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其鼓吹、倡导侵略的理论、政策和方针也比比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浩如烟海的侵华理论中，有一份完整、系统、全面鼓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秘密情报，为中日两国已出版的各类史料书籍所没有，即便涉及到此报告的有关著作和论文，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只取报告的某个内容或某个方面，让人难观其全貌。这就是日本陆军少将、日本侵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于1936年秋，写给日本关东军的一份秘密情报。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份珍贵档案，名为《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是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翻印送四川省政府，再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 1936年10月21日密令各县市政府“知照”并“以资警惕”的。

　　寻找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

　　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困境，缓和并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一途，那就是发动战争。对此，松室孝良并不忌讳，在其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而实践的解决。”

　　报告认为，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产量的逐渐增加，其向国外其他各国的进出口量也日益增多，这就侵犯了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欧美诸国的利益，进而引起他们对日本的嫉妒和不满，纷纷于其本土及殖民地、领属地高筑关税自保的壁垒，以最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帝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这就大大损害了日本帝国的利益。

　　虽然日本也想与这些国家抗衡并对之进行报复——“对对方之商品图谋抵制”，但无奈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岛国，其进口的各种物品，都是其国内生产必需的原料，“帝国无从以自产代替之”。在与欧美各国的商品贸易战中，日本“痛感原料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深信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地域之获得，又非与帝国若干势力打成一片，连成一气，亦难以确保。”

　　为获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地域并与已经控制的朝鲜半岛连成一气，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出重兵将中国的东三省迅速占领，使得日本国内原已十分窘境的市场与原料问题“得稍缓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仅仅占领中国的东三省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一来，按照1927年“田中奏折”所规划的侵略步骤，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的蒙古。但是，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蒙古为一广阔之原野，军事上的地位虽然重要，但在经济上却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当前的急需;言资源，日本对之缺乏调查与开发，缓不济急;言市场，蒙古人素来生活落后，加之人口稀少，其容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

　　二、日本帝国虽然对蒙古虎视眈眈，垂涎已久，但却缺乏对蒙工作人员，即使现有的一小部分这方面的人，也只是处于初期的训练阶段。且蒙古传统的原始游牧生活，也不适合一般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恐占之容易据之困难。三、苏俄素来对蒙古保持着特别的兴趣和注意力，这也不得不增加日本入侵蒙古的成本和戒心。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暂时放弃蒙古，而对之采取“除以种种掩护手段，用实力威胁操纵王公等方式外，不愿作任何刺激敌国(意指苏联——笔者注)精神之占领”的方针。

　　市场必须扩大，近在咫尺的蒙古又不能或不愿、不敢下手，何处才是其理想的侵略之地呢?松室孝良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与认真分析之后，将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锁定在“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三点:首先，作为消费市场的主体——人口，华北所拥有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陕西、河南七省的人口总数约一亿，“为满洲三倍，消费能力当然在三倍以上”。

　　商品之进出，又有便利的天津、青岛两港可资利用。其次，作为日本国内生产所必须的原料，华北七省拥有丰富的煤、铁、小麦、棉花、大豆、石油等，且储量甚丰。松室孝良得出结论:煤的储量仅次于美国，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其中仅山西省的储量，就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为中国东北最大煤炭基地——抚顺煤矿的 120倍;铁的储量，全华北约在2亿吨以上;小麦的年产量，仅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4省，即多达11000万担。

　　此外，华北的棉花，年产约330万担;大豆年产约5000万担。因此，占领华北并使之长期置于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3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强”。第三，对于华北的民众和官吏，松室孝良认为:华北民众大多属于“奸猾而薄弱，易于利诱与威胁”之类;“民众间缺乏团体组织与训练，完全为散沙状态。惟少部分反满抗日实力，仍是再接再厉的与我持斗，虽迭经宣抚、讨伐、军事政治工作，仍为帝国心腹之患”。

　　对于活跃在华北的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他们“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的意志，然大部分为客籍分子，殊难深入华北之当地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部瓦解，不足为患”。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看到了爱国志士的发展潜能，认为“彼等深刻的怀抱反满抗日的思想，将来返回乡里，势必组织鼓吹抗日，组织实力，训练民众，亦殊为帝国之大敌”。有鉴于此，松室孝良向日本帝国建议道:“帝国为免激发其反感，对于彼等行动，应采督促华北政权自行取缔主义，尽量避免直接干涉。”松室孝良感叹道:“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妥协退让: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