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以为日本人是尊重精神的民族，是知道羞耻的民族，所以就是听了日本兵对中国妇女暴力强奸，我也不相信。我原以为日本不仅仅是把性欲，还把一切欲望都冻结了，正在以禁欲来磨炼自己。我意识到自己这样考虑问题，真是滑稽。作为军医，头一次让我给慰安妇检修诊时我那难以相信的惊愕，就是现在也忘不了。

　　《广辞苑》上可以找到“慰安妇”这一词条，其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这一称谓，包含着她们的悲哀。自那以后已经过去28年了，却没有人谈起她们。然而，如果有愿意谈起过去的慰安妇，她一定会这样说：“我们的悲哀，决不会永远变成化石的。

　　吃人肉而活下来的士兵

　　我想先从这个故事讲起。

　　同我谈话的，是我花了几年的工夫才找到的西山幸吉。为什么说花了好几年才找到呢?说来话长。以前曾经有个番号为步兵第一四四团(团长楠濑正雄上校)的部队。这是一支因为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临时在四国组建的部队，这支部队名义是一个团，但实际上却拥有四千多名官兵。1942年1月22日深夜，这个团奉命强攻腊包尔。当时新加坡还没有打下来，南方战线还在继续混战。尽管如此，这支部队却受命去攻打远离日本本土五千余公里的作为敌人心脏的这一据点。

　　同年7月2O日，这支部队撤出腊包尔，侵入新几内亚，受命攻打莫尔兹比港。在没有粮食补给的密林中作战80余日之后，据说这支部队中出现了靠吃人肉活命的悲惨一幕。吃人肉事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及在战争末期的吕宋岛上也有过，然而就我们所知，是这支部队开的头。我想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悲惨状况。

　　但是，由四国的多度津港出发的，由四千多名官兵组成的这个团，活着回到日本的仅仅只有两个人。而西山幸吉，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能就我想知道的情况提供证言的两名活证人中的一个。

　　西山幸吉在东京都大田区盖了一座小小的工厂。他和儿子一起花了几年的时间，设计出了能自动处理养猪场排泄物的机械装置，他本人就是生产这种装置的技术人员。我去时，正赶上他在30年前在新几内亚感染的疟疾复发。他在病床上指挥儿子工作，身上有一条从肩膀起纵贯脊背，由腰部穿出的枪伤。这是澳大利亚军的机枪子弹打的。

　　当我说明来意后，一开始，西山欲言又止。但过了一会儿，他便淡淡地跟我讲起了在断绝给养40多天以后，士兵们开始吃敌人尸肉的情形：开始吃人肉时说也奇怪，个个都从臀部的肉开始吃;有一个把一整个肝全都吃下去的人，就像发了疯，从战壕里一跃而出，他的身子被相隔数十米的敌人打成了蜂窝似的。正因为淡淡地谈，所以才可悲。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在攻克腊包尔之后发生的事。

　　攻克腊包尔时，该团作为南海支队(堀井富太郎少将)的主力，于1942年1月22日11时40分登陆，到22日晚占领了腊包尔市。西山做出证言说：”有一个营长，他在三个营长中是最勇敢的。他让人把被澳军守备队撤退时丢下的腊包尔市长一家人带来，然后把他的女儿强奸了。在营长完事之后，有几名军官也照样行事。我记得那是23日或24日下午的事。在亲眼目睹这一情形的士兵当中，开始出现一种异样的气氛。被奸污的姑娘脚步沉重地回到双亲膝下，深夜便悬梁自尽了。“营长的名字他说得很清楚，但西山和我约定不予公布。因为这个人还活着。

　　这一强奸事件当然应该提交军事法庭，但不知何故，部队却没有认定这是违反军纪。想来其理由是，自 1937年中日战争以来，这样的事件便是家常便饭。在战场上越是勇猛的官兵，越是频繁地侵犯占领地的妇女。反过来说，也普遍存在这样的认识，即把侵犯女性，看做是官兵勇猛的表现。这与不管是从哪儿弄来的，只要是能盗窃来羊羹和美酒的士兵，就是能打仗的士兵的想法有共通之处。话虽如此，长此以往，占领地的占领行政工作会搞不好，也是事实。何况受害人又是市长的小姐，情况有多么糟糕，是无法预料的。更成问题的是，亲眼看着上级长官干这事的士兵的眼睛，开始出现异样了。

　　西山苦笑着说：”于是，部队的领导匆忙决定从内地往这里送慰安妇。大概南海支队是第一个在南方战线得到慰安妇配备的吧。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存在慰安妇这一事实，也听到过一些有关的事情。然而就在这时，我才下了决心，想尽可能地把有关慰安妇的资料加以整理。这是因为，慰安妇的处境太可怜了。前线的营长当着士兵的面强奸妇女，因为士兵们看得眼热，为了安抚士兵，就在敌机飞来飞去的情况下把慰安妇送来了。

　　接着西山说道：“她们到了腊包尔开始做生意的第一天，士兵们的队伍便排了3公里长，她们一整天都以这些士兵为对手。说到3公里长，就等于说有3000名以上的士兵在排队。当然啰，女子大约只有十来个人……

　　计算一下的话，一个慰安妇，这一天平均是以370个至380名士兵为对手的。这如果不是凄惨的悲剧，又是什么呢?我计划在整理关于她们的材料时，尽可能地把慰安妇的悲惨历史挖掘出来。如果说，士兵们为了国家，一张纸(征召令)就可以让他们奔赴死地;那么她们则是连一张纸都没有，便绝别家园，无声地使自己的肉体遭到奸灭。那些死亡的士兵还被授予勋章和给予即便是少得可怜的慰问金，而她们，却连一块墓碑都没人给建过。

　　在天皇的军队中设置慰安妇

　　在福冈市西K茶屋町，有位叫麻生彻男的妇产科医生。地点在东公园一带。经福冈民间广播报道部的一位朋友介绍，我才得以认识麻生先生。朋友是听说我在收集有关慰安妇的材料，才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说：”确切的情况，没见到麻生先生本人不知道，但他作为军医，好像给头一批陆军慰安妇检查过身体。“于是我乘坐飞机飞往福冈，去拜访这位麻生彻男先生。

　　麻生彻男是一位剪着小平头，初上年纪的人。他开了一所妇产科医院。据说在业余时间他也曾担任过助产士学校的老师。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时，他应召作为军医少尉被送往上海战线，在战败之前经历了许多战争。

　　寒暄之后，他一边喝着美丽的胭脂色的红茶，一边对我说

　　如您所说，我和另一位妇产科医生一道，给第一批慰安妇做了身体检查。她们在军队的管理之下，虽然不是军人和军中文职人员，但身在军队机构之中。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很纳闷，在战场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女人，军队中为什么有这样的女性?地点是上海战线，时间是 1938年早春。详细日期已经记不清了。

　　麻生原军医的这番话，我还是头次听说，出乎意料。按照他的这番话，在1938年早春的时候，那堂堂的陆军就以军队的名义保有这样的慰安妇了。军方有卖春的女人，绝不是件光荣的事。不，毋宁说作为天皇的军队，如能避免，更应该极力避免才是。这里，我们不妨对中日战争本身做一回顾。中日战争众所周知，于 1937年7月7日夜间爆发于北京郊外，一开始被称为”华北事变“，但在同年8月13日夜，如同癌的转移一样，扩散到了上海。

　　更加详细点说，7月7日日本在北京挑起战端的情形，更是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傍晚，日本陆军”华北驻军“第一团第三营清水连在龙王庙附近演习时，遭到了数十发子弹的射击(见该团战斗详报)。连长当即命令部下中止演习，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个人。团长判断这个人有可能被击毙了，于是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团部要求宛平县城的中国县政府对射击一事进行认错和调查，但在得到答复之前，营部(一木清直少校，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死)就下令向该城发动炮击。

　　这时，那个去向不明的士兵，向连长、营长以至团长都报告情况说，由于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但在这些指挥官的头脑中只有侵略中国这一念头。他们已经在 1931年发动了”满洲事变“，让殖民地傀儡建立了”满洲国“。染指华北，也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下令炮击的营长、团长，在他们心里起作用的，也许只是作为军人的功利之心。军人被功名心弄得发狂的时候，就失去了道义。这次攻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去向不明的士兵原来是在解手这件如同”相声“般的事实，长时期以来被作为军事机密秘而不宣，公开的只推说夜间枪声四起。

　　上海，这一知识阶层聚集的城市，也出离愤怒了。人们回忆起1931年9月18日夜间发生的”满洲事变“，关东军也即日本军一面用小型炸药爆破自己的铁路(南满铁路)，一面宣称是”中国军队的行为“而开始了炮击，不久就占领了满洲全土，难道这次的”华北事变“与上一事件就没有关系吗?何况这次发生在北京郊外的事件，也与上一事件太相似了!然而就在8月9日，上海战线的导火索也出现了。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在乘坐斋藤一等水兵驾驶的汽车视察时，在虹桥飞机场附近遭到了射击。终于在8月13日傍晚，中日两军开始了交战。

　　在”华北事件“发生仅仅第四天头上，日本政府就派出3个师的陆军部队，不久便增至5个师;紧接着，上海战线也于8月15日，增派第三师和第十一师。然而中国张治中将军的3个师以及陈诚等率领的蒋介石直系军的抵抗也相当激烈，以至出现了日本军的战斗部队有的损失了八分之七的局面。于是，日本政府又增派了第六师、第十六师、第一一四师，还命令以第十八师为主力的柳川兵团，由侧面的杭州湾登陆。

　　麻生原军医应征的第十一军就包括这个第十八师。该军在付出了战死9115名官兵、负伤31259名官兵的代价之后，总算是打下了上海地区。之后就像要报这个仇似的逼近了南京。12月10日冲进光华门，13日占领了南京。电力函授大学教授臼井胜美就此写道：”自此以后历时一周，城内城外不折不扣地化作了恐怖和死亡的街。

　　该教授还写道：“农村地带也是如此，军队通过地或者驻扎地的周围，方圆10公里至40公里的地方，所有的农户都蒙受了火灾、掠夺、征用之祸。农民失去了刚刚收获的粮食，有很多人成为难民四处流浪，其状惨不忍睹。”于是我想，日本政府考虑让华中派遣军抱上“慰安妇”，其秘密仿佛就在这儿。西山所谈的刚刚打下腊包尔时某营长的强奸事件，意外地与此重叠在一起了。在掠夺和征用中，不会不附带那种事的。考虑，就是那些行为使得占领地的治安变得极不安定了。据说在腊包尔，那个受害者的父亲气得眼睛充血，母亲冲到厨房去拿菜刀。这些事，即便发生在普通农民的身上，其愤怒的情绪也该是一样的。关东军在纪念“满洲事变”五周年时，曾起草过这样的文章：“大和民族内藏优秀的资质和卓越的实力，外具宽仁，指导诱掖其他民族，补其不足，鞭策其不争，有着天赋的用以共同完成道义世界的使命。”但是，这样一来，“宽仁”不见了。“宽仁”一消失，“指导诱掖”也好，“鞭策” 也好，不是也办不到了吗?这就是军部首脑的考虑。

　　我想找出从1937年8月14日起到同年12月2O日止，也即上海战事开始到南京战争结束为止的华中派遣军的军事法庭记录。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在这4个月之间因掠夺而被起诉的人只有20名，因强奸而被起诉的只有两个人。这是厚生省(卫生福利部)保存下来的军部记录。然而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据预测，至少也有数百件甚至上千件以上的强奸事件，而军事法庭有记录的却仅仅只有两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我想象错了吗?然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苦笑着给我讲述了这样的事实

　　如您所知，军法法庭就是军队内部的法庭，在那儿被判一个月以上徒刑的人，就由军士降级为一等兵。不管是上士也好，中士也好，都降为一等兵。战场上只有一审，不允许上诉。而如果犯了强奸罪，大致是判一个月以上的徒刑。昨天还过着坐享其成的生活呢，一下子就得当牛当马供人使役，这太可怜了，队长首先就有这种想法。再说，自己的部下如果做了军事法庭上的被告，关系到队长的成绩，影响自己以后的晋级，因此，他也就当作没看见。在军队，如果没有人看见，就构不成犯罪。还是到在中日战争中从过军的高级军官的家里去看看吧，从中国掠夺来的艺术品至今还到处都是。我也能够指出他们的名字来。总之，知道高级军官这些底细的老军士，如果耍赖要他们包庇伙伴和部下的话，这些高级军官当然就不会把犯了强奸罪的士兵交给宪兵队的。再说……

　　说到这里，他喝了一口水，又说道

　　搞女人的士兵即所谓‘强兵’，勇敢的士兵。身为下级干部的连、排长，对这样的士兵不愿意撒手。因为一撒手，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战功。

　　谈话又与腊包尔的话头联系到一起了。他还说：“从杭州湾到南京，有一天之内两次强奸妇女的军士。他还作为‘勇猛的班长’得到了勋章。”他是步兵一二四团 (在福冈编制而成)的成员，自杭州湾登陆以来打下南京，后来又参加了攻打新加坡的一位原军士。即如此，因掠夺被起诉的只有20名官兵、因强奸而被起诉的只有两名官兵这个极小的数字的秘密，仅仅是由于这些原因吗?

　　一位在第十一军兵站部担任后方工作的军官向我做了这样一番解释：军人喜欢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撇开 “满洲事变”那样的短期战争不说，在当时高级军官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的是从大正七年七月到大正十一年六月之间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教训。当时他们作为下级干部，亲自见证了日本军的可悲状态。那么，这个出兵西伯利亚的可悲战争教训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性病”。在那场战争中，出现了远远超过了战死者人数的性病患者，虽经过军医的救治，但仍然明显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哪怕是打下南京之后，在采取彻底抗战政策的中国面前，他们所担心的，是同样事态的再次出现。

　　大正六年出兵西伯利亚

　　大正六年十一月七日，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党宣告“十月革命”成功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事对英、美等列强的冲击极大，闹得像地球起了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同年三月的“三月革命”中，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帝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明显地暴露出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君王作为这一制度的代表相继被赶下台。当时在日本，正是寺内正毅(陆军上将，后为元帅)内阁的时代。为避免波及自身，日本政府把“多数派的党”这一意思的“布尔什维克党”故意歪曲地翻译成为“过激派”，妄图使之妖魔化，使国民对它产生恐惧。与此同时，抵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浪潮从西伯利亚往东波及，这也代表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寺内内阁的意愿。

　　俄国“十月革命”动摇了日俄同盟，日本决定全面控制中国以便干涉苏俄，并与段祺瑞政府就共同防御办法缔结协定。翌年，大正七年一月，日本海军派出两只军舰前往海参崴港。理由是协助受布尔什维克势力威胁的俄国临时政府。

　　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战争，其领土上由捷克和斯洛伐克族奥匈战俘和俄国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有5万人之多。其领导人希望继续与德奥作战。在乘火车前往海参崴途中，传来德国人要求苏俄拘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并将其囚禁在战俘营的要求。于是，该军团发起暴动。为了在”过激派“手里保卫这些转移的人们，就有了让日美军出兵西伯利亚的借口了。

　　被视为这次出兵的主力的日、美两军出兵的兵力，提议为”各自以约七千名的军队登陆“。那意思是不让日本独尝甜头。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双方对出兵兵力的反复交涉，决定日本陆军先派遣1200名官兵(第十二师)去西伯利亚，同月19日美国也派遣与此匹敌的兵力。然而想控制西伯利亚的日本陆军，不满足于所投入的这点兵力。日本一面强调”捷克军有覆没的危机“，一面于8月9日将满洲(现在中国东北)的第七师派往满洲里，又从贝加尔地方派去了第三师，10日又把第十九师派往乌苏里方面，终于派去了7.2万人的兵力。

　　结果，在国内反对出兵派和列强的压力下，野心遭到挫败的日本政府，于大正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声明” 到十月末撤兵“，而那个可悲的战争教训，就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那么，那次”战争教训“有具体的数字吗?

　　那份资料保存在陆军自卫队卫生学校里。在出兵西伯利亚期间，有关战死、战伤、战病的详情，有多达八卷的报告书，而在封面变黄的报告书里，有一项”性病“。记载的内容从第三师、第五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十三师、第十四师的战斗部队，到派遣军司令部、宪兵队、临时电信队、铁道团、兵站司令部、运输队，极其详细。在担任监督军队风纪之责的宪兵队员中，也出现了26名性病患者，这有点可笑。

　　官兵患性病后就写悔过书

　　在此要加以说明的是，这儿记载的数字，仅只是经过军医之手写了病历的。这是必须注意的。这种事哪怕是在旧陆军中，也被看做是可耻的事。首先战伤、工伤，为一等症;内科疾患为二等症;性病被列为最低的三等症，患上性病的人洗澡也被安排在最后，手巾也让他们使用染成红色的。

　　此外，在大正时代，一旦得了性病，就必须向连长递交悔过书，而且根本就别指望晋级了，所以申报自己得了性病的为数极少。听说上级的私下制裁(殴打)对他们也格外狠。

　　由此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凡经军医之手的，都是重症患者。因此，包括轻症患者在内，实际数字应为以上数字的五至七倍。如果是五倍，就有一万人以上，七倍的话就有1.4万多人了。再说，申报后在接受军医治疗期间，这些患者既不参加演习，也不执行勤务，更不参加战斗。在战斗形势之下，这就相应地削弱了战斗力。

　　话有点离题，少年时代我在大连念中学。那是昭和十年间的事。在当时的中学里，有预备役军官和现役军官做军事教官。其中有一个人曾参加过出兵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是位从士兵、军士升为上尉的人。他在走路时有点罗圈腿，样子有点可笑。有一天，有个同学悄悄地告诉我说：”那小子在西伯利亚得了花柳病，没有完全治好。“因为这位同学的父母是经营妓院的，所以他的话是十分可信的。他说：”因为他忍耐着，得了花柳病还参加战斗，所以才有出息，当上了军官。“我看着西伯利亚派遣军中患性病官兵的人数，不知为什么竟想起了这件事。

　　不管怎样，对于当时西伯利亚战斗部队的指挥官和作战参谋们来说，这个数字是一种威胁。得性病的人比战死者还多，其数目大约与战伤者数目相等，更成为问题的是其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这部分人接受军医的治疗而入院，不能上战场，而潜在患者其战斗力只有通常作战状态的几分之一。就这样，尽管日本在整个西伯利亚有七个师的兵力，但据判断，由于性病的暴发，其实力如同被消灭了一个师。

　　照这样，就会影响到作战的结果。比方说本打算派遣180个人的连队发动攻击，而实际上只有120个人能参加战斗。而且在当时国力的情况下出兵西伯利亚，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肯定是太勉强了。在那种情况下日本冒然出兵，投入军费十亿元，终于导致国内米价上涨，发生了谷米暴动。战死战伤还有情可原，由那些不是因为直接战斗而使部队战斗力受到损害的个人行为，即得了性病，而使那贫乏的军费又被损耗掉，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那么，为什么在出兵西伯利亚的官兵中，出现这么多的性病患者呢?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所谓”西伯利亚卖春姐“。流落到西伯利亚各地的日本卖春妇相当多，但日本兵买不起。在征兵制度下的日本兵的薪水，在昭和初期每月是三元八角一分(二等兵)，照此，买不起是当然的。但是，一起出兵西伯利亚的美国士兵，薪水却有日本兵的十倍。那些日本卖春妇便都被他们包下来了。日本兵只好望洋兴叹。这种精神压抑，便以对俄国女性的暴行的形式爆发出来。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据说失控的暴行带来了性病蔓延的结果，已成为定论。

　　话扯得太远了，但这位在第十一军兵站部担任后方工作的军官谈的战争教训，就是这个。概括起来说，只要军部对士兵的性欲问题不加以严格管制，任由日军在中国的暴行(1937年8月至12月)持续，日本军方首先就害怕出现像西伯利亚那样因性病而导致日军战斗力严重削弱的状况，其次是害怕民心的背离。

　　当然啰，非正义的战争会扰乱军队内部的风纪，这也是侵略军的宿命。军部是不是有这种反省，尚属疑问。但基于以上考虑，军部便开始着手建立卖春制度，计划着征集由军队直辖管理的卖春妇。

　　但是，关于这些事实，尚无当时身为华中战线军官的证言。我曾经找到了几个人，但他们都不愿多谈。

　　我当时没有在场，没有担任后方工作参谋的经验。作为作战参谋，在作战开始以前，我也参加过是否性病会导致兵力减少一成的排查工作。由于日本国力的问题，常常要求军队以少数的兵力，与比自己多两至三成的敌人作战。比方说对苏作战时，苏军狙击兵有15个师，日军以这11个师就转为攻击。从战斗力来看，这 15比11，是个很勉强的数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作战开始前就消失了一成，也就是消失了一个师还多的兵力，首先宣战就没有把握，发动攻势也是没有把握的。日本陆军是以攻击为主，在防御的情况下也是以攻为守的。但在防御的情况下，减少一个师就意味着绝对数的不足。在中日战争时，日军更是计划以四成或五成的兵力对付中国军。如果由于性病的蔓延有一成的患病士兵这一可能性的话，那么军队考虑采取相应的对策，我认为也是当然的。即便是我，也会这样做，总之，作为预防措施，我也会考虑搜集些从医学上来说相对安全的女人来。

　　能够作为依据的，只有这位在战争末期从陆军大学毕业，然后担任本土决战部队参谋的人的说法。他接着说道：”当时派遣军的长官们，是否考虑到了出兵西伯利亚时的战争教训呢?即使校级军官没有这个意识，但我想在更高级军官的头脑里是有的。比方说作为满洲事变的战争教训，在战场的饮用水上出了问题。饮用陌生土地的生水，腹泻的人超过了一成，确实影响了战斗力。因而在中国战线的校级以下的军官，首先在脑子里就想到这条战争教训。从此以后，在中日战争中，设立了防疫给水部这一饮用水补给部队。所以，从以往经验来看，我觉得校级以上的军官，是会考虑这些战争教训的。

　　他还说：“有些在摔跤界被认定很有希望的大力士垮了，听说就是因为得了花柳病。一旦得上那种病，好像膝盖就不行了。在旧日本军的作战思想中，有个包围歼灭的作战方针，对于战备不足的当时的日本陆军来说，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就激励士兵用脚力猛走，让士兵靠两只脚包围敌人才行。因此，部队首长考虑到性病对脚力的削弱，因此才想到慰安妇。特别是在对中国军的战斗中，包围歼灭是第一重要的事。在徐州作战时，日军曾企图包围三倍于己的中国军。徐州战役，是刚刚打下南京之后计划的一场作战。因而日军考虑设立慰安妇，仔细一想觉得好像能够理解似的。不管怎样，这同美军具有的首先对敌来个毁灭性的炮击，然后用步兵部队慢慢地侵入的作战思想，成为鲜明的对照。这多半是由于日、美国力悬殊吧。

　　因此说，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教训直接导致中日战争中慰安妇的设立，这种说法是没有错的。

　　总之，就这样，经麻生彻男等原军医做了体检的日本陆军第一批”慰安妇“，于1938年初，匆匆忙忙地被集中于华中战线，并在那里活跃起来了。理所当然，麻生军医对于她们是从哪儿征集来的，是怎样被带到异国来的，一无所知。

　　还有一件事是他所不知道的。他所看到的设立慰安妇的只有华中派遣军，那么是不是在华北派遣军中也有同样的举措呢。当然啰，在华北派遣军中，当时的慰安妇制度还没有表面化。这是不是说明，从上海战线向南京进攻的部队的恶行，比华北部队更为严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