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兵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1955年后义务兵役制的推行，在一些地方民兵工作有所放松，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实行义务兵役制后“民兵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各地压缩民兵人数，收缴民兵枪支，民兵工作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到了1958年，中共中央却提出了“实行全民皆兵”的思想，毛泽东也提出“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的决定，从而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办民兵师的高潮。

    1958年9月29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回到北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毛泽东发出“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是同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密切相关的。1958年，美国当局不顾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派兵侵占黎巴嫩和约旦之后，又在中国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美国政府公然扬言，美国海军要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陆登陆。9月初，美国从本土和地中海调遣大批军舰、飞机，加强了在台湾地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并不间断地出动军舰、飞机为国民党军队的运输舰护航，一再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

　　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一面派飞机向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地区散发反动传单，空投特务；一面指使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并派遣大批特务窜入大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在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积极积蓄和壮大后备力量，贯彻执行把预备役和民兵合而为一、实现全民皆兵的方针。”

　　为实现全民皆兵，决议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附则中工厂、矿山、商店、企业等单位和大、中城市不建立民兵组织的规定，强调除基干民兵的组织和装备必须加强外，无论城市、农村，无论学校、企业、机关、街道，凡符合一定年龄的公民，必须逐步做到人人接受军事训练，人人学会使用普通武器，彻底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可以看出，此时中央军委所讲的全民皆兵，是建立在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基础之上的。

　　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除了必须建设强大的常备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之外，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形式实现全民皆兵”。

　　那么，何谓全民皆兵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的解释，它指的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逐步实行全民武装。除了地、富、反、坏、右和残疾人员外，把年满16岁至50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组织在民兵之内。在农村，根据生产组织情况和民兵多少，以基干民兵为主，编为民兵大队、中队、小队；在城市，以厂矿、企业、学校、机关为单位，建立民兵组织。这种武装起来的人民，既是民，又是兵；既是生产队、学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

　　全民皆兵思想的提出，就其理论渊源而言，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拓展。50年代后，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研究各国反侵略战争的经验，进一步阐发他的人民战争思想。1950年秋，全国有43名民兵代表被党和政府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在这一年，毛泽东告诫全党：“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指出：“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

　　毛泽东的这些论断，使全民皆兵成为其自然的结论

　　当时国内正面临着“大跃进”的形势。8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他在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一再强调“还是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提出民兵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不可缺少的部分。12月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说明要点中指出：“实行全民皆兵，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新战争的一个根本措施，有了这一条，我们的心也就扎实得多了。”1959年，毛泽东又说，我们没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还是靠民兵，甚至还靠小米加步枪。

　　轰轰烈烈的大办民兵师运动

　　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和民兵问题的两个文件下达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各地很快掀起了“大办民兵”的热潮，有的并建立了民兵师、团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58年9月29日发表了“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的谈话。

　　1959年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浩浩荡荡通过广场的首都民兵师方队时，意味深长地对站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说：“我们有1亿民兵！”赫鲁晓夫听后，震惊不已。在游行队伍中，北京市民兵率先打出了“首都民兵师”的旗帜，这对全国影响很大。到1958年底，短短的几个月，全国打出民兵师旗号的就有5175个，民兵团44205个；民兵人数由原来的4000多万，发展到2.2亿；参加民兵的人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有的地区达到了4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超过了50%。1961年，经过调整的民兵数量虽然减少了几千万人，但仍有1亿多人。如此众多的中国民兵，成为中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任何企图来犯者都有不容低估的震慑作用。

　　着名的首钢民兵师，就是在1958年成立的。这年7月，刘少奇到首钢视察。他详细询问了各方面情况并肯定了首钢的成绩后说：“把枪给大家背起来，一人发二三十发子弹，遍地皆兵，什么帝国主义打来也不怕。”在刘少奇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当年8月29日，首钢成立了“钢铁工人民兵团”，下辖4个营，共计2800名民兵。10月，在毛泽东发出“大办民兵师”指示后，首钢扩编为“钢铁工人民兵师”，下辖13个团，民兵总数为4万余人，是当时职工总数的78%。以后，首钢不断加强建设。在历次国家重大活动中，首钢民兵成了生力军。1958年国庆，首钢1500名民兵和石景山发电厂300名民兵，肩扛“7.62”步枪和轻机枪参加分列式。这是首钢民兵在国庆游行队伍中首次亮相。之后，在全国有组织的历次国庆阅兵活动中，首钢民兵始终站在队伍前列，并先后于1960年、1984年和1999年3次单独组成方队，代表全国民兵接受检阅。

　　全民皆兵的思想，在中南海里也得到了体现。毛泽东的机要员小李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组织，在一次休息时拍了一张扛枪的照片。1961年2月，小李送文件到菊香书屋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突然问她是不是参加了民兵。她回答说参加了。为了让毛泽东相信她还参加了训练，便拿出这张照片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端详一阵，赞赏道：“好英雄的模样！”然后，他在办公桌上拿起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挥笔写下了《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接着，毛泽东对小李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

　　在“大办民兵师”的高潮中，出现了三姐妹都是民兵和全家成立民兵班的典型事例。1958年，山东无棣县的民兵训练广泛开展起来，到1964年达到高潮。无棣县柳堡公社李柳村是当时全县闻名的民兵工作先进模范村。1964年5月，李柳村农会主任李风墀的3个女儿李俊芳、李俊兰和李俊霞，被推荐到县里参加培训，为全省民兵比武大会做准备。1964年夏天雨水不断，训练场上半泥半水，但是三姐妹不怕苦，在泥里摸打滚爬，裤子褂子都磨烂了，胳膊也磨破了，结了厚厚的茧子。

　　经过5个多月的集训，三姐妹作为代表选手，参加了10月在济南召开的全省民兵比武大会，以优异的成绩荣获集体和个人一等奖。贺龙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检阅了民兵比武，并接见与会代表。接见时，贺龙元帅得知她们是亲姐妹、最小的俊霞还是一名少先队员时，高兴地连声说“太好了”，并鼓励她们，回去以后带领全家都练武。三姐妹把贺龙元帅的鼓励铭记在心。1964年秋，全县第一个全家民兵班成立了，不但包括三姐妹，还有李俊芳的父亲、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就是这个全家民兵连，在当时的全县各级会议上做了多次表演。

　　“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项战略措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其历史意义的。它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维护祖国的独立与尊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办民兵师，也使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中国传统的民兵制度，更加深入人心。

　　大办民兵师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引起外国人士和着名军事家的高度重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58年来中国访问时，在参观了广州市的民兵表演后说：“战争，光靠原子弹解决不了胜负问题，谁要想入侵中国，碰到了中国的民兵，是进得去，出不来的。”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打游击专家，现在民兵遍地，如果美国和中共一旦作战，登上了中国大陆，就等于陷入了泥沼，寸步推行。

　　“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这两个口号，虽然起到了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忱和推动民兵建设的作用，但是它已被纳入“大跃进”这个大框框内，同当时提出的钢铁、交通、文教、邮电、卫生等一系列“大办”一样，浮夸色彩甚浓。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大办民兵师同实现全民皆兵混为一谈，把“全民皆兵”这个战略方针作为行动口号付诸实施，并且还将全民皆兵理解为要把能拿武器的人统统武装起来，民兵的人数越多越好，武装的面越大越好，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求把全国30%以上的人都编入民兵组织之中，热衷于追求数量，就超越了客观需要和可能，是脱离实际的。

　　而且，大办民兵师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一哄而起，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如纸上谈兵、弄虚作假、追求形式等问题。有的地方还把民兵组织同生产劳动组织混在一起，以民兵组织代替劳动组织，追求“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形式主义，更加助长了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不正之风。

　　“九条方针”的提出与民兵工作的调整

　　为了使民兵建设健康发展，中央军委常委于1959年11月召开会议，对民兵的战略地位、战略布局、指挥机构、训练方针、干部工作、武器管理、经费开支、民兵代表会议制度以及加强对民兵工作领导等9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解决的意见。会后，由中央军委常委罗荣桓主持，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

　　12月24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批转全国贯彻执行。《报告》下达后，被人民武装干部称作是指导民兵建设的“九条方针”。

　　《报告》在在阐述战争年代民兵的重要作用之后指出，未来战争将是一场导弹与核武器的战争。对付这种战争，还是要搞全民防御，实行人民战争。因此，民兵在国防建设上，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民兵工作应当普遍发展，但重点应放在政治经济中心、重点厂矿、交通枢纽和海陆边防地区。因为一旦战争打起来，这些地区将是敌人首先攻击、破坏的目标。《报告》建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民兵工作组，各省（自治区）、地（市）和县，也应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成立民兵工作组。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罗荣桓担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为副组长，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教育部、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单位，都有一名领导干部为民兵工作组成员。1961年7月，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改建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县以上各级民兵工作组均改为人民武装委员会。

　　1960年4月18日到27日，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多达6000多人。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10多年来的第一次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在中国民兵史上是空前的。会议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罗荣恒致开幕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关于民兵建设问题的报告，国防部长林彪致闭幕词。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在中南海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民兵代表。

　　这次会议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民兵建设“九条方针”而召开的。会议强调，要组织动员民兵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除了加强军事训练外，还必须带头参加生产建设，民兵不是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不能离开生产而孤立地强调民兵工作。据此，与会代表向全国民兵发出了“十项倡议”。

　　对于大办民兵师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党中央在1958年下半年已经有所察觉，并开始进行纠正。195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将“实现全民皆兵”改成“为实现全民皆兵准备条件”，并强调“民兵组织和生产组织应当是两套”。1959年2月，总参谋部发出了《关于不要强调民兵发展数量的百分比的指示》；6月，又发出《关于纠正对民兵工作的某些不恰当提法的通报》。1960年9月，毛泽东在审批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时，为了纠正以民兵组织代替劳动组织，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弊端，特意把1958年提出的民兵是“军事组织、劳动组织、教育组织、体育组织”中的“劳动组织”删去。

　　这一系列措施，程度不同地克服了一些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的现象。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变，高速度、高指标的要求没有变，这种纠正毕竟是有限度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办民兵师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

　　罗荣桓对民兵工作的贡献

　　在发现和纠正大办民兵师所存在问题的过程中，中央军委常委罗荣桓起了重要作用。他于1959年分工主持民兵工作不久，就到安徽、上海等地视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196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林彪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要建立600个基干民兵师的任务。组织基干民兵，罗荣桓是赞成的，但是对于马上组织600个民兵师，罗荣桓持不同意见。

　　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民兵座谈会上，罗荣桓坦率地说：“现在要搞600个师，今年要编当然也可以编起来，也可能会像邓克明同志（按：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讲的，流于形式。”

　　4月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后不久，总参动员部汇总全国民兵的数字是2.4亿，其中基干民兵有0.9亿。对这两个惊人数字，罗荣桓持怀疑态度。10月，他对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明确说，这两个数字“不能完全相信，我看要打六折，里面一定有浮夸”。

　　1961年1月到3月，罗荣桓又同贺龙一起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上海等5个省市了解民兵工作。1961年4月，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召开的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同各军区的领导人广泛交换意见，并先后召开了5次座谈会。在视察和座谈中，罗荣桓发现，民兵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全民皆兵”的含义缺乏正确的认识。大办民兵师中出现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都是同这个问题有关的。

　　罗荣桓认为，全民皆兵应是一个战略口号，不是现实的行动口号；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行动口号、就必然要造成高指标、高要求，必然形成大轰大嗡、一哄而起。那种认为民兵人数“越多越好”的倾向是错误的。民兵不能搞得太多，民兵组织不落实，就是由于指导思想有问题，数量搞得过大。

　　有鉴于此，在1961年4月召开的全国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积极主张把参加民兵的年龄缩减下来，以减少民兵数量，抓好落实。

　　根据罗荣桓的建议，当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修改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条件，男性公民压缩了5岁，女性公民压缩了15岁。仅此一项，民兵数量就减少了几千万。罗荣桓对“全民皆兵”这一战略口号的正确分析，对于纠正和克服组织发展中的高指标、高速度，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罗荣桓还对民兵工作的许多重大问题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在湖南调查时，罗荣桓言简意赅地对省军区的负责人说：“你们省军区有民兵1100多万，枪6万多支，而现役部队只有7个连，1000多支枪，你们的屁股是坐在1100多万民兵一边，还是坐在7个连队一边呢？是抓6万支枪，还是抓1000多支枪呢？”在福建视察时，贺龙也曾尖锐指出：“一个省军区有几百万民兵不去抓，眼睛总离不开那几个现役连队，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按照罗荣桓、贺龙的指示，许多省军区、军分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以主要精力做民兵工作，城市、边防、海岛等重点地区的民兵工作搞得比较扎实，为1962年粉碎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为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毛泽东也发现了大办民兵师中的一些问题，并及时地给予纠正。1962年6月，毛泽东到中南地区视察工作。6月19日，广州军区领导向他汇报工作。当谈到战备工作和民兵工作还不够落实时，毛泽东指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简称民兵工作“三落实”），敌人不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么对付，要有些办法”。在同武汉军区领导人座谈时，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内容。他说，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来。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军事问题时，再次强调民兵工作要抓好“三落实”。他指出：“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要有兵有官。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有政治部，有政委，有教导员，有指导员，做人的工作。要讲清楚，打起仗来不要慌张，一慌张还打仗？无论是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军事，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趁和平时期，要搞点枪，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地方党委要管军事、管民兵，不能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

　　为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召开了沿海7省民兵工作会议、少数民族民兵工作会议、城市民兵工作会议。1963年12月，罗荣桓因病逝世，中央决定由徐向前分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党中央正式任命徐向前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60年代初作出决定，强调要把贯彻“三落实”作为今后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建设方向。

　　从1962年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民兵建设一直以“三落实”为指导方针，上上下下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1962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紧急战备，特别是1962年、1963年围歼国民党小股武装特务的斗争，是对民兵工作的一次实际的检验。广大民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充分显示了中国民兵的强大威力，同时也说明中国的民兵建设是有着深厚基础的。

　　1964年，在全军兴起大比武活动的同时，民兵的军事比武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这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观看了由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组织的部队与民兵军事汇报表演。当看完了山东民兵代表的射击表演后，毛泽东非常高兴，高度评价了民兵的军事技能。

　　徐向前分管民兵工作后，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发现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在贯彻“大办民兵师”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农村以村为单位，基本上是“村自为战”，不可能经常把各村的民兵组织在一起。但是有的地方“大办民兵师”，搞成了县长兼民兵师师长、县委书记兼民兵师政委，民兵组织实际上搞成了一些架子。徐向前深思熟虑，明确提出“民兵工作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这个思想，与当时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要“大办民兵师”显然有别。

　　关于这个问题，徐向前和总参分管民兵工作的副总长彭绍辉有过谈话。徐向前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正规军也不能成师在一块活动。平时不能搞那么多师团架子，战时也不需要搞两三千个师。苏德战争时，苏联只有300个师，只要不断补充就行了。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要促进生产，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碍生产。”

　　彭绍辉和总参谋部几位分管民兵工作的领导认为问题重要，讲得合情合理，应该向中央军委正式反映意见。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正式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同志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1969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和周边形势，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并反复强调：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战时“要组建地方部队，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

　　中央军委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于1970年8月召开了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对加强民兵建设和民兵战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认真做好战时组建地方部队的准备，以县为单位组建了民兵独立营、团。1973年后在民兵独立营、团的基础上，全国多数县建立了民兵武装基干团。

　　文革之后的民兵工作

　　文革期间，许多地方的民兵卷入了派系斗争甚至是武斗之中，民兵组织特别是城市的民兵组织陷于瘫痪，民兵的正常活动基本停止了。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之后，出于战备的需要，民兵工作开始恢复。但是“四人帮”却插手民兵工作领域，阴谋策划攫取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在上海搞所谓的“第二武装”，还企图把手伸向全国，给民兵工作造成了严重破坏。

　　粉碎“四人帮”之后，民兵工作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78年7月，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总参领导向邓小平汇报会议筹备情况。期间，邓小平提出了他的着名论断：“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位置。”1978年7月，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后的4个月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8月24日颁发《民兵武器装备管理规定》，10月14日批准颁发《民兵工作条例》，同时决定在基层行政单位和企业、事业单位及高等院校设立人民武装部，配备专职人民武装干部。11月，恢复了中央军委和各级地方党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上述重大措施，使民兵工作的传统得以恢复。

　　从1980年起，民兵建设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改革，民兵组织进行了调整，缩小了组建民兵的范围，原来人民公社、厂矿、机关、学校、街道、企事业单位都要组建民兵，现在改为只在人民公社和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组建，取消了民兵师团一类有名无实的机构，简化了层次。到1982年底，全国民兵总数保持在1亿左右，比原来减少了60%。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加强民兵建设的要求。1984年5月的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确立了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1985年11月，第22号文件提出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民兵、预备役基本工作方针，再次对民兵、预备役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

　　通过调整，民兵数量和训练任务进一步减少，教育训练的时间也大大压缩，对于解放生产力、减轻群众负担、促进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各级人武部门组织和发动广大民兵积极开展了参加“两个文明”建设活动、以劳养武活动和多种形式的生产岗位创先立功活动。民兵还积极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国家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和抢险救灾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2002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民兵工作的意见》，强调城市民兵建设是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点，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没有强大的城市民兵，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必须把加强城市民兵建设作为全党全军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开创新世纪中国城市民兵建设的新局面。以中央文件形式直接对城市民兵工作进行部署，在中国民兵建设史上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