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日出版的《笔杆酷吏刘奇葆》一书揭底现任中宣部长，从刘奇葆的早期开始，全面披露了他的升迁史。本次发表的是刘奇葆涉足希望工程的内幕。

　　据青基会的人介绍，刘奇葆进入团中央后，分管的青基会时，其实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闲职。但刘奇葆善于利用有限的空间，为自己打造无限的可能。在决定成立希望工程时，他首先做了一个庞大的计画，并以做善事的名义，请当时中共权力最高层出面支持。首先，他找到记者去拍摄了自己家乡安徽的一个小姑娘，用童贞和贫困的视觉冲击，去影响人，获得支持。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落在了安徽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女孩苏明娟的头上。这个1983年出生的小女孩，就成了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并帮助这个组织从中国社会和海外忽悠到了总额超30亿元的资金。这个小女孩也因此成为幸运儿，顺风顺水地上完学，走进了中国农家子弟很难进入的银行职员，享受着高薪而舒适的工作。

　　在中国社会日渐复苏的个体意识下，希望工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0年9月5日，邓小平和李鹏以及日后的江泽民都应邀为“希望工程”题名，1992年6月10日和10月6日，邓小平还两次作秀，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这场捐款，被当过宣传干事的刘奇葆精心布置了一次无意“邂逅”式的媒体策划和宣传。当时的记者，介绍了这次媒体策划的过程——当邓办电话告知青基会，邓小平要捐款，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的刘奇葆如获至宝，为此连夜召开会议，并安排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派出两路记者进行了精心的“邂逅”。

　　后来，共青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记者张伟这样报导了这次所谓的邂逅：

　　1992年6月10日，两位身穿白衬衣的年轻人来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接待室，拿出3000元钱，却不肯留捐款人姓名。那天，在工作人员张培明一再坚持下，他们才留下“一位老共产党员”7个字。

　　张培明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还带着一丝兴奋。

　　据他介绍，两个年轻人离开时，坚决拒绝他跟出门外。张培明认为其中有蹊跷，于是请他的同事甘东宇悄悄跟踪，记下了两人的车牌号码。他还记得，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又来到这里，捐了2000元。

　　“青基会”宣传总干事王汝鹏说，如果当时没有多个心眼儿，可能这件事就永远都不会被公众知道了。他们通过多方求证，最后得到一个消息：那辆车，是小平同志的生活用车。

　　王汝鹏回忆说，邓小平捐款的事公开之后，“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数额和笔数剧增。

　　他告诉记者，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派人送来了捐款，而民间的捐款数额和笔数也显着增多。他们专门组织了15个人，一天到晚负责向电脑中录入捐款人资讯，还人手不够，又向附近的部队求助，请人来帮忙。

　　在王汝鹏的记忆里，这样的情况之前有过一次，那是1992年4月，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之后，引起国人对希望工程的极大关注。王汝鹏感慨地说，那一段时间，是希望工程接受捐款最多的时候，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的确给全国人民“带了很好的头”。

　　1994年6月，《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邓榕来到中国青基会，向希望工程捐款1.5万元，用以资助山东沂蒙山区50名失学儿童。

　　小平一家对于希望工程的支持，时任“青基会”宣传部副主任的王旭东有着更多的感触。说起邓小平的孙女羊羊在他手下做志愿者的事情，往事犹如历历在目。

　　事情起于1997年的一次演出，羊羊的母亲邓榕找到他，表达了让羊羊做志愿者的希望。经请示，羊羊被分配在宣传部做了一个“小兵”。

　　他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的羊羊：高个儿，笑眯眯的眼睛，短头髮，第一次来就走错了门。王旭东说，羊羊当时正准备上高中，很单纯，也很直率，曾经因他爱耍贫嘴，在黑板上画漫画抨击他。

　　王旭东和王汝鹏都说：小平一家，包括羊羊，对这样的事情都很低调，不喜欢到处宣扬。

　　王旭东记得，羊羊刚来不久，就带来了奶奶卓琳捐的1万元。第二天，即8月23日，工作人员告诉王旭东，有个高个儿小女孩儿来捐了8000元，落款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后来知道那个年轻的“老共产党员”就是羊羊。这些钱后来成为启动“三辰影库”的第一笔基金。

　　羊羊同情孤儿，曾经到大同的孤儿学校和孩子们呆了一个星期。此后，羊羊还曾经帮他们的义演“推销”门票。演出那天，羊羊和她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很多人都来了。王旭东说，想起来，他现在仍然很感动。

　　从羊羊嘴里，还“洩露”出许多有趣的故事。卓琳同志当时总是换着不同的名字捐款。小平的一大家人喜欢在一起聚会，羊羊笑着说，奶奶卓琳总是指着不同的人问，你捐了没有？你捐了多少？俨然一个希望工程老志愿者。

　　在记者的笔下，中共高级领导的全家，都是善良可亲，平易近人的普通人，做好事不留名。

　　真实情况如何呢？

　　一个在中海南当过警卫的人说，如果不经过特别的允许，任何人不可打听领导的车，更不用说当时的最高领导邓小平的生活用车。除非这个人想惹上巨大的麻烦。如果私自跟踪查看中共最高领导的车，可能当场就被拿下了，以刺探国家机密罪论处，“悄悄”两个字，很扯澹。

　　如果真不想人知道，写个假名字不就得了？何必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写个老共产党员？

　　至于所谓的邓家后人当志愿者，到大连孤儿学校，那就更好玩了。邓家人出行，多少人警卫，多少跟班？多少迎来送往？支配着无限的特权去满足做一点好事的快感，这成本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但对刘奇葆、宋德福、刘延东、李克强、李源潮这几个当时的团中央大佬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引起了中共高层，特别是邓小平的关注和欣赏，挣足了印象分，对他们来说，这足够了。也正因为这一系列的运作，刘奇葆迅速得到而来重用，被过度到人民日报历练，为日后上调国务院做准备。1992年胡锦涛升中共政治局常委后，即着手安排包括刘奇葆在内的团派势力走出团中央机关，为进入中央打基础。1993年刘奇葆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职务为跳板；一年后进入由罗干主持的国务院机关，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资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副主任；先后协助罗干、王忠禹两位国务院秘书长的工作。

　　在这期间，刘奇葆在意识形态上左的表现已经十分突出。在人民日报期间，他协助当时的李鹏政府，对1989年学运之后倖存的编辑记者进行了清理，从上个世界80年代开始出现的有限意识形态和新闻开放的现象被紧急叫停，再次戴上了中共党宣的紧箍咒。

　　尽管受到过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恩惠，刘奇葆在人民日报期间，还专门领受了李鹏的旨意，组织了针对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的舆论批判，将矛头对着曾对自己有大恩的万里和胡耀邦赵紫阳。但象往常一样，刘奇葆依然按照只做坏事不留恶名的方式，让人在前方折腾，而他自己藏身幕后观察。既争取了当时邓小平、李鹏的信任，又为日后转身留下足够的迴旋空间。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一再让他获利。

　　但就在刘奇葆借助希望工程的红利，一路高歌勐进的时候，那个他和同僚们根据中共权力模式构建的希望工程，注定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刘奇葆与宋德福、刘延东、李克强、李源潮等日后的中共权力核心集团共同主掌团中央的时候，希望工程的资金管理极其溷乱，这个炸弹，在2001年被引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