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心深处，希特勒觉得罗斯福是素质才能高过他的国家领导人。

　　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斯大林的钦佩和崇敬。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手中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工具。

　　……希特勒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他对国外的反应几近完全无知。他实际上从未走出过大德意志的边界线，对国外的看法是严重错误的。他在地理、经济和历史领域的全部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到的，或者从他的驻外大使的报告中所汲取。可是，由于多年来他与现实世界越来越隔绝，而他那些观察家们的对外观察报告又经过他的顾问们极其严格的审查筛选，所以他对德国之外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越来越不正确。必须说明的是，他的驻外代表的出色表现，更多是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忠诚，而不是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的报告常常把希特勒引入错误的境地，这样一来，他的预见注定要失败，这一点也不奇怪。

　　他的任何一个部门所犯的错误都没有外交部所犯的多。无论多么荒谬的主意，当它们与著名的欧亚计划有关的时候，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别的任何地方，人民的灵魂都不会遭受到如此践踏，糊里糊涂地遭受践踏，但希特勒赞同这么做。铲平所谓的“劣等”国家和种族、重新改写全球经济，这为他最大胆最异想天开的梦想提供了素材，他的预言在这里像热带植物一样茂盛地生长。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是葡萄酒代理商，他是希特勒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人。然而，对于他的批评大可不必太当真，因为每次有人胆敢攻击里宾特洛甫，希特勒都会站在他那一边。希特勒头脑发昏到了把里宾特洛甫视为自俾斯麦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外交部长的程度。

　　有一天，他微笑着告诉我，他如何在1932年把冯·里宾特洛甫引荐给兴登堡，当时他正在与后者商量移交权力事宜。那位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用又粗又重的声音拒绝与他见面，坚决地回绝说：“还是让我安静安静吧，我可不想与这个酒商见面。”

　　里宾特洛甫是第三帝国的所有部长中，最擅长写毫无价值文件的人，不过希特勒对他提交的没完没了的呈情书压根儿就不重视。我经常看见他把那些材料气愤地甩在办公桌上，说他绝不想参与到不同部门的阴谋之中。外交部和宣传部向来处在无情的斗争之中，哪一方对新闻媒体有控制权，希特勒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所有与英国相关的问题上，希特勒都完全受他鼓动，这并不让人奇怪，他诚心诚意地把他视为了解英国事务的最权威的专家。常常是里宾特洛甫煽动起元首对那个澳尔滨（指英国——编者注）的仇恨，我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在我们的部队开进波兰之前，放弃与柏林的英国大使就但泽走廊的命运举行谈判并进行最后的尝试，里宾特洛甫是唯一应当承担责任的人。

　　希特勒同样也是受他的影响，在战争末期对所有与英国有关的事务都怀有一种病态的憎恶。

　　可是，1940年，意大利与德国签署著名的钢铁条约（《德意同盟条约》）的时候，希特勒对我说： “我宁可与英国人签订同盟条约。从人种的观点来看，他们比拉丁人更接近德国人民。”

　　随着对英国敌意的增加，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上述看法。我好几次直接听到希特勒和赫威尔大使会见的消息，赫威尔对英国的情况有着日积月累的经验，努力使希特勒相信里宾特洛甫对英国实施的外交政策是灾难性的。这名外交部长既强硬又无理的态度伤害了英国人的感情，使他成了一个绝对不适合该位置的人。但是希特勒对这一切请求充耳不闻，总是一成不变地说：“我亲爱的赫威尔，这些事情你是不会明白的。”

　　赫威尔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把里宾特洛甫当成一个病态的人，未老先衰。由于个人原因，他对与英国有关的一切都怀有盲目的仇恨。赫威尔确信，喜欢多管闲事的里宾特洛甫太太对帝国的外交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她在幕后指使，对丈夫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应该忘记的是，里宾特洛甫出身卑微，而他的妻子却非常富有。另外，从文化素质上来看，她明显胜过他。里宾特洛甫运气特好，很快就习惯了奢华的生活。几年下来，他的狂妄自大和爱好奢华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对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相信他的判断是正确无误的。可是，说到底，他很少有自己的想法，他没有什么创意，只知道执行元首的命令，执行命令的同时不忘夸张地演出一番。

　　希特勒声称自己在语速不快的情况下，可以用英语和法语交谈，这一点我无法证实。他还跟我说：“我绝不强求自己讲外语，因为在外交谈判中，我的译员在翻译问题和回答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我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为我的回答找到一些能打动人的简明语句。”

　　从1925年开始，希特勒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撰写了一部对外政策的著作。没有人知道那一大堆写着密密麻麻的几乎辨认不出的小字的稿子。他很少说到这部著作，只是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他才隐隐约约吐露自己正在写的东西。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当着我的面，狂妄自大地对赫斯说：“现在我所有的作品都泡汤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觉得，只有赫斯才知道希特勒在那部作品中阐述的个人看法，也只有那部稿件才能解释他对英国的态度。

　　年年底，希特勒告诉我，他要向我口授一篇很长的文字，要我为后面的几天做好准备，但他一直没有实施这项计划，我认为他是想向我口授政治遗嘱。

　　在战前，他曾对我说，同英国结盟是统治全球的最理想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意图。英国舰队和德国陆军被他视为足以重建世界、奠定新基础的力量因素。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崇拜者。我知道在1926年，他当着他最亲密的追随者说：“我希望大英帝国的王冠上的珍珠一颗也不掉，否则那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德国舆论对印度的独立运动表示好感的时候，他说：“我不允许我的人民对甘地如此普遍地着迷。自由不是靠织布机得来的，而是靠大炮。”

　　希特勒倒是对日本充满崇敬之情。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向来反对同该国亲善的政策，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结盟才会有安全，但希特勒并没有听参谋部的意见。这也是他与布隆贝格失和的原因之一，后者只好消失，因为他与希特勒有许多分歧，固执地反对希特勒与日本结盟的政策。

　　希特勒完全明白，他的亲日政策从人种的观点看很是异乎寻常，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人指责我与日本勾结。他们到底想说明什么？当然，他们与我们是不同的种族，他们是黄皮肤，眼睛上长着蒙古褶，但重要的是，他们与美国人对抗。就因为这个理由，他们对我们有用，我把他们当成讨人喜欢的人。”但他内心里对日本问题却是非常谨慎的，当日本天皇的军队占领新加坡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想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当他把这项计划呈报给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没有同意，对他说：“我不知道，亲爱的里宾特洛甫，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不是合适。面对历史，我们要从长计议，白种人和黄种人迟早要一争高下。”

　　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对交战国的领导人表现出仇恨和蔑视，不要忘记，他这样主要是用于德国的对内宣传。当他在有限的范围内谈论国际问题时，他说到外国元首时要更实事求是一些。以下是他在重大路线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我可以从他的许多对话中推断出来。

　　罗斯福：希特勒从不掩饰他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反感。他把他当成江湖骗子，认为他把自己的国家拖入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向世人掩盖他国内政策上的失败。可是，在内心深处，他觉得罗斯福是一个素质才能高过他的国家领导人，从他给罗斯福起的外号也可以看出他的妒忌和嫉恨。希特勒善于领导群众，但他隐约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无法与“象棋大师”罗斯福抗衡。他在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罗斯福发起的终于让美国人民同意参战的卓越的政治运动。所以，每次有人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希特勒都要勃然大怒。

　　斯大林：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位苏联领袖的钦佩和崇敬，这是他唯一想近距离认识和了解的外国领导人。他的特使们每次从俄国回来，他都会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印象和最细枝末节的事情，而且总是热情洋溢地发表感叹：“这个斯大林，他是个很凶狠的人，可是，真的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杰出的人。”

　　他对斯大林的最大兴趣，在于斯大林在公开场合的举手投足。他叫特使仔细描述克里姆林宫里举办酒会的情况，我感觉到希特勒总在拿自己和斯大林对比。在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短暂时机，希特勒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但枉费心机

　　丘吉尔：希特勒对这位英国首相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不只是在公开演说的时候这么做，与亲信谈话的时候也一样。他对丘吉尔没有一点好感，对丘吉尔的判断完全彻底，没有挽回的余地。当别人谈到丘吉尔，这位首相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人格，勇敢地继续战斗，希特勒对此甚至都懒得假惺惺地装出敬佩的样子。他对丘吉尔的蔑视，在炉边叙谈时总是不断地流露出来。奇怪的是，希特勒说到丘吉尔并不像在说到罗斯福时那样勃然大怒。如果从希特勒极端复杂的心理状态来看，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能默认丘吉尔在法国战役后单枪匹马与他对抗。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希特勒已经不再表露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崇敬。在战争期间，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手中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工具，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

　　记录下希特勒对他的同盟国，或者是站在他一边国家的元首们的态度同样很有意思。

　　墨索里尼：直到最后，希特勒几乎都对墨索里尼表现出深厚而真诚的友谊。他觉得自己和这位领袖心心相印，因为他们走过同样的道路。可他也遗憾地发现，墨索里尼并不和他一样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处境必须依赖意大利王室。希特勒从未停止过批评他，1937年希特勒对罗马进行了正式访问后对我说，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对墨索里尼这位领袖态度那么傲慢，连希特勒都觉得惶惶不安。他坦白地告诉我，他差点要中断旅行，作为对墨索里尼经常受到侮辱的抗议。在罗马举行阅兵式的时候，座位都分配给王室成员了，而墨索里尼却站着，站在他们身后，从头站到尾。“这使我十分反感，差点就大吵大闹起来。只是出于对领袖的尊重，我才没有让怒火发泄出来，意大利王室太没有分寸了，不懂得尊重人。”

　　在意大利投降和彻底失败后，希特勒对那位领袖的热情并没有怎么变淡。我觉得这种热情只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变成了同情和怜悯。他把墨索里尼当成一个小弟弟，在严格地服从哥哥的命令时犯了幼稚病。希特勒固执地拒绝了墨索里尼的做法，墨索里尼极力想说服他：国际事件会颠覆一个问题多多的政权。

　　9月，墨索里尼被斯科尔兹内用滑翔机从被囚禁的大萨索山的一家饭店中解救出来之后，希特勒才对他完全失望。墨索里尼的“日记”披露了这个法西斯的缔造者的性格。在交谈中，希特勒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细节，强调这位“半岛雄狮”的软弱和口是心非。他觉得既吃惊又痛苦，语气沉重地对我们说：“我承认我错了。墨索里尼究竟只是个小人物，我现在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安东内斯库：希特勒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感情很深，不只是因为这位同盟者的品质，还因为他的为人。希特勒每一次说到他，都会使用一些非常真挚的字眼。安东内斯库在德国访问期间，希特勒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位罗马尼亚“国家领袖”的安全。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讨论战争行为的时候，安东内斯库发表的论点合情合理，总是震撼人心。他同样高兴地发现，安东内斯库每次来参加会议时，手上总是捧着一大堆文件资料，他的报告也总是用参谋部的文体写出来的。希特勒尤其欣赏安东内斯库正直廉洁的作风，这些品质与他的幕僚们的习惯和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唯一批评他的，是他在处理国内事务的行动中缺乏手腕。

　　在他看来，罗马尼亚军队腐化、不忠诚，这种看法使他对安东内斯库的人身安全担忧，但后者却从不把元首的好意提醒放在心上。

　　佛朗哥：每一次希特勒和我谈到佛朗哥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这个“独裁者”的忘恩负义深感失望，他的这种感觉在昂达伊会谈之后尤其强烈。希特勒原来坚信佛朗哥会同意制定好的攻占直布罗陀的作战计划，他说佛朗哥反反复复、优柔寡断的性格给德国及其盟友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佛朗哥，”他多次说，“他会看到，他的这种态度将导致他的失败。”

　　随着西班牙表现出来的越来越中立的态度，希特勒的态度也由失望转为蔑视。最后，为了表示他的蔑视，他一直避免在炉边叙谈时提到佛朗哥的名字。对他来说，那名“独裁者”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