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萧华（后排左一）与罗荣桓（后排左二）等在东北合影

　　文革之初，中共开国上将萧华在军委文革小组一度位列第二，仅次于组长徐向前，仕途可谓顺风顺水。二月逆流之后，萧华代替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小组领导工作，这可以说是萧华的政治生涯中的顶峰阶段。但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文革，萧华的所作所为难逃被打倒的命运：藐视江青、拒绝支持林彪。于是“叶群后悔保了萧华，另一面江青一直要搞掉萧华，两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时达成了默契，双方都在等待机会，等待给萧华致命的一击。”于是在1967年8月11日，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这位中共开国元勋成为文革的牺牲品。作家温相撰文《上将萧华文革倒台真相》，披露萧华倒台前后中共高层各方势力的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最终决定放弃萧华的心理变化。

　　深得领导人喜爱

　　萧华，人称“娃娃司令”，十七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时候还不足40岁，是中共开国将帅最为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在萧华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并不以显赫的军功见长，却是以出色的政治工作令毛泽东、周恩来、罗荣桓等人刮目相看。

　　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创建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的时候，年仅14岁的萧华成为四十多名学生中最为年轻的一个，毛泽东可以说是萧华踏上革命征途以后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也就是这位年幼的青年团干部在给毛泽东汇报有关兴国县青年团革命工作时，萧华娓娓道来，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萧华的不俗的能力更让毛泽东惊喜（兴国县不到一年的时间青年团员从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全县上下无一不建立了团委和支部）。汇报结束以后，毛泽东让人特意去附近的美香居买了饺子，对萧华说：“今天我请你吃饺子。”

　　毛泽东经常说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而政治工作者又无异于灵魂工程师，萧华本人就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工程师”，在他的努力扩红下，1932年一年，江西兴国共有100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这在当时是个十分罕见的数字。1933年整建制的兴国模范师成立（有5500人），光是拥军鞋就有30万双之多，以致于堆积如山。当阵容整齐的模范师出发之际轰动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局、中革军委都发来贺电，毛泽东更是亲笔题词曰：“模范兴国。”

　　1933年初，宜黄会议期间，敌机轰炸，如果不是周恩来的掩护，萧华可能早就牺牲了，对此萧华一生念念不忘，曾经写诗纪念。也就是在这一年，周恩来点名让萧华担任新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政委。周恩来对萧华说：“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气。”而历任少共国际师师长陈光、吴高群、曹里怀、彭绍辉都是以勇勐着称。

　　萧华第一次见到罗荣桓时，才虚岁15岁，可是，罗荣桓对这位儿童团闻名已久。萧华在罗荣桓手下担任了红4军军委青年委员，主管全军的青年工作。1931年大抓“AB团”，罗荣桓亲自出面保护了萧华。罗荣桓还让萧华接受锻炼，做了特务营连指导员，刚到那个连队的时候，连长是一个年长萧华的旧军人，他大咧咧的对萧华说：“以后你就听我的就行了。”而年纪不大的萧华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软中带硬的说：“我是指导员，有最后决定权，怎么能听你的呢？”说话滴水不漏的萧华后来赢得了这位大哥一般的连长的信任和敬佩，当他们分手时，这位连长还流下了热泪。萧华多次追随罗荣桓，从江西苏区到山东根据地。罗帅的妻子林月琴曾经回忆一件往事，她说有一次王稼祥要调萧华去总政工作，罗荣桓多次不放，而且还对王稼祥说，萧华走了等于砍了我一条胳膊。晚年的萧华忆及罗荣桓，以“良师”称之。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把萧华以往的这些经历写了出来，主要是针对目前互联网上有关萧华的评价的一种不良倾向而来。在网上不少人一提到萧华就用生活作风压人，把萧华的私生活说得十分不堪，所依据的不过是权延赤的一本《微行——杨成武在1967》罢了。而且，我们注意到权延赤的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及萧华的名字，只用了一个××来代替，又有什么有理的根据支持这一说法呢？包括那句言之灼灼的毛泽东“最高指示”，说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一类的话也未必见得实有其事。萧华的妻子王新兰后来专门问过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是何时、何地说的这番话，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承认毛泽东没有说过这句话。而用这句话来证明萧华的错误的朋友也不妨列举出你们的出处来，看看毛泽东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的话。

　　萧华是毛泽东耳提面命、一手栽培的高级将领，他和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密不可分，在感情上也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以，当毛泽东的政治方向逐渐偏向极左的航道的时候，萧华也不可避免的向左滑行。即便是这样，萧华仍旧在林彪极力拉拢他的时候，保持了一个军人或者说共产党员的本色，拒绝上林彪的“贼船”，从党的组织路线的角度看，萧华不失为一名合格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萧华与林彪

　　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派系、山头一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而利用派系、山头的矛盾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也是政治暴发户们惯用的一个手法，其中，林彪的拉帮结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林彪本人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手下的门生故吏可谓是遍于天下，但是，建国以后，林彪除了在彭德怀入朝以后短期主持过军委工作以后，一直处于休养状态。而导致他的休养状态的原因，第一是他早年的病痛，再一个就是林彪暗自韬晦的政治伎俩。对于林彪的病里面更有其他内容的事情，其实早已经不再是秘密，原空军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以一个毛家湾客人的身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都看出了内中的苗头，何况那些深知林彪为人的将帅们。

　　这种休养状态也给林彪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因为他不大过问政务、军务，所以直接和下级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少，听到的消息也比较有限，趁机联络感情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所以，一旦林彪被赋予大权以后，属于自己的班底人物就相对少得可怜。为了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更加突出树立自己在毛泽东身边的第二号人物形象借以压迫各派势力对自己的服从，林彪可以说的上煞费苦心。一方面，林彪大力奖掖听从自己召唤的人，一方面大力打击不从命者，萧华的文革命运恰恰是一个最好的写照。

　　现在通行的一些有关党史方面的回忆录、文章或者其他资料在谈及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与林彪的关系时多数是用一种比较含煳、笼统的说法来解释，有的就是简单到了用“斗争”二字替代。我们不否认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和林彪展开过斗争，但是，时间呢？阶段呢？大部分都是“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大家在揭发汇报会上表现出对林彪的义愤填膺，真正的在文革前后直接与林彪对抗的不见得很多，像陈毅在林彪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说林彪迟早要做叛徒的话，在那个时期并不多见。而像罗荣桓、贺龙不买林彪的帐也是难得仅见。相当一部分人是保持着对林彪足够的尊重，毕竟林彪那时是毛泽东的优秀学生和亲密战友，也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连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期间也说过，他要搞一点林彪的个人崇拜。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都这么说，更遑论其他了。

　　萧华从历史上和林彪关系就不错，按照林彪用人的“双一”标准（红1军团、红一方面军）衡量，萧华应该算是罗瑞卿所说的“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的那一圈子人中的一位。其实不仅萧华如此，包括罗瑞卿、刘亚楼、杨成武等都和林彪曾经有着一种不错的关系，他们不但对林彪非常尊重，对叶群的印象也不太坏。刘亚楼就说过：“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罗瑞卿还握着叶群的手说：“我们这些人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

　　萧华和林彪一家的关系也是不错的，这点萧华的家属也不回避。萧华因为对江青比较冷淡，见面打个招唿都懒得一动，结果很让江青不满。这个消息传到叶群的耳朵里面以后，叶群马上给王新兰（萧华的妻子）打来电话说：“告诉你们那个萧华，在江面前把他的傲气收一收。见了江青，站得远远的。”这也应该算是叶群对萧华的格外关照吧！

　　文革中，江青在揪出刘志坚以后，就提出把萧华也揪出来，毛家湾就不回应。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叶群亲口告诉他说：“萧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打倒，这么大的事要请示主席。”江青由于林彪的不同意，暂时没有动萧华。还有一个就是王力的回忆，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鼓动人批判邓小平，只有谢富治发言了，这是公开的说法。可是，王力却回忆说发言的还有萧华、王任重。可见，直到那时候对于林彪的指令，萧华还是照做不误的。而“五·一三事件”后，萧华还在第一时间跑到林彪那里希望得到林彪的援助，结果没有见到叶群，他和张云生吐了一肚子苦水，在张云生看来，萧华这时“未免过于天真了。”因为此时此刻，林彪已经从自己的阵营中把萧华剥去了。

　　萧华文革倒台真相

　　在林彪看来，军队里面的几位高级领导人是他必须笼络的对象，而且，这些人也应该不难笼络，因为他们和林彪的渊源实在很深。像罗荣桓、罗瑞卿、萧华、杨成武四个人就是林彪最初非常看重的关系网。罗荣桓在六十年代初与林彪多有龃龉，所以，林彪说出了“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的话，而且，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下台，毛泽东征求罗荣桓关于国防部长人选时，罗荣桓没有因为他自己和林彪的私人关系而迎合毛泽东的意见，相反则提出了贺龙作为接班者。林彪素称耳报神灵敏，这种重大人事的问题，林彪岂能不知？罗荣桓以下，那就是罗瑞卿、萧华、杨成武了。

　　刘亚楼曾经负责转达林彪的一个对罗瑞卿的话，刘亚楼说：“林总讲了，就是萧华、杨成武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要是跑了（指罗荣桓、罗瑞卿），他就会感到很伤心。”这里面尽管把罗瑞卿放在杨成武、萧华之上，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萧华的在林彪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文革开始以后，萧华的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仍旧得到足够的信用和重用。例如当时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也就是刘少奇专案组），领导成员中就包括萧华，而这个专案组中的其他负责人诸如江青、汪东兴、谢富治等都是文革的新贵人物。萧华在这个专案组中所起的作用由于很快被打倒，因而不会很大，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缺乏，不能作出进一步的结论。不过，能够进入这个专案组本身就意味着当时以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萧华的一个基本态度。周恩来曾经对侄女周秉德说：“我不分管刘少奇专案组，我就无权过问你爸爸的问题，只能依靠组织，耐心等待。”这里的“你爸爸”指的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周同宇（也就是周秉德的父亲），周恩来在文革中一直处于第三号人物的地位，可是，仍旧没有权力对身陷刘少奇专案组中的弟弟施以援手，可见，当时的这个王光美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的显赫程度。

　　原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以后，全军文革面临改组，江青提议请徐向前担任军委新的文革小组组长，获得毛泽东批准。1967年1月12日，新的军委文革小组成立，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任副组长。这份组长、副组长名单是徐向前晚年回忆时提供的。我们注意到副组长名单没有按照姓氏笔划排列，而萧华这时候的排名居然在代总长杨成武之上。杨成武适时的地位已经十分了得，一度还兼任过中央专案二办的主任的同时而还担任毛泽东的“传令兵”，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这份名单的排列顺序看，萧华的地位也应该相当可以。

　　第一次批萧风浪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因为不慎把会议内容给捅了出去，被林彪点名烧焦，叶剑英见到徐向前时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徐向前问他为什么，叶剑英说：“上峰的意思，是要对杨勇烧而焦。”这里的上峰，根据徐向前的回忆，指的是林彪。徐向前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林彪曾经对他讲，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对于林彪确实不像某些军队负责人那样表示出一副单纯的“效忠”态度来，这点甚至连毛泽东都知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对廖汉生、杨勇说：“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请示、多汇报。”而杨勇不过是因为泄露了批萧华的内容就被一棍子打死，这也说明那时的萧华还没有完全失去毛泽东、林彪对他的信任。

　　“二月逆流”事件出来以后，徐向前请假检讨，全军文革工作代之以萧华，时间是1967年3月24日（此处是徐向前回忆），这也说明萧华是军委文革第一副组长。不过，在萧华主持全军文革工作的这个回忆片断上，徐向前是这样说的：“萧华‘过关’后，确定由他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这里的过关二字，徐向前是用了引号的。

　　这一时期留下来的照片我们还能看到萧华的身影，有时候经常站在毛泽东的一侧，和站在另一侧的杨成武互相辉映。在第一次批萧的风潮中，陈伯达讲了萧华不是战士，是绅士的话，而后，陈伯达要收回这句话，说是安眠药吃多了，当时说的不清楚云云。所以，这一阶段的萧华尽管仍旧处于风口浪尖上，但是，还没有从表面上看出他的危险来。然而，这种暗流的涌动实则从一段时间以来就开始了，只不过萧华本人并没有察觉而已。而暗流的源头则来自于两个不同一般的女人。

　　萧华与江青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萧华对江青的态度并不友好，其实，这也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早在江青准备和毛泽东结婚之际，就已经有不少的党内的干部表示不同的看法，而且，所提供的关于江青的一些历史背景都并非空穴来风。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项英、杨帆等人给中央的有关电文资料。此外，声势上比较轰动的还有王世英的联合签名反对意见书。关于王世英的这个意见书，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作为当事人是这么叙述的，刘英说：“原来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儿。”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不满意江青嫁给毛泽东，出面请张闻天代为转告，张闻天出于好心，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口气据刘英说“很婉转”，但是，毛泽东看后勃然大怒，当场就把信撕了，而且还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在毛泽东的婚礼宴会上，张闻天没有获得出席的邀请。

　　作为最为主要的当局者毛泽东对他和江青在当时的结合又是怎么一个态度呢？刘英回忆说：“现在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中的人，毛主席神色中也表示出满意的神色，”当刘英就随口对毛泽东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的话时，毛泽东十分高兴，“毛主席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说，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而萧华也应该算是江青历史背景的知情人之一，萧云（萧华之子）说：“萧华对江青一直保持距离，多少受牟宜之影响。此人是当年父亲率东进坑日纵队到冀鲁边后争取的第一个国民党县长，是山东人，对江青底细很熟悉。当毛泽东要结婚的消息传递到山东时，牟宜之连夜找的父亲，说：‘江青这个人我知道，品行不好，得赶快给毛主席发个报，不能娶她。’父亲当时吓了一跳，告诫牟‘不要胡说’。”后来，这个叫牟宜之的人做了右派，据说和江青也有很大关系。

　　建国以后，萧华同江青的关系也很泛泛，用萧云的话说就是：“敬而远之，表面应付，不多交往。有时见了面，远远站着而不主动打招唿。”有一次，江青见了萧华说：“萧主任，见了面，连个招唿也不打啊？”萧华的妻子王新兰还因此劝说过萧华，萧华却说：“她又不是毛主席。”王新兰之所以劝说萧华，自有她的消息来源，莫文骅的妻子杨枫曾经对王新兰说过江青其人，杨枫说江青自己亲口讲过，我（江青）想达到什么目的就能达到，想得到谁就能得到。所以，杨枫认为江青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这个观点也影响了王新兰，王新兰希望萧华不要因为这些礼节上的小事过于开罪江青。文革前的江青实际上已经不满于已有的政治地位了，刘英回忆说：“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说她不安分，认为我（毛泽东）这棵大树遮了她的荫了。”而毛泽东对江青也有另外一番评价，他对曾志就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她对我还是有所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江青本人在文革前就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级别的文件，从1963年就开始插手文艺工作进而向政治领域发展。然而，包括萧华、周扬、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在内很多经常在毛泽东身边的领导干部都没有预料到江青会从文革开始以后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爬上那么一个高的位置。

　　也是因为没有类似的预见和固有的党性认识，所以，萧华在文革前和江青的关系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萧云说：“在地方工作的江青一直想的到总政来兼职，并亲自找父亲谈过。父亲没有理会她的要求。她又找到总政有关部门，提出同样要求，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说：‘她在电影局干得好好的，到总政来干什么？’”萧华没有答应江青的要求。而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前，萧华又对江青发了一次牢骚，萧华说：“江青不是搞京剧改革吗？怎么又管起军队的事情来了？管得这么宽呀！”

　　文革中，萧华有一次因为就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而没有参加江青召集的会议，招致江青的严重不满，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说：“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周的会议比我的重要！”这时候的江青连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训斥起身为总政治部主任却像呵斥自己的仆人，把周恩来称为“周”，难怪陶铸对曾志说，江青有时候训我们就跟训孙子一样。这里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江青在文革中的权威是丝毫不能随意侵犯的，萧华尽管和江青的一些矛盾看起来都是比较小的范围内的，但在江青看来这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了她的“虎威”的。我们不妨把目光放的远一点，参加过1980年审判江青的张思之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当曾汉周审判长对江青说“你应该惧怕我们”时，江青不但没有任何顺从的表示，反而和曾汉周当场顶了起来，而且，江青就直接告诉曾汉周说：“你去问问坐在你身边的江华，我怕过谁？”这已经是江青身陷囹圄之际，由此也可想而知当初江青的骄横和气焰熏天了，很多人都是因为一语不合遭致江青的暗算从而一翻到底，其中陶铸就是一个例子（陶铸被打倒的原因还有其他的方面，但是，和江青顶撞，并且不尊重江青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黄永胜得宠时也不过是因为批示文件上的一个小事惹得江青勃然大怒，以后还屡次刁难黄永胜的出国，以这些人而论，更何况萧华了。

　　江青得志以后，凡是历史上对于她的那些不光彩往事知道比较多一点的人几乎无一例外下场不妙，而江青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要极力遮掩她的某些背景真相，文革中地位一度十分显赫的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江腾蛟等人都专门为江青的这些事所奔忙过，谢富治还亲自动手烧了江青的所谓“黑材料”。所以，萧华作为江青的历史的间接知情人其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危险，加之以后萧华对江青的“不敬”被江青看作是“老毛病上添了新问题”，所以，决定新帐老帐一起算。不过，江青要算萧华的帐是一定越不过两个人的，那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即便是先斩后奏，也必须得到这两个人的认可才行。

　　林办秘书张云生在1967年1月间，曾经翻看过林办存档的来往电话记录，其中他看到，江青曾经对叶群说过，揪出刘志坚以后，造反派还不满，当前群众的主要唿声是揪出萧华。这里江青所说的造反派不满实际就是她自己不满，她给叶群打招唿的目的就是要毛家湾出面配合她一起整垮萧华。江青在文革中曾经和叶群有过一个约定俗成的“攻守同盟”，江青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个惊心动魄的谈话表面上看是两个身份不凡的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实则是江青、林彪两个政治集团在谋求最大政治利益上的共同心声。而且，从后来的事态我们也能看到，举凡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上的动作，也往往是他们配合的最为恰到好处的。萧华这件事上，就有着这样的痕迹。

　　萧华与叶群

　　那么，叶群对于萧华有过什么“遗憾”呢？

　　叶群在私生活上的糜烂于党内很多人都不是陌生的，特别是叶群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行为更让熟知她经历的人所不齿。像贺龙的妻子薛明就直接把叶群的事情给捅了出来。不过，建国后，由于林彪的地位的不断上升，叶群也成了林办主任，所以，对于叶群的往事的“回顾”淡化了很多，然而，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仍旧对叶群的丑闻耿耿于怀。

　　严慰冰曾经利用匿名信等多种手段揭露叶群的事情，后来还为此专门找了萧华，要向萧华汇报叶群在男女作风上的问题。以萧华多年的经验，他岂能不知这件事的份量，有的汇报可以听，有的汇报就不能听。严慰冰汇报叶群的事至少牵连了两位政治局成员，而且还势必要涉及到其他领导人，以严慰冰的背景看，严慰冰的父亲严朴和陈云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严慰冰、严昭姐妹的成长也是受到了陈云的格外关注的，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国的左倾思想已经开始全面蔓延，在政治上搞封建株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所以，萧华对于严慰冰的汇报持有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遭到萧华婉拒以后的严慰冰仍旧请求面见萧华一晤，萧华从工作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找上了自己的上级之一的罗瑞卿一起和严慰冰谈话。在和严慰冰正式谈话之前，萧华同罗瑞卿商量了这件事的处理办法。严慰冰一旦说及叶群的私生活上的事情以后就滔滔不绝，从延安一路说到北京，把叶群生活糜烂的事情都做了具体的叙述。而且，严慰冰不光是泛泛而论，还有实证，比如她向萧华、罗瑞卿出示了有关叶群的照片。严慰冰同时还告诉萧华等人说是林立衡不是叶群和林彪的亲生女儿，而是叶群和×××的女儿，这就更让罗、萧二人大吃一惊。

　　严慰冰所说的叶群与女儿林立衡之间的关系也确实有些地方不能令常人所理解，她们母女之间不但没有什么亲情，反倒是生出不少敌意。林立果曾经对张宁说，他和林立衡从来不叫叶群妈妈，而只叫主任之类的官衔。后来颇与林立衡有所过从的原空军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回忆，林立衡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提及叶群，就直唿其名，而后林立衡多年致力于给林彪翻案，更是直接指出叶群是背着林彪做了不少的坏事，女儿这么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情应该是比较罕见的。

　　根据官伟勋的回忆，林立衡一生三次自杀，两次都和叶群有关，特别是1968年这一次，叶群亲手毒打林立衡。官伟勋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的167页中这样介绍道：“1968年这一次，叶群把林豆豆毒打得最惨。打得死去活来，……狠到先是拳打脚踢不过瘾、不解气，竟狂暴到揪林豆豆的头发，把林豆豆关在黑屋里，一关三天，不给吃的。”这些事都是林豆豆本人和官伟勋提及的，也有林办秘书说给官伟勋听的，林办秘书告诉官伟勋说：“在养蜂夹道那一次打豆豆最狠，把豆豆的头发都揪下来了，一把一把的，豆豆指着地上的头发给我看，头发上面还带着血，我都哭了。”林立衡自己也一度怀疑她是否为叶群亲生的女儿。

　　以萧华、罗瑞卿这些人当时和毛家湾的关系，林家的某些生活上的小事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会没有耳闻的，但是，事关林立衡的血缘问题，他们倒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一旦传开，对叶群的影响自不必说，关键是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的脸面将被置之于何地？因而，萧华立刻制止了严慰冰的谈话，说：“林是政治局委员，陆也是，你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你今天给我谈的这些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和其他人谈了。”实际上萧华这番话也是为了严慰冰着想，像严慰冰这种谈话的方式和内容可能给她自己带来很多政治上的麻烦。可是，严慰冰并没有听从萧华的建议，此后还把这些同样内容的东西写成信寄给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一时搞的有些沸反盈天。

　　我们注意到，严慰冰与罗、萧首次谈话的时间是1965年夏，也就是在不足三个月以后的11月下旬，叶群去毛泽东处谈罗瑞卿的问题。这次叶群和毛泽东之间的谈话持续很久，张耀祠本来告诉叶群只能谈两个小时，不要影响毛泽东的休息，但是，谈话居然一再延长，张耀祠其间连续三次进去提醒，毛泽东毫无表示。在三次提醒的过程中，张耀祠听到叶群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叶群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一共是四个小时零55分，叶群谈话结束以后表情很得意。

　　我们这里无意于表达叶群乃至林彪出面整罗瑞卿是和严慰冰与罗瑞卿的那次谈话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的这层意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举凡在历史上知道、了解、批评、揭露叶群的私生活丑闻的人以及家属在文革中都没有逃脱厄运，其中不乏林彪原来一度准备拉拢的人在内。例如贺龙、薛明，萧华，罗瑞卿夫妇，就连杨成武因为没有在叶群的事情上按照林彪的提议去做以后也遭到了不测。这里还要提一个人，那就是萧向荣，萧向荣在叶群授衔的问题上曾经直截了当的对叶群说：“如果给你授大校的军衔，我们这里的处长怎么办？”而文革最初的几个回合中萧向荣首先落马。从以上这些人和事的发生、结果看，可知在了解叶群生活丑闻这件事上，萧华已经被打入另册。

　　上海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时，叶群忽然问及萧华：“有人说，罗瑞卿给你送过一幅字，你还裱了，挂在家里。”萧华回答说：“有的，是一个隶书条幅，写的是曹的《龟虽寿》。”高级领导人之间互相题赠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毛泽东本人还给林彪写过这首曹的诗，叶群连这种事情都能了解的一清二楚，何况严慰冰和萧华、罗瑞卿在军委三座门谈话的内容呢？

　　1967年11月，此时的萧华已经失去人身。

　　我们都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林彪的“土伦”，尽管林彪发表了一篇措辞谦逊的发言，似乎对担任毛泽东的接班人诚惶诚恐，但是，仍旧不能掩盖林彪本人在这件事上的得意，从后来的种种事实看，林彪非但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随时准备交班”，反而一再培植自己的亲信掌握军队大权，不惜把儿子林立果扶上战马成为空军的“太上皇”。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对于他“当选”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这件事上林彪是要看一看诸人的行动的，用文革的语言说那就是“忠不忠，看行动。”

　　然而，萧华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比较令林彪、叶群失望。当时，萧华是在北戴河养病，被叶剑英接回来的，到了会场以后做过一个书面发言，但是，对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事情没有表态，萧华自己说：“我不了解内情。”会后，叶群找到萧华说：“你是老1军团的干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表态？这是对党的态度问题。”萧华随即也向叶群承认了错误，说这是他自己的疏忽。

　　表面上看，萧华是疏忽，但是，从问题的深层看，则体现了萧华之不同于黄、吴、李、邱之流对于林彪的感情的地方。吴法宪说他自己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林彪，他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而李作鹏则说：“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说：“林副主席、叶主任是再生父母。”

　　可以说萧华在最初也是紧跟林彪的，然而，他毕竟不是黄、吴、李、邱，他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命运和林彪压在了一起，对于林彪他也尊重过，也服从过，甚至也大声的歌颂过，可是，一旦要让他像黄、吴、李、邱这些人那样无条件的对林彪表示绝对的效忠，萧华做不到。萧华之所以服从林彪、听命于林彪，最主要的原因是林彪当时是毛泽东亲手选定的第二号人物，同时也有历史上萧华和林彪的渊源。不但萧华如此，之前的罗瑞卿也如此，之后的杨成武更如此。可以说，他们三个人之所以殊途同归不是偶然的，他们既不能像黄永胜那样为了忠于林彪进而和叶群干出那样令人不齿的荒唐事，也不能像吴法宪那样把空军大权私相授受，同时也不能像邱会作夫妇那样为了林家的私事跑前跑后，更不可能像李作鹏那样在关键取舍阶段居然擅自更改命令。所以，他们尽管和林彪有着其他人没有的历史上的比较好的合作关系，甚至林彪还准备把他们也拉入自己的集团内部，但终究未能实现，相反这些人后来都被林彪想方设法的借毛泽东之手打倒。

　　“五·一三事件”前后

　　196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即便是在以动荡着称的文革中1967年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年度。在这一年的1月，爆发了上海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搞的臭名昭着的所谓的“一月风暴”，2月中又迎来了“二月逆流”，接着在五一节后又发生了“五·一三事件”，7月更出了“七·二〇事件”。

　　就影响而言，“五·一三事件”既没有“一月风暴”那样“红色革命”，也没有“二月逆流”那样激烈紧张，更没有“七·二〇事件”那样伤亡惨重。和以上这三个事件相比，“五·一三事件”似乎算不得什么，似乎一直被隐藏在一种微妙的政治暗流中。但是，研究文革史的专家和亲身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人却并不这么认为。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的287页中指出：“这不是群众组织之间一般的武斗事件，而是李作鹏等人故意违反周恩来的关于‘联合演出’的指示而制造出的事件。”王年一同时还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所掌握的一派就成为‘林副主席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成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原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作为当时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他是这样评价“五·一三事件”的：“林彪、叶群利用‘五·一三事件’做文章，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保了一小撮。’”在张云生的眼中，“五·一三事件”是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翻身仗，也是一个“转折点”（张云生语）。

　　因为萧华就是在“五·一三事件”以后迅速垮台的，所以，当我们回顾萧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真相时就要更加注意“五·一三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透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林彪集团崛起的部分内幕。

　　把矛头对准萧华并不是从这个“五·一三事件”开始的，而是早在几个月之前，江青就开始筹划打倒萧华。陈伯达在一次接见造反派的时候，公开点了萧华的名字，他说：“萧华不像个是战士，倒像是个绅士。”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尽管在文革内部他的权力远没有江青那样显赫，但是，在一般的造反派面前，这位“老夫子”的权威还是十分了得的，当初救邱会作的时候，毛家湾就拉上陈伯达一起出面解决了问题。陈伯达此话一出，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都出现了混乱。打倒萧华的唿声开始高涨起来。

　　陈伯达何以先于江青公开表态要打倒萧华呢？从历史上看，陈伯达和萧华之间没有横向的联系，更谈不上具体的什么恩怨纠缠。陈伯达本人虽说是中央文革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是，他毕竟不负实际责任，或者说他在中央文革内部中势力远远逊于江青母女。陈伯达当初知道自己要出任中央文革组长时曾经对毛泽东说过：“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泽东听后说：“你可以把书生两个字去掉。”做了组长的陈伯达一度对人自嘲的说他是刘盆子一个。就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江青面对面的同陈伯达争吵，她说：“陈伯达不要我们了。……我同李讷回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江青还大声的对陈伯达说：“我看不起你。”陈伯达晚年回忆中央文革内部情况时说：“江青是‘文革’的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指李讷）当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

　　所以，陈伯达这次对萧华的“开炮”是不是有着江青的主要意图？是不是江青借用陈伯达的身份对萧华进行攻击？这些都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然而，陈伯达这次“炮打”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倒是真的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对这件事不很满意，周恩来也出面约见造反派。徐向前回忆说：“周总理很生气，出面辟谣，说这是谣言。”江青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后，派人上街遮盖那些号称要打倒萧华的大字报。

　　叶群对张云生说：“首长（林彪）本来是不同意打倒萧华的，现在主意变了。刚才十一楼从一组（毛泽东）那里来，与首长研究决定立即开会批判萧华。”张云生和另外一个秘书与叶群同去的京西宾馆。按照叶群的说法当时是“先在京西宾馆开小会批判，然后晚上七点在工人体育场开万人大会批判。”叶群是代表林彪去京西开会的。

　　实际上，这次京西宾馆会议从主要与会者包括徐向前等人在内的回忆都说是讨论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内容的，但是，会议开始以后，突然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萧华。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争执之际，叶群忽然要发言。“叶群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发言稿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是批判萧华。”叶群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做检讨。”叶群还说萧华每次去林彪那里汇报工作都挨林彪的大骂等等。叶群开口以后，江青立刻给予配合，江青问萧华：“发文件把军委和总政并列是什么意思？”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说：“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江青还要求大家表态，总政主任不能再让萧华做了，交给徐向前兼任。萧华默不做声、不发一语，静静在那里听候批判。

　　会议开到这里就开不下去了，由于徐向前等人并不知道事先还有批判萧华的内容，而且也不清楚叶群、江青这两个女人到底是代表了谁来发动批判萧华的，所以，均不吭气。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秘书来电话，要周恩来、叶剑英去毛泽东那里，会议中断下来。张云生作为目击者，他又提供了这么一个插曲：“江青出来以后，盛气凌人，走在最前面，她厉声训斥萧华说‘你这人有民愤，批你活该！’萧华跟在她后面，面色涨红，想是要说点什么，江青根本不听，先上电梯下楼走了。”

　　在这次会议中有一个细节比较滑稽，那就是叶群出来以后对张云生他们说：“批萧华我还没来得及发言，你们帮我想想，我讲点什么呢？”张云生等人是秘书，开会期间不能亲自参加会议，所以，他们只听叶群这么说，事实上，从当时的与会者的回忆（如徐向前的回忆）和后来编撰主要与会者的传记（如《叶剑英传》）的情况看，叶群不但讲话了，而且讲了不少萧华的坏话。叶群一贯善于说谎，经常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这件事上又一次体现了她的本性所在，连张云生后来也说：“她（叶群）把不久前在萧华问题上玩弄的那套把戏忘得一干二净。”

　　这次批萧华由于毛泽东不同意，所以，很快流产，倒是因为这次批萧引出了两个副产品，一个是杨勇和袁子钦的被打倒。本来在会上，徐向前宣布了会议纪律，说这次会议内容不准泄露出去，可是，散会以后杨勇回北京军区还是做了传达，而袁子钦的笔记本没有保存好，被群众组织知道了，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就查抄了萧华的家，萧华先是跑到徐向前那里，接着又跑到傅钟那里，最后去了西山。徐向前知道事情过程以后，专门打电话给杨勇，杨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次日上午，徐向前又一次批评了杨勇。这次事件后来导致杨勇、袁子钦被点名打倒。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提及，所以，此不赘。另一个副产品就是着名的“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1月20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会，江青见萧华没来就问：“总政治部主任去哪里了？”萧华到了以后，徐向前也问他昨晚去了哪里？萧华没有回答，徐向前很生气的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叶剑英公开承认是他把萧华给保护起来了，叶剑英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这次会议上，徐向前和叶剑英都拍了桌子，徐向前拍桌子把茶杯拍到了地上。叶剑英拍桌子则把手掌掌端远骨拍成了骨折。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的部分由来，也是因为萧华一事引起的。

　　继毛泽东表态以后，周恩来也随即在保萧华问题上表了态，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说：“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为什么不能唱？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人家作词的歌子也不能唱了？要唱，我还唱呢！萧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

　　毛家湾也随即变更了态度，叶群说萧华是“几任总政主任当中最好的一个主任。”而且，“萧华是得到林彪一贯信任的。”因为，从毛泽东开始到林彪、周恩来，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都对萧华作出了保的姿态，萧华的日子明显好过多了。特别是1967年2月发生的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后，“三老四帅”纷纷被勒令请假检讨，徐向前靠边站以后自然无法再主持全军文革工作，于是，萧华就代替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小组领导工作，这可以说是萧华的政治生涯中的顶峰阶段。

　　早在萧华代理主持全军文革工作之前也就是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出席萧华检查会时指出：“萧华同志犯错误是不自觉的，缺乏经验，他是个红小鬼，从他整个的历史看是光荣的，不要用放大镜看一个人眼前的错误，要看他的整个历史。”周恩来还对1月中发生的造反派查抄萧华的家一事作出结论，他说：“抄萧华同志的家是一股妖风。”

　　萧华虽然脱险于一时并且得以主持全军文革的全面工作，但是，在风起云涌的文革动乱时代，福祸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那时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此起彼伏，所以，在萧华暂时“过关”不到三个月，就又发生了第二次炮打萧华的“五·一三事件”，而这次事件中，萧华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由于打击他的人致力于必须清除萧华而后快，因而，萧华也终于面临倒台的境地。

　　“五·一三事件”说起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军内的两大派因为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献礼演出中发生矛盾进而演化成武斗的一起政治事件。武斗在文革中并不罕见，但是，这起武斗则不同于一般武斗，它惊动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高层人物，而且牵动了部队的主要神经中枢。

　　1967年5月13日，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日子，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自然要发起纪念活动，而这时候的军队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他们内中分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对于这两派的“誓不两立”，周恩来是洞若观火的，他要求在这次纪念演出中，要搞两大派的联合演出，借此消除派性，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做了类似的要求。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吴法宪、李作鹏却阳奉阴违，完全不听总政的招唿，他们麾下的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中的一派单独演出，结果造成了另一派因为不服而演变的冲斗，冲斗后来还演化成武斗。继而，以“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署名的大字报公开上街点名说萧华就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把打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萧华，而且这一次炮打明显火力上要比上一次要足，萧华求见林彪、叶群不果，他愤怒和焦虑中对秘书说了这样一句话：“毛主席的话他们不听，周总理的话他们也不听。”那么，他们都是谁呢？他们哪来的胆子敢于不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呢？

　　我们不妨把镜头对准“五·一三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些看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身上吧！

　　第一次炮打萧华失败以后，叶群和江青都没有暂停对萧华的进一步打击。萧华本人尽管出掌全军文革小组日常工作，但是，文革的官是公认的最难当，时不时就会成为出气筒。特别是像萧华这种已经有过“前科”的干部，更是要时刻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多年以后，萧华之子萧云回忆乃父那段时光的生活和工作时不无感触的说到：“父亲全面主持。工作如山，却又被揪来揪去。眼看军队正常工作要陷于瘫痪，父亲多次要求向林汇报自己的处境，均遭拒绝。”而此前在公开场合下称赞萧华是最好的一位总政主任的叶群，此刻却对江青说：“首长（指林彪）故意晾那个姓萧的，让他在火上煎着，总政的事，全军文革的事，他都得顶着，哪一头出了问题，都跑不了他。”

　　如果仅仅是萧云个人的回忆显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而作为林办秘书的张云生也有一个回忆，可以作为佐证。当初保了萧华的叶群何以反复无常呢？叶群对张云生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有困难的时候，萧华看我的笑话，全军文革开会，总政文化部的一个副处长公开顶撞我，谢富治、关锋立刻表态支持我，严厉的批评了那个人，可是，主持会议的萧华却一声不吭，我后悔，当初就不该保他。”

　　叶群既然后悔保了萧华，而另一面江青一直要搞掉萧华，两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时达成了默契，双方都在等待机会，等待给萧华致命的一击。

　　机会终于来了。

　　1967年4月，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到毛家湾找叶群谈话，谈过话以后的叶群叫来秘书张云生，说是有几位空军女演员要见一见，这几位女演员都是何许人也呢？叶群告诉张云生说：“徐秘书来，传一组（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位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大概是为了提醒张云生重视这件事，叶群随后又告诉张云生说：“不要小看她们，那是能通天的。”

　　这几位女演员在空军内部是少数派，她们一直受压，后来他们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让他们来找叶群。大抵毛泽东也知道叶群对于空军方面说话一向比较灵验。几个女演员在一个招待所（张云生回忆）中见到了叶群，女演员提出她们是空军中的保吴派（保吴法宪派），被人骂作老保受到攻击，所以，她们决定利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日子排练一个节目出来，借以表达她们力保吴法宪、余立金的决心。叶群得知毛泽东也保吴法宪以后，十分高兴，不仅赞成这几个女演员的做法，还提议一定要通过江青，当女演员提出人马太少的时候，叶群提议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中同一观点的人串联一下，搞联合演出。

　　应该说这件事是“五·一三事件”的一个起因，起因不在于演出本身，也不在于女演员联合排练节目，而在于这件事的背后是拥护林彪集团的主要势力的再一次联手作战。林彪、叶群正是利用了女演员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背景，抓住了这次机会，很快在军内掀起又一次夺权的斗争的小高潮来。

　　我们先来看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五·一三事件”之前的处境好了。

　　吴法宪本人利用整贺龙的机会搞了一批空军里面的干部，但是，随后他自己也陷入四面楚歌的田地，空军内部包括空军院校有不少人出面反对他，张云生说：“整个1967年的上半年，吴法宪的日子都是不怎么好过的。”

　　海军的李作鹏，此人一到海军以后立刻秉承林彪的意图先后整了萧劲光、苏振华，海军的三驾马车虽以李作鹏为首，但是，李作鹏直到1967年4月还在受到攻击，最后还是叶群出面编造假话说林彪要找李作鹏谈话，才算给围困已久的李作鹏解围，“叶群火速派人把李秘密送到京西宾馆，从此保护起来。”

　　总后的邱会作，文革一起来他就成为了总后机关的“重灾区”，1967年1月，邱会作的老婆胡敏打电话向叶群告急，说是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把邱会作给抓去了，请求林彪叶群出面救护，叶群接到秘书传到的口信以后轻蔑的说：“邱会作的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就是在邱会作被林彪、陈伯达联名保出来以后，总后仍旧很有一大批人对他不满，总后后来给林彪寄来一个誓言书，上面签名的人包括了总后机关的大多数人。用张云生的话说：“足见邱会作的民愤之大。”

　　从上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尽管在“五·一三事件”之前就已经和林彪站到了一起，可是，他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权力来反击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的对手对他们的重重打击也还在持续不停。他们要是想翻身就要寻找一个机会、一个借口，而林彪、叶群要力挺他们并且达到他们最终代替林彪、叶群主管军内事务也需要一个必要的事件或者借口，于是，“五·一三事件”就成为一个多方搜索下的必须突破的突破口了。

　　根据周恩来的有关联合演出消除派性的指示精神，萧华决定让这些派别的演出统一定在1967年5月13日晚上七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搞出一台节目来。当时，通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其他派别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异议。谁知道，下午三点，吴法宪首先给萧华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空军方面准备不充分，不准备演出了。萧华不太高兴，嘱咐吴法宪要小局服从大局；接着，李作鹏也来电话说他们那边也变卦了。萧华这才感觉事态有些不对头，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大规模的武斗已经一触即发。

　　晚上，萧华在人民大会堂汇报工作期间，“五·一三事件”发生，当时的情况很严重，地方上的造反派也介入了，成百辆的汽车载着武装的造反派前去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武斗，消息传到人民大会堂，萧华马上赶往现场。萧华的妻子王新兰也听到海军大院和空军大院的消息，说是去支持他们那一派的行动，北展剧场成了血肉横飞的阵地。萧华到了现场以后，首先责备军队方面，他说：“不要乱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不该发生眼前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萧云回忆说，萧华那时节着重批评的是部队，部队当场并没有反弹，事态得以暂时平息，萧华等人认为这件事由此可能就这么算了，哪知道叶群、江青得知这件事以后，事态突然起了新的变化。

　　叶群知道“五·一三事件”以后，第一时间里骂道：“这些混帐王八蛋，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打我一耳光，我要还他们三下。”在这次事件中，江青等人支持的造反派也出面参与了，所以，周恩来让陈伯达去干预制止武斗时，陈伯达就胡乱答应，而且敷衍了事，因为他知道这些造反派的来头。

　　江青则去慰问受伤的造反派们，还当着叶、吴、李、邱的面对造反派们说：“打你们就是打我们。”江青很快就把这件事定性为敌我矛盾，所以，叶群、吴法宪更是放手大干，就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要求“声讨”萧华的大字报就立刻上了街，有的大字报直接贴到了天安门，震动很大。大字报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打倒萧华，说萧华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林办秘书张云生把这则消息说给叶群时，叶群用了“活该”两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此后，张云生接到空军党办的电话，来人让张云生向叶群转达以下内容：“请报告叶主任，我们根据她的命令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去了，主任真高明，这些大字报贴出去以后，震动很大……。”

　　这时候不仅空军、海军支持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造反派贴萧华的大字报，就在总政内部也被煽动起来了，总政系统给萧华罗织了500多条罪名，大字报2000多张，其声势按照当时经历过这件事的人的说法是比起打倒罗瑞卿和以后的杨成武规模可是大多了。

　　“五·一三事件”尽管造成了萧华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离萧华倒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时候的萧华仍旧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林彪的身上，因为要见毛泽东需要不少的环节，而且，军队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林彪在主持，所以，萧华最早去见林彪，他希望在那里得到理解和支持。

　　然而，当萧华赶到人民大会堂准备面见林彪、叶群时，却被早已知道萧华来意的叶群居然拒绝接见，代之以秘书挡驾。萧华五内俱焚，情急之中就对林办秘书张云生大吐苦水。

　　萧华诚恳的说：“我不愿意打扰林副主席，叶主任很忙，我也不容易见到她，但我相信，他们是了解我的，他们只要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是会帮我想个办法的。”

　　萧华到人民大会堂找叶群的时间是1967年6月，就在这个月的14日，邱会作在总后碰头会上已经决定成立“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邱会作是来自于哪一个山头的，不说也知道。邱会作这么大干，没有林彪、叶群的点头能行吗？

　　不过，此刻等候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张云生娓娓道来的萧华并没有体察到这些幕后的活动的真正目的，他还像以往那样把希望寄托在林彪等人身上，他恳切的说：“我再不能工作，总政就要瘫痪了，我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干革命这么多年，眼看着因总政不力而使全军工作受损失，将来怎么交代啊？”同时，萧华也感觉到有一些异样，那就是这时造反派不怎么提“五·一三事件”了，用萧华自己的话说：“总政礼堂那次演出受到冲击，和我一点边沾不上，我自己心里有底。”造反派揪住萧华不放的是批判萧华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住这一点以后，就勒令萧华随叫随到的接受批判，搞得萧华业已焦头烂额。

　　张云生把萧华的“诉苦”报告给叶群以后，叶群明确对张云生交待：“关于萧华的事，首长和我的态度一致。”

　　林彪的态度

　　那么，林彪的态度究竟和叶群是否一致呢？我们也来看看吧！

　　在七一之前，汪东兴和空军政委余立金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来见叶群，叶群当时把“汪主任”误听成“王主任”，以为是萧华的妻子、萧办的主任王新兰，所以，她马上躲开不见。汪东兴见到秘书张云生以后，说明来意，汪东兴说：“七一前夕，军内一些文艺单位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演出，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在研究参加的领导名单时，对萧华是否参加的问题，有了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应当让他参加，有的不同意他参加，究竟怎么办好，大家最后推我们来请示一下林副主席。”

　　张云生考虑到汪东兴、余立金来找林彪的事比较重大，就“擅自作主”带领汪东兴去见林彪了。据张云生的回忆，汪东兴和林彪谈话时间很短就出来了。汪东兴出来以后，萧华的命运也就基本决定了。张云生说：“由于林彪摇头不同意，萧华被剥夺了参加七一晚会的权利，在平时不算什么，但在那一切反常的年代，这往往关系到一个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不让萧华出场’这等于林彪的一种表态，实际情形也是这样。从此，萧华就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我们注意到汪东兴来找林彪，不是传达毛泽东的口信或者指示，而是大家公推他和余立金请示关于萧华是否出席晚会，所以，这时候林彪的态度至为关键，联想到当初批邓、批贺（贺龙）时，毛泽东也曾经面谕邓小平、贺龙去找林彪谈谈，结果同林彪谈崩以后，二人的政治命运也随之江河日下了。虽说萧华和邓小平、贺龙的事情不很一样，然而，林彪的意见仍旧十分能够说明问题，林彪是那时节响当当的副统帅，特别是在军队的重大人事上，他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毛泽东的决策，如果林彪继续要保萧华的话，萧华从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可能还要推迟一短时间，可是，林彪没有这么做，他作出了同萧华本心期待完全相反的决定，他把萧华给推了出去。

　　林彪为什么这样做呢？联系到以前叶群的那番“首长不同意打倒萧华”的言论，何以林彪前后反复无常呢？

　　这个答案还要在林彪及其亲信身上找。

　　张云生说：“直到‘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由于林彪、叶群的干预，吴法宪才有直起腰来。”“也是‘五·一三事件’以后，李作鹏在海军的处境才改善起来。”“如果没有‘五·一三事件’，邱会作即使是不倒，站出来工作也是比较困难的。”

　　“五·一三事件”不仅成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进一步瓜分大权的合作基础，也是林彪系统大打翻身仗的一个转折点。在强调提拔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这架天平上，萧华倒台在林彪看来是理所应当的，观察萧华很久了的林彪已经确认萧华不可能像吴李邱那样对自己死心塌地毫无原则的追随，所以，放倒萧华既可以向江青表示合作的意向，也可以顺利的完成对军内各派的统一，林彪何乐而不为呢？

　　翻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这本书的334页，我们清楚的看到在1969年，林彪告诫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董保存在《从战将到罪犯》一文（载《知情者说》第三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中也提到了这个情节，只是林彪换成了叶群。不论说话对象是林彪还是叶群，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掌握军队的大权的人只能在林彪系统中产生。

　　而以后毛泽东点名才能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在他回忆他在办事组工作那一段时间中的体会时也这样说到黄、吴、李、邱等人的把权，李德生说：“我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就觉得同国务院业务组很不一样，讨论的议题事先不早告诉你，也很少印讨论文件，有些事情是林彪交待的，但又不具体传达他的意见，讨论问题时，好像他们已经商量过了，由他们一两个人谈了意见，大家就不再发言了。他们在会前会后，往往在一起谈四野的历史，谈‘文革’中你争我斗的故事。”提名军委办事组成员时，林彪等人根本就没有提李德生，毛泽东点名说：“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叶剑英把批示原件给李德生看的。

　　和李德生有同样感觉的还有张宗逊等人，张宗逊回忆说：“1971年1月，毛主席问黄永胜，张宗逊上哪去了？黄当面扯谎，说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随后，黄找人和我谈话，说是军委的决定，必须马上到济南军区报到。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下放到了济南军区。”

　　由此可见，军队的大权的控制和瓜分问题早在“五·一三事件”发生时或者说之前就已经决定在林彪的心中了。

　　1967年7月25日，也就是着名的“七·二〇事件”发生不久，林彪在讲话中突然露出了这样一句话来。林彪说：“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做文章。”也是在这天，林彪还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店。”

　　林彪讲话在“文革”中是不那么随便的，至少不像江青那样到处放火，而是言简意赅，一旦说了，那就算是问题升级了，而且，林彪本人在文革运动最激烈的三年（1966－1969）中也不是经常抛头露面的，特别是像普通的文艺演出，林彪更是与之无缘，然而，怪事在“五·一三事件”以后都发生了。1967年2月发生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亲自召见三老四帅给予严厉的批评，这次会议十分重要，但是，林彪却不到会，让叶群参加，抱定所谓“主席画圈我画圈”观念的林彪实则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可是，到了1967年七一前夕的军内两大派演出之际，林彪却忽然兴致大发，去看了演出，出奇的表示了自己的鲜明的态度，用叶群后来得意洋洋的表白来说就是“首长没讲一句话，就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而我们都知道总政垮了以后，总政治部的军管负责人就是吴法宪，“文革”中煊赫一时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军委看守小组也是在总政垮台以后成立的，它的成员就是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和张秀川，清一色的林彪集团的大将。当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决定保留军委办事组后，周恩来提议杨成武以代总长的身份兼任（当时毛泽东的原话是：“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要的话，就让杨成武来当这个组长。”中央文献版的《周恩来传》说周恩来提议杨成武做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让吴法宪担任办事组第一副组长兼副总参谋长。”

　　关于林彪、叶群蓄意打倒萧华还有另外一个旁注，那就是杨成武的一个遭遇。一次文艺演出，杨成武通知了叶群而没有通知林彪，大抵也是深知林彪不喜欢演出这一类的公开活动吧，但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叶群因此勃然大怒，说出特别难听的话来，她指着杨成武说：“这么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101？你杨成武眼中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看到罗瑞卿、萧华的下场吗？你要是走罗瑞卿、萧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嵴梁骨。”在这里叶群把萧华被打倒的这件事的真相给流露了出来，那就是“眼中没有林总”。

　　继七一前夕林彪表态不准萧华出席晚会和一屁股坐在老三军这一边以后，萧华的日子越发难过起来。邱会作把批斗总政的小组完全公开化、合法化，到处引发整萧华的材料，邱会作亲自作出修改，印了30000册分发给全军后勤系统学习。

　　1967年8月11日，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操纵和叶群幕后的支持下，造反派冲进总政大院，贴出“萧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这一天被称为“八·一一炮打”，这件事是萧华倒台的标志，因为在这一天的大字报中最为醒目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

　　8月23日，被陈伯达称为“中央文革第二首长”的《解放军报》负责人李讷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侮蔑解放军报原来的领导人是萧华的“黑干将”，次日，陈伯达就代表中央文革去支持李讷，组建了以李讷为首的《解放军报》新的领导班子。

　　1968年10月，经毛泽东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军管负责人是林彪推荐的吴法宪。总政治部被说成了阎王殿，而总政的各个部门诸如秘书部、保卫部、联络部、干部部、文化部、宣传部等都被冠之以“黑心脏”、“保卫蒋介石”、“联络敌人”、“配黑班子”、“文艺黑线专政”、“造反革命舆论”等一系列的无中生有的名词。

　　萧华、王新兰双双被捕，给王新兰的罪名是“萧华死党、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苏修双料特务”，一关就是三年。而萧华更是身陷囹圄，导致萧华早逝的胃癌就是这个时期种下的祸根。

　　毛泽东的权衡

　　“五·一三事件”为打倒萧华铺垫了足够的基础，这时候，不仅萧华，连总政也在摇摇欲坠之中，能不能挽救萧华或者就顺着“五·一三”的思路走下去，大家都在看毛泽东的眼色。

　　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毛泽东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被笼罩在“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等无比巨大的光环下，他的语言、行动、举止无一不是全党全国全军行动的指南。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领导人的去向，他一个批示就可以端掉所谓的独立王国。那么，此时此刻，他对萧华的命运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毛泽东对于萧华的了解从萧华14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以后他们曾经在一起促膝谈心。谈话时，毛泽东已经有三位亲人为革命捐躯，而萧华自己的亲身父母也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个人可以说都是一门忠烈，在这样类似的背景下，他们的共同的话题显得越来越多，毛泽东对萧华的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以毛泽东对干部的了解和使用来看，萧华以后出任全军的政治工作的领军人物体现了毛泽东知人善任的一面。或者可以说萧华的地位也是有着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原因。

　　“文革”初期，毛泽东对萧华的信任仍旧不衰，在第一次炮打萧华时，尽管是江青出面鼓动、毛家湾亲自出面配合，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应该说直到这时在毛泽东的政治天平上还没有作出向打倒萧华这一边倾斜的考虑。

　　我们经常说“形势比人强”这句话，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是十分丰富的，也是高度概括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政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时候甚至要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在他自己看来不啻于他早年领导的武装斗争，虽说毛泽东的这种认识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片面的，可是，在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又无疑是“正确”的。而毛泽东深知他发动的这场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党内军内很多领导干部并不赞成，如果按照党章的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合法的表决的话，毛泽东不是多数派，这一点他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以后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代表团成员还专门提及。毛泽东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文革”就是在这样一个人事背景下发动的，所以，在“文革”进程中才会出现很多违背了党章的咄咄怪事，比如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政治局常委会，一个中央文革成了中央书记处，一些本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却可以指名打倒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仰仗的不仅是他个人多年的政治威望，同时也得力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高度配合。因此，毛泽东对江青、林彪的信任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同日而语的。江青先于中央喊出打倒陶铸的口号，事后毛泽东虽然也说了一点责备她的话，但是，没有做任何组织上的处理，甚至连简报都没有上。林彪出于对罗瑞卿、贺龙的不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权衡之后决定抛弃罗、贺等人。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在毛泽东的眼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份量是相当大的。

　　特别是多事的1967年，一月中出现了毛泽东喜欢看到的“天下大乱”的局面，上海夺权胜利，那时节，毛泽东还是对文革抱着以往的看法，也就是一年开张、三年收场，然而到了二月，由京西宾馆一路大闹到怀仁堂的“三老四帅”们对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不满的总爆发让毛泽东感觉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文革的前进之路不是那么平坦，所以，他再次愤然的表态他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去。怀仁堂的“二月逆流”让毛泽东的隐忧上升，正是在他的这种无谓的隐忧下，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纷至沓来。

　　此外，毛泽东对于原来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一线领导集体普遍是不满意的，毛泽东把领导干部对待他的态度和对待文革的态度等同起来认识。一个干部尽管犯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甚至叛变过，但是，一旦对文革运动无比拥护、对推行极左政策不遗余力，那么，毛泽东就会认为这种干部就是响当当的“左派”，例如张春桥。然而，像张春桥这样的极左分子在原来的中央委员会中并不是多数，倒是尊敬、崇敬毛泽东但又不认同文革的居多，陈云说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最喜欢和华东、西南和中南的领导同志谈话，而就是西南的李井泉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旧不通，华东的江渭清那是毛泽东点名救下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可是，当毛泽东问及江渭清对文革的态度时，江渭清脱口而出：“看不惯、想不通、吃不消”不仅令在场李先念、陈士榘等人大惊失色，连毛泽东本人也是颇感尴尬。另一方面在部队中，一些领导对毛泽东充满了敬爱、崇拜，甚至对文革运动也由此勉强而为，然而对文革的执行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上，他们就会迥然不同了。萧华、杨成武这些人就是属于后者。

　　也正因为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所以，萧华也好、杨成武也罢，在文革开始阶段都是受到重用的，萧华担任全军文革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以后还介入王光美专案组，都说明毛泽东对萧华仍旧是信任的，特别是杨勇走漏了消息以后被打倒，这件事还被毛泽东口头通知给了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毛泽东对他们说：“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萧华，结果被别人打倒了。”而杨勇半个月之前是被杨成武公开宣布为“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的。虽说打倒杨勇的原因和背景很复杂，但是，以他走漏萧华被批这一点作为他的罪名之一的同时也说明了那时候的萧华还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内。

　　此外，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一次炮打萧华的主意是来自于江青，是江青给叶群打电话希望取得毛家湾的支持的。然而，这一炮并没有像当初炮打陶铸等人那么顺利，居然没有打响，后来毛泽东出面干预不但保了萧华，以后还让萧华代理全军文革的工作。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仍旧不能同意拿下萧华。

　　可是，五·一三事件一出来，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也是毛泽东自从文革以来的一贯态度的具体表现。不论萧华还是杨成武，在毛泽东的天平上，他们都不能和林彪、江青同日而语，至少在文革初期是这样的。就支持文革、贯彻文革、落实文革的态度上，没有谁比江青、林彪更加有助于毛泽东。而萧华又恰恰是林彪、江青同时要绊倒的人，而且，我们也说过，二月逆流以后原来的老干部已经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毛泽东看来他们已经“落伍”了，他们不可能顺利的完成文革的使命。相反有时候还会成为文革进程的“绊脚石”。基于这两种背景的权衡，毛泽东决定抛弃萧华。

　　在毛泽东抛弃萧华的过程中，毛泽东究竟是怎么想的，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资料予以披露。但是，以后周恩来曾经对被解放的杨成武说过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话，周恩来说：“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毛主席握着双拳说，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杨成武，让我要哪一个？”萧华和杨成武在文革中的不少境遇都有类似的地方，所以，毛泽东对杨成武事件的这个态度或可说在萧华问题上也应该做如是看的。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总政虽然被戴上“阎王殿”的黑帽子，被号召要“砸烂”，可是，自从1968年11月被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接管以后一度由林彪系统的大将控制，可是，一年以后当总政重新恢复办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点名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且还参加军委办事组。总政成为解放军三总部唯一没有落入林彪集团手中的硕果仅存者。总政的这种迥然不同于总参、总后、海军、空军的情况也说明毛泽东对于萧华及其总政还是另有一番思考的。而且，文革中萧华专案组没有经过中央的审核批准才成立的，这是萧华亲眼看到的有关的文字结论。

　　1974年9月中办报审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参加国庆名单时居然被毛泽东连续退了三次，第四次送审的时候，毛泽东亲笔添加了刘志坚、萧华的名字，当通知下达给萧华时，新定做的军装也同时送达萧华的手中。1975年7月，萧华出掌军事科学院，担任政委。如果我们再把杨成武的复出的例子举一下的话，就更加能够说明问题了，杨成武复出后于1975年1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邓小平兼任），由此可见，杨成武是官复原职。文革前期被打倒的人不少在九·一三事件以后重新站出来，可是，如此原封不动的官复原职的还不是多数派，特别是像杨成武这样鼎鼎大名的“杨余傅事件”的主角。而文革中第一回合被打倒的罗瑞卿按照当时罗列的罪名其实远在陆定一、杨尚昆之上，可是，林彪死后也给了军委顾问的工作，贺龙虽死却也破天荒的开了追悼大会，周恩来能够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连续多次鞠躬，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邓小平的二次复出，以邓当时的二号“走资派”的身份竟然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比较他在打倒之前的位置还要高出一格，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凡此种种无一不标明，从罗瑞卿、贺龙到萧华、杨成武，这些人无一不是毛泽东决定打倒的，但同时也无一是毛泽东主观意愿希望打倒的。毛泽东迫于当时的形势和文革进一步深化的需要，必须让他们暂时离开政治舞台，而他们一旦成了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以后，也就是各安天命了。而在关押萧华期间，萧华尽管也被揪斗、喷气式，不过，比较其他高级将领诸如许光达、王尚荣等人的遭遇实在是强的很多了。而这些无一不笼罩在毛泽东出于政治的安排不得不抛弃他们的总体权衡的巨大阴影之下。

　　萧华的儿子萧云多年以后听到母亲王新兰回忆那个着名的最高指示“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曾经是萧华蒙难的最有力的一击，然而就是这个最高指示，当王新兰询问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否则听到或者看到毛泽东这么说过或者批示过。毛泽东是否做过这样的最高指示还需要以后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披露，就目前而言尚无十分有力的证据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这个指示的来源。至于有人把以前红卫兵小报或者造反派编辑的传闻引为资料，我以为不妥，红卫兵、造反派当时的有些消息可能是比较快捷的，也可能是和事实比较贴近，但是，更多的则是参杂了大量的虚假的信息，例如他们把杨尚昆和杨尚奎说成是兄弟关系，这就是子虚乌有。所以，用这些东西试图求证毛泽东的这件批示似乎还有些难度。

　　不过，我倒同意王年一教授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砸烂总政的说法的提醒，那就是没有毛泽东的批准，无论是萧华还是总政都是倒不了的。可是，据此来进一步论述毛泽东批准打倒萧华就等于毛泽东主观希望打倒萧华则显得十分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