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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3) 失败 狼藉
www.wforum.com | 2009-11-04 19:58:24  凤凰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戊戌年的九月,光绪皇帝在没有请示慈禧太后的情况下,便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全部革职,第二天又破格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让他们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这件事,触发了保守派最为敏感的神经。

    过了不到十天,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开懋勤殿时,立刻被慈禧太后劈头盖脸的痛骂了一顿。下午光绪皇帝回宫后,慈禧太后便接到御史杨崇伊(就是李鸿章的亲家,弹劾强学会的主)的一封密折,向慈禧太后控告了帝党文廷式和康有为兄弟的种种“不法行为”,并攻击光绪“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不仅如此,杨崇伊还捏造说,光绪将聘请日本退役首相依藤博文做顾问,“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最后,杨崇伊吁请老佛爷即刻训政,“救官民于水火之中”。

    不得不说,杨崇伊的笔头子是厉害,他这密折不长,但处处打中要害。折中所说的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师,也是维新派的干将,一向为慈禧太后所痛恨;杨崇伊捏造康有为兄弟随意出入宫禁,这让慈禧太后火冒三丈,而聘请伊藤博文的传闻更是让她大为不安,于是慈禧太后便于次日从颐和园提前回到宫中,意在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

    再说光绪被慈禧太后痛骂一顿后,也是心中羞愤,随后便召见杨锐并赐以一道衣带密诏,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朕欲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可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说来可笑,光绪这个皇帝都觉得自身难保,那他的那些维新派、那些书生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据说杨锐等人接到密诏后,大家围在一起,一筹莫展,唯有痛哭流涕。几个书生左思右想,终于明白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队,说什么都白搭。大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袁世凯。

    当时的袁世凯,看来是个新派人物。1895年当康有为上书无门的时候,袁世凯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足见其态度诚恳。后来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也捐了一大笔钱,并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还经常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一起谈论新政,并通过亲信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接触,以示对变法的关注。

    这样一来,维新派也把袁世凯引为己方,并建议光绪皇帝加以笼络。就在政变爆发前,光绪还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眼看形势紧迫,谭嗣同便自告奋勇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发动政变。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曾绘声绘色的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戊戌年八月初三的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两人见面后,谭嗣同便开门见山的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利用阅兵废黩光绪皇帝),你可知道?”袁世凯笑而不答。谭嗣同拿出密诏,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在看密诏,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道:“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现在到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袁世凯听后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岂是你一人!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到大喜道:“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废黩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节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有点为难,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谭嗣同还不放心,问道:“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又笑而不答。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笼络罢了。”谭嗣同道:“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的大营,杀荣禄不过就象杀一条狗罢了。”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才告别袁世凯,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可惜的是,还没等到维新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风暴就已经爆发了。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并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

    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这样一番场景:是日,慈禧太后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

    随之,慈禧太后便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光绪,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的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上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愦至此?”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由此,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这里要稍微插一句。以往人们都盛传是戊戌政变的发生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看来,袁世凯其实是当了多年的冤大头。正如前面梁启超的描述,“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不过,袁世凯背上告密的千古骂名,其实是冤枉的,这又从何说起呢?据房德邻等学者的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

    从时间上来看,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按照当时城门关闭的制度,根本就来不及。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而对于罪行更大的谭嗣同却并没有提及,这说明慈禧太后当时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雌”性大发,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

    由此,慈禧太后随即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新人士或如宋伯鲁、徐致靖等被革职监禁、或如陈宝箴、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没做官,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六君子引颈就戮时,风雨如晦,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的时候,我们的康老师奉光绪之令准备去上海办他的官报,此刻正安步当车的前往天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自己的亲弟弟刚刚被抓,追兵们便已经追到天津。幸好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老师才得以换乘英国船逃走。后来,慈禧太后又派水师的军舰去追赶,不料此舰在半路上燃料不够而折回,康老师也算是命大,他最后又换成英国军舰直接去了香港,随后又转道去了日本,这才逃过一劫。

    梁启超则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不久,梁启超便和老师康有为在日本会合,并一度想利用日本的力量解救光绪皇帝,最后未能成功。

    而此时的北京,在谭嗣同等人被杀后,守旧势力纷纷弹冠相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谁也没有料到,戊戌变法是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

    六君子既死,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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