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林彪成了法定的“接班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成了政治局委员，陈伯达也转向林彪一边；黄永胜、吴法宪作为正副组长掌握了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
　　

    这时，中共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决定加强战略，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
 
　　十月十八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这样的全局性行动，事前没有报告军委主席毛泽东，到第二天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告诉毛泽东。
 
　　陪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道：“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林彪自行以副主席身份发出这种“号令”，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可以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能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或采取其他行动。
 
    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在第二天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尽管毛泽东一再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地坚持地表现出同毛泽东的分歧，显得很不正常。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密切合作的。他们相互呼应，夺取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
 
　　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有超越自己的可能，把它看作自己进一步掌握大权的主要对手。江青集团确也野心勃勃。双方之间的相互倾轧，愈演愈烈。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八月十三日，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讨论宪法草案稿。张春桥提出把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句话的前面几个副词去掉。吴法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以为这下可抓到张春桥的把柄了，进行激烈的反驳。

　　“天才”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成了争论中的两个焦点。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这个议程是中央在会前商量好的，主要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意图是要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国家的正常秩序。但全会开幕那天，林彪临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他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当晚，陈伯达、吴法宪商议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样集中地来谈“天才”问题，联系到吴法宪同张春桥的争论，显然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第二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统一准备好的“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说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为激烈。
 
　　二十五日，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5日。】

     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日程，狂热地煽动揪人，毛泽东事先却一无所知。
 
　　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这样非同寻常的大动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用他不久后在吴法宪检查上批示中的话来说：“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他十分震怒，立刻决定全会分组会停止讨论，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检查。
 
　　庐山会议这场风波显然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他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一时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够做到的。因此，最初把批评集中指向陈伯达。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批了一大段话，说陈伯达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样一来，原定的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部署被完全打乱，又拖下去了。

　　“批陈整风”进行了整整一年。通过检查和揭发，林彪集团背着中央幕后活动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明显。他们却始终抱成一团，拒绝帮助和挽救。
 
　　林彪看到毛泽东下决心追查这件事，认为自身地位难保，便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秘密组织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分子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乘专列离北京南下，先后抵达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他说：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毛泽东还在巡视，有人已把他的谈话内容秘密向林彪报告。林彪集团决定提前采取谋杀毛泽东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写道：“九月五日和六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察觉，突然改变行程，于九月十二日安全回到北京。”【《历史的审判》(上)第54－55页。】
 
　　这时，林彪十分惊慌。他图谋到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并且在九月十二日晚将三叉戟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当晚十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刻追查这架专机为什么突然去山海关。林彪判断密谋已败露，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于十三日凌晨在极匆忙的情况下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中共中央在九月十八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对中共中央来说，他们策划武装政变的事实，也是在林彪外逃以后才一步步查明的。它像晴天霹雳一样，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