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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文: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陈右铭回忆海军718工程
www.wforum.com | 2009-02-05 23:47:59  世界军事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组图文: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陈右铭回忆海军718工程

描述:陈右铭,1922年生,湖北省武昌人,1938年参加抗战,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团参谋长、团长、湖北省军区长湖剿匪指挥部指挥长兼中共长湖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曾三次立功,五次受伤,至今腰椎骨仍有弹片残留。1952年,陈右铭调海军任快艇大队长,1955年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调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任701所所长,1967年调任七院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国防科委09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兼国务院、中央军委09工程、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

记者:您曾担任718工程办公室主任,718工程上马时,我国海军装备的研制生产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陈右铭(以下简称陈):718工程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一是时间长,论证讨论的时间长达6年,二是分歧意见多,提要求的多:三是头绪多,技术复杂,对造船工业来讲是一个挑战。

在60年代,我们要准备解放台湾,所以那个时候的舰艇研究,所有海军装备的研制都要围绕这个目标进行。那为什么要搞718工程呢?起因是1965年初,七机部提出要搞洲际导弹。洲际导弹的试验要往海洋打,陆上看不到,需要一型观察船。这是1965年初提出来的方案。到1970年12月15日,周总理主持中央会议确定发展。这才定下来,足足讨论了6年。

718工程的计划提出来以后,科委研究过几次,意见都不一致。到了1967年6月,那个时候我是七院的副院长,09办公室的主任,不应该再管718工程,但这时候科委没有人抓这个事。这时候海军处有一个处长叫李奇,他要求我召开一个会议,研究718工程的问题。我召集会议,把各个业务部门的人都请来,讨论 718工程的事情。会议上,各个部门提出来各种各样的要求。有的部门要求搞观察船,有的部门要搞调查船,海军要求搞后勤保障船,油水补给船。意见统一不起来,我就再召集人召开了一次会,又讨论了一次。我把各部门的意见汇总以后,向国防科委领导汇报。

经过两次会议的研究,各方面大体的意见是:洲际导弹的测量观察,靠无线电测量精度不够,必须有海上测量船,最后定项叫远洋测量船。海军提出要有护航舰艇,要有补给船。但具体搞什么船型,意见不一致。1967年1月18日,我们向军委提出报告,初步意见是要搞测量船、护航舰艇和后勤补给船只,工程才算真正开始干。因为开这个会的时间是1967年1月18日,所以工程也就叫718工程。

记者:718工程在立项后是怎么规划详细的船型的?

陈:上报以后.中央军委于1967年9月18日召开军委93次常委会会议,讨论两个装备问题。一是同意国防科委成立09工程办公室.正式任命我为主任;二是同意国防科委上报的研制测量船、护航舰艇、后勤补给船只的初步意见。但会议纪要发出来以后.各方面的意见仍然不一致,这时候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了嘛,所以更详细的计划也搞不出来了。再后来,国防科委也很难工作了,718工程的计划始终没有搞出来。

到了1970年.潜艇的潜射导弹已经决定撤销陆地发射基地,用改装的常规弹道导弹潜艇直接在海上进行试验,导弹向海洋发射。这个导弹的试验,也非要测量控制船不可。潜射导弹的发射试验,还要舰艇警戒、护航,还得要航行补给。所以718工程又重新提上来。

从1969年以后,所有的造船工业企业全部归海军管了。海军成立了一个造船领导小组,负责协调造船企业和海军之间的问题。但这时候,海军政委李作鹏要刘华清任海司副参谋长兼船办主任,我当副主任。

这时候我提出,应该利用718工程,把海军的军辅船搞上去,航行补给船、打捞救生船等船型都可以借这个机会上马。另外,还要借这个机会,把造船工业也搞上去,重点是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大连造船厂等几个厂。当时就是因为要解放台湾,要造登陆舰,大型登陆舰、中型登陆舰,所以上海求新造船厂搞起来了。

远洋测量船、航行补给船、打捞救生船、远洋救援拖船都是用在远洋的。这些船,你不列到718工程里头,就不能成为专案工程,你就拿不到专项经费。所以,我们海军经过内部讨论,认为这些船要借机会搞,由领导小组开联席会议讨论后上报。

早在这之前,708所就开始在做远洋测量船的方案。我对708所说:“你将来无论搞什么,先把方案搞出来,一有机会就上报批准。”后来果然是这样。

记者:海军准备借这个机会建造一批用于远洋作战的舰艇,那么在最后审批的时候,这个建造计划遇到过什么波折吗?

陈:内部征求意见以后马上上报。1970年12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在讨论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估计到有两大困难,很可能会使718 工程定不了。一个是张春桥的态度。原来在征求初步意见的时候,张春桥就坚决反对搞这几型船。他几次说七院是“坏人掌权”,不可能搞出这几型船来。“坏人掌权”,谁是坏人啊?是我。当时我在管09和718工程。第二个问题也跟张春桥有关:办公室主任谁当。原来的报告是我当造船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李作鹏在报告上我的名字那里画了个圈写道:由刘华清任副参谋长兼主任,再找一个懂得业务的人当副主任。这就说明他连副主任都不同意我当。
张春桥和李作鹏本来有矛盾,但这两个人都对我有意见,我惹着他们了。

在这之前,一位专家在外国的技术资料上看到,说根据功率计算核潜艇可以跑70节,他就给李作鹏写了一封信,说核潜艇航速可以达到70节。李作鹏看了马上批示:“请周希汉,刘华清阅后转陈右铭办。”我一看哭笑不得,我说大专家呀,你写这个东西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呢。我直接回答说,办不了,达不到70节。后来在会议上,我给周总理汇报09工程的进展。汇报完我们出来,李作鹏在后面叫我“陈右铭!我转的信讨论了吗?”我说“还没有,现在恐怕达不到70节。”“那为什么专家说能达到?”“他不了解情况……”“他不了解,你了解?”“他是航天的专家,不一定懂造船。”“他不懂,你懂?他是专家。”“专家是专家,专家不一定所有的方面都懂,他是火箭专家,懂空气动力学,不一定懂造船力学。我不是专家,可我还会开快艇呢,他会吗?”

两人争执不下,这时候李先念副总理过来了:“瞎子(李作鹏)啊,又发什么脾气啊?现在做不到,先搞研究嘛,将来做到了再搞嘛。”

记者:在这个会议上,您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陈:在12月15日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张春桥。他讲:“搞这么多的船,七院能搞得出来吗?搞这些船得多少钱啊?我是大陆派,打仗靠陆军,我不赞成海军搞这么多的船。”

他这一发难,就非得跟他针锋相对了。我就对他讲:“第一,发射洲际导弹,以及将来发射卫星的测量控制,都需要测量船。测量船建成以后,放在江阴,还可以当测量基地用,从这个方面讲,非常划得来。测量船非搞不可。

第二个,如果要搞这种往海洋发射弹头的试验,没有军舰护航警戒是不行的。弄不好,落下来的弹头会被在试验区的外国人抢走!必须得要警戒舰艇,至少要4艘。051驱逐舰非搞不可,没有051,那就没法搞洲际导弹试验。

第三,有了护航舰艇,还要航行补给。这样多的舰艇参加试验,没有后勤保障不行,必须要有补给船,提供物资供应,吃的,用的,淡水,治病……我们可以把这些功能都集中到综合补给船上,这一型船必须要搞,不搞海军就走不出去。

第四,弹头落下来以后需要打捞,海军现在也没有远洋打捞救生船,这一型船也非搞不可。即使不搞洲际导弹试验,海军也要搞这一型船。另外,如果舰艇发生了故障,我们现在拖都拖不回来。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和我们做生意的船,在我们的海区出了故障要求援救的时候,我们救不了,这不很丢人吗?所以必须得搞一型援救拖船,这型拖船不仅我们海军用,交通部海洋局也可以。

第五,科学考察船也非搞不可,导弹弹头着区的考察、选择,都需要考察船,海洋资源的调查、海洋测量,都需要考察船。”

参加会议的领导小组的几位同志也都从各个方面讲了搞这几型船的必要性。最后,李先念副总理总结说:“我看这些船要搞,就这么定下来。有困难?有困难研究解决嘛。进度赶不上的设备可以缓装,以后搞出来再补装嘛。”

周总理这时候讲话了:“领导小组的成员我看可以,就这样定。主任谁当啊?”

罗舜初副主任说:“我看还是陈右铭当,梁军当副主任。”

李作鹏说:“梁军是科委的参谋长,当副主任不合适,还是梁军当主任,陈右铭当副主任。”

周总理说;“参谋长也可以当副主任。718工程是船,陈右铭是七院的副院长,又是09工程办公室的主任,他当718工程办公室主任,工作方便。”

李先念说:“不要争了,主任就陈右铭当。”会议定下来以后,我回来就跟周希汉讲,完蛋了。周希汉问为什么。我说,我把当权派都得罪了,我还能做吗?他说不管了,干吧。后来我还是靠边站了。被批判,停职检查,但09、718工程的事,办公室的同志还是找我。

记者:您刚才说718工程的头绪多,都体现在什么方面?

陈:718工程的头绪多,协调困难。头绪多是研制的单位多,使用单位多。科学考察船是海洋局用,测量船是科委用。航行补给船,打捞救生船、拖船是海军用。使用单位多,今天他提几个要求,明天他提几个要求,非常麻烦,协调工作很难。

再一个是技术复杂。那个时候,我们连远洋客货轮都没有研制过。1964年,我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外国去,在法国买了一艘客货轮,一艘货轮,一艘碎石船,在荷兰买了低速柴油机。我到国外买船考察的时候,受尽了刺激,所以我回来以后就下决心非把造船工业搞上去不可。

我给你们讲两个故事。在法国有一个柴油机研究所,我们711所的工程师到这个所去考察,问他们柴油机的情况。他们原来以为我们要买柴油机,所以接待得很热情,但后来问他们技术细节的时候,法国人就把脚翘到了茶几上不理我们了,半天以后才开口:“技术的问题呢,很复杂。说了你们也不清楚。”看了这个场面,我就跟他们的总经理说:“今天时候不早了,就谈到这。谢谢你。”我们就告辞了。

第二个事情,是六机部参观丹麦的一个造船厂,造拖船的很小的船厂。参观车间的时候,他们厂里正在做尾轴红套。六机部的同志问:“这个红套的温度是多少啊?”陪同参观的是丹麦的副厂长,说:“我们做红套是不测温度的,靠工人自己眼睛观察估测就行了。明天我们还做红套,你来看吧。”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条船的红套做完了。看到这些,我讽刺他们道:“中国有很多小港口,需要很多小型拖船。可是你们船厂做尾轴红套都不测温度,太不正规了,谁敢买呀?”从外国买船、买技术,不可能,主要靠自力更生。所以我们搞718工程的时候,就有一条原则:所有新研制的项目,靠我们专家协作、攻关、自力更生,想靠外国专家来帮助我们,不可能。后来这些船,没有用一点外国人的设备。

记者:当时我们对718工程舰艇编队的基本航速是不是有一个最低要求?

陈:当时我们给航速留的余地比较多。我们当时希望这个编队在航行的时候能保持在18节,实际上各型船的航速都可以做到超过这个数字。

记者:718工程几型舰船的建造过程中,您都去过现场指导工作吗?

陈:去过,光大连厂的航行补给装置,我就去了五、六次。第一次是成立攻关小组,后来是指导他们试验。后来办公室还带这些厂的人出去参观。

1963年,上海的副市长马天水和张春桥的老婆到江南厂去搞四清,他们搞了个七院的“八条罪状”,说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说江南厂“船上的消磁电缆曲里拐弯,弄得工程很复杂,如果电缆直线走,能减少很多的工时和电缆。江南厂提了几次意见,就是不改,死抱着苏修的框框不放”。后来我跟海军副司令王万林去江南厂,看了他们的展览,我对厂的总工艺师说:“苏联的工程师就那样笨吗?他们不知道直线走简单吗?消磁电缆直线走,还能消磁吗?”总工艺师说:“我们马上把它改过来。”

沪东厂当时在生产鱼雷快艇。鱼雷快艇有2台主机,2根推进轴。在建造时,我们按苏联的工艺,先安装推进轴和螺旋桨,然后安装主机,用主机来对准推进轴的中心线。这个工艺是比较麻烦,主机很大,装上去后要左左右右地微调主机的位置。马天水给七院列的罪状里,也说了这个。沪东厂的副厂长不懂技术,所以他在会议上就捉出:如果先装主机,再装推进轴,调整推进轴的位置来对主机,这样一改,工时能减少好几倍。设计师始终不同意,说苏联的鱼雷艇就是按这个工艺建造的,马天水就批评这个设计师“死抱着苏修的框框不放”。

后来,召开鱼雷艇定型会议的时候,副厂长又提出这个问题,我听了之后,就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在部队基地,怎么保证推进轴的互换通用?”船厂的同志开始不明白,研究了之后就恍然大悟。若把主机先固定死了,用推进轴来对中心线,那每艘艇的轴长短都不太一样了,无法通用。我对他们说:“一个大队18艘鱼雷艇,一个支队54艘鱼雷艇,每根主轴都不一样,战时不能互换,一个支队要准备108根备用轴,要修一个仓库来装。而且,每根主轴还都要编上号,不能换错。出去打仗的时候,快艇母舰要把所有的备用轴带上,这样的鱼雷艇怎么打仗?”苏联人的造船工艺这样规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光想着工艺简单,节省时间,为什么不考虑实际使用中的问题呢?我们的工程师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我是当过鱼雷快艇支队长的,我了解其中的道理。

后来,我们的水翼快艇出去试航,叵来靠码头的时候,因为装有水翼。码头两边都停着舰艇,中队长不敢靠,要拖轮来拖着靠码头。张爱萍副总长很生气:“为什么不自己靠咧?”

中队长说:“有水翼,不好靠。”

我说:“这艇可以靠。把水翼收上来,大胆靠。”

张爱萍说:“他说不能靠,你说能靠,你来靠好了。”

我说:“好,我靠就我靠。”靠上去以后,我回头就批评了那个中队长:“谁说不能靠?”

记者:718工程的项目,当时有没有与国外进行交流和合作?

陈:我们新研制的项目很多,测量雷达、气象雷达、测控通信设备、远洋导航设备,都是过去没有搞过的。外国人不会帮我们,我们完全靠协作攻关,一个一个地解决。比如大连厂搞的航行补给装置,也是一个难点。大连把这个任务接过去之后,我专门去大连开了一次会,成立攻关小组。大连厂用土办法,在陆地上搞了一个试验装置,树起两个大桩子来试验。经过试验搞成功了,至少不比美国的第一代航行补给装置差。

后来,我到西方国家考察,准备买燃气轮机,到了英国的一个厂,正好这个厂还为英国海军生产航行补给装置。我看了他们的设备,英国人以为我们也想买几套,就向我们推销。我问:“你们这个装置卖多少钱?”英国人一开始报价30多万英镑,接着改口说,得60多万英镑,最后又说,这个是专为英国海军生产的,不能卖。我说:“你们说要跟我们搞技术合作,连这个航行补给装置都不愿意卖给我们。这个航行补给装置我们也能做,性能不一定比你们的差,要多少都卖给你们,只要20万英镑,怎么样?”

回国之后我就跟同志们讲:“什么技术合作,那都是胡扯。”我们还算是不错,完全靠自力更生,圆满地完成了研制任务。

记者:718工程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厂,对现在的海军,718工程都有什么样的意义?

陈:718工程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促进了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造船工业、航天事业、海洋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海军的远航作战能力。

1983年,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上,我向李先念同志拜年,李先念说:“小陈,718现在这几型船都行吧?”

我说:“都行,现在都不成问题了。”

李先念说:“我当时在国务院管生产,我支持你们,就是想把造船工业搞上去,再不要让我每年掏外汇去买船啊。”

李先念同志看得很远。现在想起来,我组织搞09、718工程这么多年,就是把造船工业提高了一大步。造鱼雷快艇,把芜湖厂搞上去了;造潜艇,江南厂、武船厂搞上去了;护卫舰,沪东厂,登陆舰、猎潜艇,求新厂。整个718工程,使海军的造船厂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洲际导弹,1982年10月12日,成功发射了潜地导弹。718工程舰船圆满完成了弹着海区的考察、测量、选点、清扫、警戒、导弹飞行测量、观察、弹头打捞,气象观测预报等任务。经过全面考验,今已证明718工程是成功的。我写了一首诗,纪念718工程的研制历程:工程七一八,型号多庞杂。质量力求精,科技攻关卡。恩来总理抓,论理春桥骂。研制极成功,意义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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