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城市来到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部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远离了处于和平年代的祖国，满腔热情地越过国境线，奔赴一江之隔的对岸参加革命。

     这些视切·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青年，来到一心向往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当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现实的生存窘境所压抑，他们的思想和命运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嬗变。从云南出走他国的知青数目到底有多少，至今仍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几千人，还有人说超过万人。

    30多年过去了，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如同被意外洒落的种子，在异国的土地上自然地发芽、生长、凋谢、枯萎，直到零落成泥碾作尘，自生自灭，无声无息。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一代人的历史，这么快就要被人们轻易遗忘吗？那些漂泊在金三角的知青，他们当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艰险，而现在又是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刘义，原名侯景贤，一位至今仍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的专访时，他重新打开曾经散落在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深处。

    汉语诗人

    “你是从北京打过来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电话那端，刘义一再的感谢让人无法怀疑他的诚意。

    刘义现在的身份是泰国清迈一所华文学校的老师。“我本来不想教了，但村里没人能教高中，就又把我聘去教课。”他以前曾是这个名为“一新中学”的华文学校副校长。

    一新中学位于清迈北部泰缅边界一个叫做热水塘的村庄，村里住着的都是当年国民党残部的后代。1961年春天，一部分流落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从缅甸撤退到老挝后，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老挝政府更是提出严重抗议。台湾当局命令部队撤退回台，但段希文的第五军和李文焕的第三军拒不执行命令，在老挝政府军的追捕下进入泰缅边界地区的泰国一侧，前者在美斯乐安营扎寨，后者则把汤窝作为根据地。从此，以国民党残军及随军家属为主体的汉人难民村开始在金三角形成。距汤窝几公里的热水塘就是这样的难民村之一。

    作为目前泰北地区比较大的一所华文学校，有1400多名学生在一新中学就读，刘义是42名教师之一。他现在负责高中三个年级的中文课程，“每天晚上2个钟头”。

    除了教书外，刘义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汉语诗人，曾有数百首诗作和小说、散文发表于当地华文媒体，在1995年和1999年，他先后两次获得台湾海外华人文学奖。
 
    对于一个承受过无尽艰辛和苦难的人，是什么原因使他有闲情逸致潜心写作？刘义在接受一位作家访问时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你受过酷刑吗？打个比喻，如果手术没有麻药，所以你只好拼命嚎叫，像狼，像被宰杀的动物，企图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这就是诗。”

    写作和生命旅程中的伤痛联系在一起，诗就已经不再仅仅是诗了。乐于将内心的思想通过文字来表达的人，是对现实敏感的人，更是对苦难记忆深刻的人，因为每一次写作，几乎都是在重复揭开内心深处的伤疤，虽然可能鲜血淋漓，却又欲罢不能。在刘义后来的很多文字中，都能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显。

    “我的世界是灰色的”

    1949年12月，刘义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县的易门。因为父亲过去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从出生那时起，他的命运就注定要经历坎坷。

    5岁那年，父亲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走，这是刘义有关苦难最初也是最难忘的记忆。“我当时就看到了父亲的背影，永远都难以忘怀。”刘义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也是他到现在都对朱自清的《背影》情有独钟的原因。

    在后来的文章中，“先天的黑色胎记注定了我们的命运”成为刘义使用频率颇高的句子，无论是小说《崃兰山寨》，还是在长篇自传体文字《金三角悲歌》中，这个有些宿命的句式都出现在文章结尾。

    在那个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因为父亲的缘故，一家人在当地抬不起头来。他的母亲从国家干部被转为饲养员，到养猪场劳动，直到后来因肺结核撒手人寰。彼时，刘义刚刚15岁。

    在母亲的坟前，年幼的妹妹天真地问：“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刘义对《时代人物周报》说，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他要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开始的“文革”使他再遭厄运。

    像当时所有狂热的年轻人一样，刘义迅速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中，跟别人一起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用实际行动洗刷掉家庭出身的污点。但一个朋友送给刘义的100斤提粮卡却将他再度推入深渊，罪名是“盗用国家战备粮”。

    在接受审问时，被拷打之下的刘义因为错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说要杀了那些打他的人，对方问：“伟大领袖你杀不杀？”，他说“杀”。

    “当时是书看得多了，讲话不注意，而且实在是被打晕了。”多年以后，刘义这样解释道。“反革命材料”被报上去后，军代表到镇上调查，觉得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材料于是被搁置下来。

    1968年，国家开始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刘义想都没想就报了名，他实在无法承受在当地遭遇的折磨。所以，与别人哭天抹泪地离开城市相比，刘义是满怀激情地奔赴云南省一个叫甸心的地方，后来又转到了中缅边境的盈江县。

    “在国内，我的世界是灰色的。”刘义这样告诉我们。

    异国投身革命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跑到那边去呢？是一种革命的热情吗？”

    “老家那边还要把我抓回来批斗，我就跑啊，能跑一步算一步。”

    1972年，在知青开始返城的时候，一纸通缉令却使刘义不得不再次做出人生的抉择。早前没有被立案的“现行反革命”，在通缉令中的身份成了“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

    于是，33年前的一天，刘义在知青战友的陪伴下，从云南盈江跑到了毗邻缅甸的瑞丽，然后一个人跨过公路上的51号界碑，大步流星地向密林深处走去。

    “我当时也有一点革命理想。在南坎参军的时候，看到红旗就好像看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革命激情就洋溢出来了。”参加缅共后，刘义的想法还是要好好干，“活出个人样来”，因此才把名字由“侯景贤”改成了“刘义”，“我就是想堂堂正正做人”。

    战争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想象，无数的中国知青如飞蛾扑火一般投身到异国的革命，很多人可能还没来得及辨别方向就被打死了。刘义所在的直属第二特务营是缅共东北军区战斗力最强的营，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无数，他印象最深的是冷山战役。

    “当时先是跟独立军打，之后又和政府军打。”热带雨林里的下午，潮湿和闷热让他受尽了苦头。刘义记得，他先是和战友们一路唱着军歌朝目标相反的方向走出5公里，然后调转路线从深山老林中开出一条路返回，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赶到距独立营碉堡300米处才展开激战。

    知青们一边在前线冲锋陷阵，一边还要忍受在部队中地位低下的现实。缅共部队中士兵共分为四等，虽然各种具体分类说法不一，但知青位列最末却是公认的事实。“那个时候没办法，打一步算一步，很多知青都死掉了。”当刘义谈到当时的处境时，除了无奈，更多的是一种平和。

    逃亡

    一场南下的战役失败后，在政府军的围剿下，缅共的根据地不断缩小。这时候，刘义更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游击队内部开始大规模的整肃和清洗。

    “查你的家庭出身，如果查到出身不好，就要清算你。”为了躲避审查，一天下午，刘义和另一个佤族战士偷了两只枪，逃走了。盗窃枪支的逃兵，如果不幸被游击队抓到，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两个人不得不在胆战心惊中艰难逃命，目标是泰国。

    为了获得必要的路费，他们打算把枪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们把枪骗去后，报告了政府军，我们就被抓住了。”在腊戍最大的监狱里被关了1年多后，刘义和其他13名被关押的知青打算暴动，后来事情败露，缅甸政府军决定遣返他们回中国。

    1974年6月1日，刘义等13名知青被政府军押送到与瑞丽一江之隔的南坎。下午5点半，当船划到江中间时，刘义发现势头不对，在岸边的密林里，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我就和陈厚本老师说，糟糕了，今天晚上看起来过不去了。”比刘义大十几岁的陈厚本是北京知青，现在也在金三角教书。刘义率先跳江，他的同伴们也跟着跃入水中，岸边密集的冲锋枪开始在江面上扫射。

    知青们分头逃进丛林深处，刘义后来被缅甸一个汉人山寨的头人所救。在他写的小说《崃兰山寨》中对自己被收留后的一段经历做了详细的描绘，先是当地山上的一个道士准备收“郎小宁”为徒，想让他侍候其终老，后来“郎小宁”又差点成为当地富人胡银匠的上门女婿。“那些都是真实的，‘郎小宁’就是我的化身。”

    离开山寨后，刘义又在腊戍被政府军抓到，当地一位华侨把他保了出来。“那个时候啊，我已经万念俱灰了，把人生的什么希望都看得没有了。到了观音山，真的想要去山上出家当和尚了。”

    此后，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汉人马帮，跟随着马帮走了一个月，一直走到泰国。

    扎根金三角

    马帮的终点就是泰北的汤窝，作为当年国民党残军第三军的聚集地，那里有很多云南人。浓郁的家乡情结，是刘义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但其间的几次离开，又让他尝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滋味。

    经过数年征战，当时的第三军只剩下了数千人马，为扩充兵源，队伍开始在当地“抓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知青在颠沛流离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负责保护马帮运送走私的鸦片、玉石、象牙等。

    “我怕他们把我抓去，就跑到曼谷了。”到曼谷后，他不得不为生存继续流浪，先是在一位刘姓老板开设的工厂里做了半年工，然后到一家轮胎厂当工人，还曾在牛仔裤工厂做工。后来，他返回了热水塘，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刘义的妻子是国民党第三军一个副师长的女儿，祖籍四川。“她很能干。”刘义说，当初妻子在家里为别人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他自己则开了个小商店，加上教书的工资，日子倒也还可以维持。

    现在，刘义的收入在学校里是最高的，每个月7000泰铢，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四个孩子都在曼谷，一对女儿已经工作，收入是他的好几倍，两个儿子还在读大学。而刘义的两个妹妹现在分别生活在云南的玉溪和龙门，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回国省亲。

    当国内的动荡和异域的战争硝烟都已经随风远去，那群当年有着特殊经历的年轻人，也渐渐湮没在岁月的滚滚红尘中。他们在心中一直对祖国怀有既复杂又亲切的情感，这种情感远非亲历者所能想象和体会。

    “你现在对祖国的理解是什么？”

    “我现在心里想，还是祖国好啊，可她离我们似乎又是那么遥远。我们所期盼的就是今天祖国的强盛，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就是祖国的今天。”

    “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有人说，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显和表述，无论是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并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承受。

    如果以此来看待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作为其中的代表，刘义其实正是那个历史的承受者之一。在几次的聊天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坚强、自信，以及孤独和寂寞。

     时代人物周报：怎么评价您当年离开祖国的选择？

    刘义：那时候我一定要离开国内。一个原因是环境所迫，另外我以前看过很多小说，很想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抱着流浪的心态跑出来的。

    时代人物周报：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经历吧？

    刘义：完全意料不到，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啊。

    时代人物周报：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给您平反的消息的？

     刘义：那是1977年，家乡寄来封信，给我平反了。当时看了后，我很想回去，就是想给那些整我的人看看，看他们有没有把我整死。

    时代人物周报：那后来回国看到他们了吗？

    刘义：见到批斗我的那些人了，我还很恨他们，差点冲上去揍他们，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时代人物周报：您的孩子都理解您吗？

    刘义：他们不理解。他们对祖国没有太多概念，也根本不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我很少给他们讲，因为他们不相信啊，他们认为好像是爸爸在编一个故事骗他们。凤凰卫视的片子我放给他们看，他们好像是在看别人的遭遇一样(香港凤凰卫视“唐人街”的工作人员曾经到热水塘呆了6天，为刘义制作了一部45分钟的专集)。

    时代人物周报：可是，你们那一代人的历史不该这么快就被忘记。

    刘义：我也在担心啊。可是我觉得，知青这段历史啊，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

    时代人物周报：当年到金三角的知青多数都已经星散，结局不同，下场各异，您觉得这个群体的命运……

    刘义：其实我们这批人啊，已经麻木了，麻木了。回祖国来，没有我们容身之处，我们只有在这里客死异乡。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给我带来的伤痛也是无法愈合的。

    时代人物周报：从1972年到现在，整整33年了，回想起当年，您做何感想？

    刘义：我觉得，人生啊，回忆起来好像一部小说一样的，是那样真实，又是那样不真实。我从缅甸当兵，被关进监狱里，又跟着走私马帮来到泰国，我觉得我活得太充实了。别人没有经历的我都经历到了。有时候回味一下，它好像太不真实了，但是它又是那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