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阳的酒店房间里，老兵讲述他迷失印度的时光。

　　一

　　进薛宅南村就一条水泥路，上坡进村，下坡出村。路两边的桃树刚从严冬里挺过来，嫩芽新发。桃园里没有人，燃烧的干碎枝青烟连绵。

　　村民们在路两边敲锣打鼓，村里的天主堂乐队被安排用西式乐器演奏红色曲目。在村委会看来，主旋律音乐更有仪式感。

　　半个多世纪前，王琪应征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虽然多数村民现在并不清楚这场战争，但老兵回国省亲的消息，成了村里的重磅新闻。

　　人们纷沓而至，村子沸腾。一家通讯运营商打出了的“欢迎老兵回家”小条幅，孤零零地横在路上空。小贩闻着商机而来，串巷叫卖。附近的老兵拿着报纸，希望见一下王琪，表达敬意。

　　陕西省乾县县委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驻扎村里，统计到访的记者。鲜花、标语条幅成了乡邻间主要的探望方式。村支书王瑞清手捧鲜花去了现场。在他的组织下，王氏家族和同村街坊成立了迎接亲属团。

　　村民王去玉（化名）也是迎接亲属团成员之一。“落叶归根都值得祝福，”王去玉为王琪的归国感到高兴，但他对这种强制参与有些不满。他从未见过王琪。

　　跨越60多年，与王琪相识的村民已存世无几。74岁的王万生对王琪仅存的印象是小时候一起耍一种铜钱游戏。“两树枝为界，一长一短，根据铜钱靠近两个树枝的距离看输赢”，对方总是赢。后来王琪到咸阳上学，俩人再难见面。1961年，王万生去西安市中心医院，偶然见到了征兵体检的王琪。他们说了几句话，此后一别五十多年。

　　79岁的王明身体瘫痪，双手扶着轮椅慢慢往前靠。他是王琪小学一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后因贫辍学。等到他再回去复读，王琪已经去了完小，成为他五年级的师哥。这段时间，王明常常在街头等老伙伴回来。

　　但阔别多年的老友却始终没有出现。

　　二

　　除了暂时接应的排长王祖国，曾经的战友们都还没见到王琪。

　　之前看到新闻，王进生还在揣摩真假。直到电视画面里出现王祖国，他才确信“王琪”就是他的战友。

　　此刻，记忆被老兵们打开。

　　1961年，陆军55师直属工兵营招收了一批高学历新兵。王琪和王进生于当年9月份应征入伍，一起进了55师直属工兵营渡河连（后来改为舟桥连）。王琪在3班，王进生在2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排雷、爆破、桥梁、工事等，以保障部队完成作战任务。

　　王琪是高中学历。入伍前，他因篮球特长进入西安体委兼做后勤事务。有时候，他会做一些传达科的事务。王进生常戏称王琪是“看大门的”。

　　在西安工作没多久，同村街坊给王琪说了一桩媒，女方是隔壁村的，目不识丁。婚后不久，王琪就萌生了离婚的念头，为此遭到母亲的责备。但最终，他还是离婚了。1961年，离异后的王琪应征入伍。母亲去兰州军区军营探过一次亲，这是母子最后一次相见。

　　1962年9月份，23岁的王琪入伍一年。这时，中印边界紧张，战争一触即发。55师直属工兵营驻扎青海湖岸畔待命。

　　青藏高原已是寒气催人。在青海湖畔的农场，王琪参与收割了一茬青稞。他刚打扫完粮食，军调命令就下达营部。1962年10月的一天，战争动员之后，待命已久的55师开赴中印边境。

　　汽车在青藏高原上逶迤前行，浩浩荡荡。一些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也被拉上战场。有的新兵吃不下饭，想跳车。士兵之间气氛凝重。王琪所在的2连1排28人及2名炊事员乘坐一辆解放牌敞篷车，排长王祖国坐在驾驶室。

　　在唐古拉山附近，气温低至零下二十摄氏度，王琪和2班王得玉有高原反应。他在车上肚子疼得厉害，呻吟不断。“王琪在车上哭……大家都不说话。”班长张玉民回忆称，新兵都有些怯场。

　　但车队并未轻易停车，到兵站才停车休整。恶劣环境下，车队行驶13天到达西藏达旺。这些时间里，王琪共吃了26顿饭。特殊时期的粮食供应紧张，为了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单兵从45斤粮食月供给量减少到42斤。

　　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他们才松了口气。达旺地区是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沛，气候温暖。

　　王琪住在一座印度军方遗留的的铁皮营房里。在他的回忆里，夜雨总是不期而至，雨打在铁皮上啪啪作响。行军的道路也经常在夜间被雨水冲垮。王琪和战友为此常紧急出动，弄一些松枝来临时填充道路，以保证运输物资的军用卡车通行。很多门巴族、藏族的同胞组织起来帮着解放军往山上背炮弹。

　　1962年11月17日晚上7时，部队开拔。次日凌晨1时，解放军打响了西山口战役总攻。这一战之后，印度失去组织反攻的能力。12月5日，中国单方面宣布撤军。主力部队后撤，工兵营留驻达旺，处理工事。营部的事情并不很多。为了补充军需，解放军允许士兵三五成群去印度撤军后遗留的仓库里寻些物资回来。

　　变故发生在1962年12月31日。午饭时，张玉民发现王琪不见了。他紧急上报，整个营队开始搜寻。

　　张玉民本以为王琪独自去仓库找东西，被野兽祸害或掉到了山涧里。但他们在多次搜索后仍一无所获。军队最终撤离战场。

　　“只要找到尸体只是纪律问题，但是人找不到，就是政治问题。”张玉民说，他当时很担心。

　　张玉民知道家属去军区找过，但不知道军队怎么定性。王祖国对界面新闻称，后来，部队当时给王琪定了一个“丢失”的结论。尽管如此，张玉民还是为此挨了不少批评。

　　2014年，55旅（原55师）一位上校找到张玉民和工兵营原副政委黄义泉询问情况。这个时候，张玉民才知道王琪尚在人间。

　　王琪回来后，王祖国想邀请张玉民与他深聊一次，核对一下当时的情况，但由于诸多限制，他们尚未成行。

　　三

　　对于那几天的遭遇，王琪遗忘了很多细节。

　　1963年12月31日（王琪自称是1月1日，多名战友回忆是12月31日），工兵营抽调部分人员到麦克马洪线附近运送军需物资，其余战士自由活动。王琪打了一会儿篮球后，休息了一会，便慢慢溜达着出了军营。他穿着棉袄棉裤军装，身上没有武器和干粮。本想出去一会儿就回，他便没跟张玉民和王祖国打招呼。

　　从达旺到印度只有一条道路。但面对大森林，战士们出去也不敢走远。即便是部队行军，也都得由一人拿着指南针和军事地图带路。

　　误入原始森林，新兵王琪迷了路。在山林转了两天后，他发现了一辆印度红十字会的汽车。当时中国部队已经宣布停战，并且向印度移交了战俘。王琪觉得红十字会应该会救他，他没多想，直接向印方的红十字会发出了求救。

　　据他回忆，1963年1月3日晚间，他上了印度红十字会的车。如今，张玉民根据行走测算，此时王琪至少距离达旺百里之远。

　　红十字会发现王琪没有证件。车上的人把他绑起来，并堵上了嘴，把他带到印度军管区。印度军方直接扣押了这位穿军装的中国士兵。

　　对方军官通过翻译问王琪：“你在部队里做什么？部队里多少人？多少武器？”

　　王琪只回答“不知道”，其余保持沉默。印方使用了包括灌酒在内的各种手段，依然无果。不得已，他们最终以间谍罪的名义，把王琪投入中央邦的一所监狱。

　　因为外国人的身份，王琪在监狱不用劳动。他每天一早放出来，下午6点又重新回到没有光线的监房里。为了解闷，他开始跟狱警学英语，像打哑语一样用手势和别人交流。

　　这一呆就是七年。被释放后，警察将他放到了中央邦铁矿区一个叫蒂罗迪的村子，任其自生自灭。《环球时报》报道，蒂罗迪“在当时是一个流放各种人的地方，四周是湖泊和森林，出去的路被封死，四周一片荒凉”。

　　“我也没有想过要跑，他们抓住我，又要去坐监牢。”他说。

　　没有身份的王琪无处宿身。为了生存，他开始学印度语，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操作面粉机和榨油机的工作。工作一年后，王琪辞职做起小生意，主要卖一些油、盐、酱、醋生活用品。

　　警察经常上门找麻烦。“我身份模糊，在印度一点权力也没有。”王琪说。当地人“怕帮助一个中国人被政府抓起来”，大多不敢接近王琪。想帮的人也只能暗地相助。

　　有人看他孤苦，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苏诗拉（Sushila），虽然不算很喜欢，但他总算可以成家了。1975年结婚后，他们一起靠小生意持家度日。

　　1986年，中印双方开放通信。王琪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一个月后，王琪才收到回信。“这个时候，大哥才知道我还活着。”王琪说。

　　有回信就有了动力，他开始频繁接触中国人——很多同胞在印度生活。中国饭馆的招牌会直接用“中国饭馆”，这让王琪能轻易识别、联络。

　　2008年，王琪辗转认识的一位华侨向中国驻印度使馆汇报了他的情况，并且帮助联系上了侄子王英军。

　　2009年，王英军以游客身份前往印度见到了自己这个伯伯，发现王琪在印度家境贫困。直到现在，他家里唯一的收入是儿子瓦仕努每月折合人民币600元左右的工资。

　　2013年，中国驻印度使馆通过王琪的身份核实，为王琪颁发了为期10年的中国护照，并每年向其提供生活资助。中国驻印度使馆开始同印度高层接触，敦促印方特事特办。

　　2017年初，在印度总理莫迪亲自过问并协调下，事情得以在72小时内高效促成。2月10日，王琪获发印度出境许可，并可随时返回印度。中国驻印度使馆也为其印籍家属免费颁发了中国签证。

　　出发前，印度村民问王琪：“在这都活了这么多年了，你想回中国吗？”

　　王琪想了想，回答道：“我老祖宗在那儿。我想了50多年。”

　　据媒体报道，“离开印度前的那三天，印度政府要给王琪印度身份”，被他拒绝了。

　　他说，他是中国人。

　　四

　　2月11日，老兵王琪重回阔别多年的咸阳。面对很多蜂拥而至的陌生乡友，他礼节性地微笑。但看到大哥王致远后，他开始流泪，表情复杂。

　　84岁的大哥王致远不顾年事已高，一早就跑到机场接机。上飞机前，王琪与王致远视频通过话。但飞机延误的消息让大哥开始着急。

　　王英军怕老爹情绪过于激动影响身体，安慰他不要太兴奋。王致远口头答应着，眼睛望向车窗外。他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使劲抽了两口，表面平静地坐在车里。

　　见到王琪的那一刻，他还是“泪奔”了。

　　“你终于回来了。”王致远和王琪一见面就抱头痛哭。

　　王琪的印度儿媳妇拿着手机拍照，不断将这些照片传给印度的家人。她用这种方式记录着初到中国所见到的悲伤与惊喜。王琪漂亮的混血小孙女眨着大眼睛往人群里瞄。在陌生世界里被生人围观，她显得局促不安，怯怯地躲在父母之间。

　　闪光灯和直播手机注视着老兵的每一步，近百人簇拥着他进入酒店。

　　这家酒店由王琪亲属投资经营，归国老兵被安排在常年对外封闭的6楼管理区域。外面的人要想进入，需要在电梯里刷门禁卡。

　　王琪入住的“601”是个大套房，分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标间大小，摆放着一些中式雕花桌椅；里间是卧室，房间装修比较简单。这间房子兼作起居、会客和家人餐厅。

　　亲属最初认为“住在这里安静，家人照顾更方便一些”。这反而促使601房间成了浓缩亲属几十年喧嚣和泪水的地方。一路劳顿之后，老兵并未休息好。

　　82岁的王瑜蹒跚走到王琪面前，端详了一下后，抹泪。王琪一眼就认出了二哥。

　　74岁的四弟王顺走到王琪面前问：“你还认得我不？”

　　王琪摇头。

　　“我是你四弟王顺呀。”

　　“记得记得。”兄弟相互拥抱，还是哭。侄子们也在周围抹泪。泪水概括了所有思念。

　　王琪将四弟媳妇误认作妹妹王桂玲，对方慌忙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是你弟媳妇”。王琪有些尴尬。

　　他对故乡大多数人的印象都停留在参军前。那时候妹妹王桂玲还不足10岁，如今已年过花甲。四弟王顺与常桂琴1967年结婚。婚后，常桂琴才听说王顺有个当兵的哥哥，生死未卜。

　　王琪离开家太久，需要重新认识亲人。

　　庞大的家族所带来的陌生感，让儿子瓦仕努（vishno wang）有些不知所措。为了表示亲近，堂兄弟们拉着他合影留念。瓦仕努不懂汉语，只熟悉印地语和英语；堂兄弟们只会一点简单的英语。有时王琪会充当翻译，但双方更多是借助手势和翻译软件交流。

　　饶是如此，饮食也是一道坎。瓦仕努一家在中国吃饭不习惯，堂兄弟王英军便带着他去西安寻了些印度餐厅。但最后，兄弟们不得不亲自给酒店配了一个印度厨子。

　　一块入住酒店的印度大使馆参赞表达了印度对老人的关怀，他们很满意家属对王琪的这种照顾，希望籍此更好的促进中印关系发展。撤离前，他们希望把王琪送到农村老家，但最终未能如愿。

　　直到如今，王琪一家仍住在宾馆。

　　五

　　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一家人仅在六楼活动。

　　照顾王琪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界面新闻，他们外出需要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位外事办的人称，政府在协助解决问题，保护老人安全。

　　早起的老兵吃过饭后便有些无所事事。这个出入不便的房间里有个硕大的窗户，他可以看到阳光。

　　2月16日下午，大哥王致远下电梯送人忘了带门禁卡，被关在门外半个多小时。他四处找酒店的负责人要门禁卡，边走边挠头叹气。

　　此时的房间里，只剩下用印地语交谈的王琪和瓦仕努。老兵和儿子分坐在两个雕花椅子上，椅子中间是一长条餐桌。桌上放着干果，但谁也没吃。父亲的声音短促有力，儿子略显声弱，语音尤其绵软。没聊多久，瓦仕努便看着智能手机拉门进入了另一个房间。

　　回到6楼，王致远到房间里看了一眼，便去了隔壁的麻将室打麻将，洗牌声从门外传进来。王琪独自在房里，透过窗户往外看着。这家酒店位于西北国棉一厂院内，此处到处保留着大型厂区棉纺织业兴盛时期的痕迹。王琪走失的那一年，西北国棉一厂工人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的赵梦桃去世，如今归来，梦桃小组已经成了梦桃实业股份公司。

　　厂区内斑驳可见的上世纪标语、下岗职工生活区……这些都是王琪错过的时光。院子里“向老兵王琪致敬”、“欢迎王琪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条幅紧贴在栅栏墙上。院子对面是王琪的母校咸阳市渭城中学。前几天，那些在世的同学刚来和他见过面。垂暮老者们在一起百感交集。

　　记忆里的王琪是开心的。

　　2月15日，工作人员陪着王琪外出。他穿着久违的布鞋走在袁家村的路上。在一处水井辘轳旁，小孙女往井里看，王琪赶紧上前拉了她一把，怕孩子掉进去。这时，老兵抚摸了一下麻绳，盯着水轱辘看了好久，这只是一个用树桩做的辘轳，上面缠着粗壮的麻绳。他似乎在搜寻着远去的记忆。

　　六

　　印度驻中国使馆最近给王琪家人打了两个电话，王琪家人告诉他们依然没回家，一位当地日报的记者透露：陕西省乾县政府多次邀请王琪回故乡。但王琪仍在等，原因语焉不详。

　　从咸阳到村里，仅40公里，王琪最后的回家路并不顺利。

　　村子里锣鼓声没了，军乐队也散了。聊天的内容已逐渐偏移，村民们开辟了新的话题。

　　二哥王瑜告诉界面新闻，家里人都已相见，回家只是一个仪式了。“都等这么多年了，不在乎这么一时半会”。但他并未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路还不是水泥路的时候，王琪的母亲李氏就开始等。如今，母亲在坟头里还在等着他。王瑜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时常到村口念叨儿子。“赶上过年过节，还要在路口烧纸。”后来母亲脑血栓瘫痪了，病床上还经常哭自己的儿子。

　　1980年母亲李氏去世的消息，王琪于2008年才确信。

　　故乡他乡迁移变换。李氏去世十年后，，一场大雨冲毁了薛宅村的大部分房屋。王琪所属的二队集体搬至距离他们耕种土地更近的原上，聚集到了薛宅南村。父母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对于这位老兵而言，村子已经不是那个村子，只是一个“身份”和回忆。

　　据清《乾州志》记载，明朝，王姓家族迁移至此聚居。村人介绍，王姓本是山西洪洞县移民。先民在村头栽古槐以怀念故土。如今，村人锯掉了死去的槐树，在原处建了一座“古槐遗址”纪念塔。塔上写着“近秀亭台阁楼、远望翠峰秀水”

　　这里没有山。不过，村民也把原称作小山。那场大雨之后，薛宅南村成了原上的村落，村子一半是王琪大家族里的连排房和零星几株翠竹。

　　傍晚时分。王顺家炊烟升起，常桂琴擀的手擀面并没有等来远行回来的人。此时，归家的落日透过青烟斜射着村庄的安宁。几只喜鹊飞过桃林，落在松柏上。松柏下是王琪母亲李氏的坟茔。

　　“你想留在中国还是留在印度？”界面新闻问王琪。

　　“只能通过正常政策沟通选择。”在离家40公里外的这家酒店里，王琪想了一下：“两边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