年中央落实有关政策才恢复党籍。这中间也有人劝我重新入党，可我没有，因为我坚信总有一天组织上会查明情况，给我恢复党籍。1951年，我被调到龙岩军分区连城县大队，1952年复员回家。

　　(另外一位幸存者是251团2营助理军医胡清河竟然只身从金门冒险泅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