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消息，2月12日，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科院资深院士任新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2岁。

　　任新民是谁？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在中国航天界，他的名字简直如雷贯耳。

　　如果说在中国航天界，钱学森是领航第一人的话，那么任新民就是第二人。

　　中国几乎所有的航天工程和航天事业，都有他的足迹。

　　他是中国第一代液体导弹专家、第一枚“长征”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中国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发射外星工程总设计师。。。。。。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总总师”、“老总”。

　　他与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学院院土，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

　　中国航天的又一颗巨星陨落了！

　　吃了苏联好几次“闭门羹”，憋着一肚子气搞科研

　　抗日战争中，手持落后武器的中国人用血肉之躯抵挡日本人的飞机大炮，给任新民很大的刺激。

　　任新民作出决定，一定要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将来有机会就报效国家！

　　1944年，任新民考取公派美国留学，并在四年后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正当他在美国有了安定的生活和工作时，新中国成立了，他毅然回国。

　　回国后，任新民被安排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1952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赶去北京。受命急忙北上，陈赓将军接见了他，希望他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

　　“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尽管任新民颇感意外，但他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一封电报让我和航天结缘。”哈军工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并于当年10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将任新民招致麾下，让他担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

　　当时，中国导弹、火箭事业刚刚起步，只有五院院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美国参加过相关研究，其余多数人都没见过真正的导弹，这怎么进行研究？

　　也只能向苏联“老大哥”去取研制导弹的“真经”了。

　　任新民作为考察团的一员赴苏联进行考察，虽然当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当考察团提出要参观一下苏联导弹学院时，得到的却是两个字——“不行！”

　　考察团退而求其次：“让我们参观导弹制造厂吧？”

　　苏方又摇头：“也不行，这要经国防部批准。”

　　中方只好找到了苏联国防部交涉。回答是：“必须经部长会议同意。”

　　其实，这也就是苏联方面婉拒的一种方式，不想撕破脸，又偏不要你看，“球”就这样被踢来踢去，总之，想看导弹绝对“没门儿”！

　　后来提到这段处处吃闭门羹的经历，任新民诙谐而无奈地说：“也不是一无所得，带回来了一肚子气！”

　　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需求，苏联方面也对中国稍稍做了让步，在经过长达35天之久的艰难谈判之后，苏联与我国签订了中苏新技术协定，答应向中国提供P-2地对地导弹样品（德国V-2导弹的改进型），帮助中国仿制。

　　1957年冬，任新民奉命带队秘密前往中苏边境满洲里，接受苏方提供的导弹，苏联专列开到了边境线，为了保密，调换车皮的工作，只能在深夜进行。当时满洲里的气温已经下降到了摄氏零下40多度。如果不戴手套，手若碰到铁器，立即会粘下来一层皮。

　　卸车了，任新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导弹——油光锃亮，威严而神秘。他的心情格外激动，这个新式武器，可是“宝贝”！

　　引进导弹后，国防部五院开始导弹仿造工作，该任务被命名为“1059”。任新民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总设计师和整个导弹的副总设计师。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但就是在对这颗心脏研制的过程中，任新民却发现，苏联专家提供的图纸，不仅漏洞百出，而且涉及到试车台等关键性技术的图纸根本没有，当他向苏联专家提出这个问题时，人家苏联方面说得很轻松：“你拿到莫斯科去试，我们给你试。”

　　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这分明就是让中国导弹研发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下去中国的导弹研制还谈什么自主权！

　　苏联专家也认为，当时连试车台见都没见过的中国技术人员，根本不可能建成试车台，可任新民却下定决心，要建成中国自己的试车台，面对着种种困难，任新民丝毫没有退缩，他与同志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于1960年3月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大型液体弹道发动机试车台。直到20多年后，外国同行在参观了我国的试车台后，还异口同声地称赞：“中国人搞的有特色，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试车台的问题刚刚搞定，苏联那边又来“搞事情”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撕毁协定，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撤走了专家，也带走了技术材料。这无疑对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导弹制造工作是个沉重的打击。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的导弹计划夭折了”，“中国人的导弹梦碎了”。

　　此时对于任新民和他所领导的技术研发组来说，没有图纸，没有苏联专家的协助，完全就是在茫茫黑夜里“摸着石头过河”。

　　据当时参与过研发的一位技术人员回忆：“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很破烂的飞机制造厂里搞研发，那个地方又漏雨，又透风，一下雨整个棚子都漏，研发人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拿着图纸板搜集资料，到处去跑，任新民家虽然有好几个孩子和老母亲都需要照顾，可他就是跟其他年轻的技术人员一起，不回家，他成了其他年轻研发人员的榜样。他都这样了，我们能不干吗？但他从不命令你，反而说，你回家吧，回家吧。”

　　1960年11月5日，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不到3个月，我国自行仿制的第一枚“东风”1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成功，尽管只有550公里的射程，却为中国的导弹事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聂荣臻元帅在庆功宴上庄严地宣告：“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那时从来没想过就不干了，我总觉得一定可以干得出来”

　　任新民紧绷了两年的神经，总算能够有所松弛。可任新民也知道，中国仿制的P-2导弹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射程毕竟还是太近了，这在当时跟发达国家是差一大截的。

　　“那时根本谈不上跟人家比，怎么比呢？你刚起步，别人的东西我们知道的也并不多。”任新民后来回忆到。

　　这让任新民又绷起了神经，与同志们开始尝试设计射程更远一点的导弹——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即“东风2号”。

　　“东风2号”是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发动机，改进率占63%，作为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弹，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由于时间紧，难度大，研发中连续发生故障，任新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他那时候刚到部队不久，别人就很怀疑，甚至有人觉得他很“不靠谱”，联名告了他一状。

　　后来这个事反映到聂荣臻那里去了，聂老总讲了一句话，“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成功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光明开始要出现的时候。”

　　“这话返回到我这里，你想想我是什么心情？别人都说你有问题，说这样那样，而聂老总给我是这样的支持。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事，领导上不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支持，你就没办法做。”任新民说。

　　然而，压力和挫折并没有就此止步，反而愈加猛烈。

　　1962年3月21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竖在发射架上等待首次试飞。发射场上，人们企盼着第一枚国产导弹的首开纪录。

　　意外发生了，导弹在起飞10秒钟后，出现了晃动，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摇摆，69秒钟后，随着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距离发射架300米处的戈壁滩上。

　　当看到尽心竭力研制的导弹发射失败后，任新民并没有退缩，“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出了问题，把问题解决了就行，我那时从来没想过就不干了，我总觉得一定可以干得出来”。

　　就这样，他又带领同志们分析故障的原因，进行了82次热试车和各种地面试验，采取了27项改进措施。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关系到火箭飞行的成败，任新民主持研制的我国中程导弹发动机，经受了全面乃至苛刻的试验：为了防冷，冬天拉到内蒙古北部海拉尔去“挨冻”；为了防热，三伏天拉到南方去“挨晒”；为了防雨，拉到秋雨绵绵的安徽去“挨淋”。。。。。。

　　经过不懈的坚持，1964年6月29日，经过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命中目标，发射成功。

　　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中国试爆了第一颗核弹，爆炸后的第二天，美国白宫分析会上，首脑们仔细分析后认为，中国只有少数过时的伊尔-28型飞机，是否能运送核弹还有待分析，很快在关于中国核弹的报道中，很多外媒就认为中国虽然有了核弹，但那是“原始的”和“不实用”的核武器，为什么？

　　因为你的原子弹根本就没有运载工具，那就等于“有弹没枪”，实施不了打击敌人的目的，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拥有核武器。

　　而任新民在“东风2号”导弹发射成功后仍不满意导弹的射程，他上书周恩来总理：“导弹射程太短，对加强国防仍属空谈。”几天后任新民得到了周总理的回复：“我支持你的建议，你还得继续搞下去。”

　　这样，增大射程的中近程导弹又担当起了“枪”的重任。

　　两年之后，1966年10月27日，头部装着原子弹弹头的中近程导弹腾空而起，准确将核弹头发送到预定地点，成功实现了核爆炸，这就是著名的“两弹结合”试验。

　　“两弹结合”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国外媒体惊呼：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核导弹时代。而就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预言“中国要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至少要用10年时间，因为美国和苏联都花了12年”。

　　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毛主席：这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1967年，在“文革”动乱之中，任新民和一批航天技术专家有幸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被任命为“长征”1号及其原型中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

　　“长征”1号运载火箭是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而研制的。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任新民除了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之外，还要承担很多政治压力：

　　家被抄了，门口还被人用白灰写上“打倒大叛徒任新民”；

　　单位上班的走廊上贴满大字报“揭开叛徒任新民的嘴脸”；

　　。。。。。。

　　对上述这些行径，任新民并不在乎，他最担心的是，万一被隔离审查，就会影响“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于是，他找到军管会负责人，准备“交班”：“我的工作交给谁呢？”

　　“你这个技术负责人，是周总理批准的。”军管会负责人大声说，“周总理让我们保护你，你怕啥？。。。。。。”

　　“那好吧，请军管会放心，也请周总理放心。”

　　在人心浮动、生产管理混乱的困难条件下，任新民和同事们经历了试验-挫折-改造-再试验-再挫折-再改进的磨练，终于将“长征”1号的发动机和箭体制造出来了。

　　1969年10月，“长征”1号带着熊熊燃烧的尾火，冉冉地升上了天际，正当任新民、钱学森和在场的同事们准备庆贺发射成功时，测控系统报告：第二级火箭出了故障，发射失败。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世界各大新闻社几乎同一时间向世界发布了这条消息：有冷嘲热讽的，有幸灾乐祸的，有深表遗憾的，有打气鼓励的。。。。。。

　　任新民等科研人员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又派队伍去火箭可能坠落的地方寻找残骸，反复论证、查故障、做分析，进行改进。。。。。。

　　3个多月后，第二枚两级火箭竖立在发射塔上，戈壁滩的旷野上、山包上、沙丘上，到处都有人翘首仰望，作为总设计师的任新民，当然更加紧张。“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二枚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紧接着，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的日子来临了。任新民和参试人员出发前，周总理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认为工作都已经做好了，松一口气；一定要过细地工作……

　　1970年4月1日，“长征”1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1号卫星运抵酒泉发射中心，在此后10多天时间内，周总理又两次要参试人员回京汇报发射准备情况。

　　4月2日，第一次汇报。周总理见任新民坐在角落里，便招招手，指着身边的座位说：“任新民同志，到前边来，这里是你的座位。”汇报结束后，已是午夜12点多了，周总理关切地说：“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这样吧，今晚我请大家吃晚餐。”周总理拿起筷子，先给钱学森夹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又给任新民夹了一个……

　　4月14日，第二次汇报。会议从傍晚7点开始，长达5个小时，中间没休息。关于卫星上是否安装自毁系统的问题，与会者众说纷纭。

　　周总理走到任新民身边问：“你是什么意见？”任新民果断地回答：“不要装！”周总理说：“没关系，搞科学试验嘛，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只要尽量地把工作做细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周总理的这番话，说得任新民心里暖乎乎的。

　　在卫星发射的前4天，周总理又提出了16字要求：“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1970年4月24日21点35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把“东方红”1号卫星准确送入轨道。“东方红”乐曲声响彻天宇！

　　后来，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听了“卫星已经发射成功”的消息后，一下子扔掉了手中的烟头，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在毛泽东的生涯里，是非常罕见的。

　　当年“五一”劳动节狂欢之夜，毛泽东在周总理陪同下，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他走到卫星代表团17位功臣身边时，周总理将钱学森、任新民等一一作了介绍：“主席，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毛主席睿智的目光深情地看着大家，感慨地说：“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然后，伸出他那巨大而温暖的手，与每位代表紧紧相握。

　　“总总师”与“倔老头”

　　1975年3月31日，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署上报的、由任新民参与讨论制定的那份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的报告，摆在毛泽东主席的面前。而当毛主席用红笔重重地画上红圈时，代号为“331”的我国通信卫星工程拉开了序幕。任新民也被历史推上了舞台的主角位置，他被任命为这项工程的总总师—总设计师、技术总指挥。

　　“331工程”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规模最大、涉及部门最多、技术最复杂、难度最高的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由于该工程由五大系统组成，每个系统又都有一名总设计师，而任新民担任的是这五个系统的总设计师，人们都称他为“总总师”。

　　有位卫星的总设计师这样比喻通信卫星，他说，一颗通信卫星的作用就好像是在地球上竖起了一座通天塔。建造通天塔，这工程该是何等巨大。庞大的通信卫星工程包括五大系统，它们分别是运载火箭、通信卫星、发射场、测控通信系统、通信地面站。身为该工程的“总总师”，任新民就在这中间起指挥防调作用。

　　领衔如此庞大的工程，任新民说他当年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很多时候会大于技术方面的压力。

　　“光环是属于大家的，而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任新民不仅需要解决技术问题，还要用心让团队和谐相处。“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几乎每天都和同事们待在一起，工厂里的工人都喊他“倔老头”。

　　回首“331”工程，任新民最难忘的当属氢氧发动机的研制。

　　发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首先要解决的是研制推力更大的运载火箭。当时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常规推进剂发动机，较为保险；另一种是采用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存在一定风险。“氢氧发动机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只有一两个国家采用过，风险比较大。”深知困难重重，任新民还是坚持要采用氢氧发动机，甚至立下了军令状。

　　任新民认真对比了二者的每一项性能，他知道科学需要创新，但“也绝对不可以盲目地冒险，因为搞科研是高成本的活动”。

　　然而探索之路毕竟充满曲折坎坷。1978年，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由于违章操作导致10人受伤。这次失败，导致上报给原国防科工委审批的机要稿中，常规发动机成为第一方案，氢氧发动机次之。

　　听到消息，任新民连夜从日本回国，再次力主将氢氧发动机列为第一方案。

　　“氢氧发动机是当时的先进技术，研制成功后将极大提高火箭运载能力。”任新民一直觉得，如果当年没有坚持把它做出来，恐怕此后都很难实现，“因为外国人有了，就会让我们直接买他们的技术”。

　　任新民没有想到，挫折还会再次降临。1984年1月29日，携带“东方红2号”的“长征3号”火箭只把卫星送到远地点6480公里的小椭圆轨道上，未达同步轨道。既定目标没有完成，问题就出在氢氧发动机上。

　　“那时候我的压力非常大，氢氧发动机是在我的坚持下研制的，而现在却成为发射失败的主因。”面对技术问题，任新民其实并没有那么倔。他相信，化解争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实验，“同时要容忍、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比坚持自己的意见重要”。

　　1984年4月8日，“长征3号”搭载“东方红2号”试验卫星腾空而起，“总总师”任新民长长舒了一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珠，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而“长征3号”成功背后的“英雄”，被公认为是氢氧发动机。

　　“东方红”2号试验通信卫星，在赤道上空36000千米同步轨道上定点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地球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美国宇航局局长贝格斯在贺信中说：“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里程碑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

　　年逾古稀的任新民也依然奋战在航天事业的第一线，简直就是“老当益壮”。

　　在1986-1990年的5年时间内，任新民相继领导研制和发射成功了5颗实用通信卫星，为我国的电视、广播、电教、通信、数据传输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使我国通信事业开始了跨时代的飞跃，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多年来，人们都亲昵地称任新民为“任老总”。

　　这位航天老总的确名不虚传：他担任的各类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技术总负责人，足有20多个。本该安享晚年、坐享荣耀与辉煌的他又相继被任命为“风云”1号试验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改进型的“风云”1号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改进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新型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发射外国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中容量卫星通信工程的技术总顾问等。

　　有人说，任新民“没有晚年”，因为他在如此高龄还与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一起驻基地、一起开会研究问题，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奔波。

　　前30年“没偷懒”，后30年呢？

　　1978年6月，当时已经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的时候，被一日本记者问“你们中国航天准不准备上人？”相隔不到两年，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是“中国航天准不准备上人？”

　　这些问题，把任新民问住了，30多年来任新民的精力都用在了导弹火箭和卫星工程上，没有空闲时间去思考，而现在他意识到，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任新民开始构想载人航天这个项目，任新民的说法是，中国航天走过了“没偷懒”的前30年，但还不知道后30年怎么办、干什么、如何干，没一个任务，没一个工程，你的队伍的稳定和锻炼提高就都成问题，当时最激烈的争论在于中国是建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上。

　　任新民觉得，从世界潮流来看，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应该搞载人飞船，而认为应该发展航天飞机的科学家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持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们各持己见。

　　而直到1992年，航空航天部正式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专家们仍然争论不休，这样旷日持久的争论让载人飞船迟迟无法立项，这个评审委员会里都是航天系统的各路大牛，都是“武林高手”，各自都有一套，思想统不起来，有的专家甚至“啪”把录音机往桌子上一放，我的观点录下来，将来可以拿实践来检验，还有说要把意见写进评审委员会的意见里面，你那个意见我不签名！

　　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的任新民面对如此景象不得不暂时休会，但是他私下拜访那些意见最为尖锐的专家，交换意见，希望能够达到共识。

　　第二天继续开会，任新民在会上讲“如果因为我们几个人意见不一致，把事情耽搁了，对不起江东父老”，最后再举手表决，都一致通过。

　　有人回忆当时能够在意见那么相左的情况下最终通过，就靠了两条，一是任新民的威望，二就是他的个人魅力。还有他做工作也是以心比心，任新民自己也说“在技术问题上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你们敢于发表，这都是可贵之处，但最后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意思去办，还要讲究集中。”

　　1992年9月21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提出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为“921”工程，自此，“921”工程在全国各地悄无声息地开展起来，那时候，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但他仍坚持参加各重大技术问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后来的“神舟”1号到“神舟”5号的发射，他都要亲临现场。

　　2003年10月15日，迈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5号飞船将杨利伟载上太空遨游，当记者再三要求采访他时，他只说了七个字“好啊好啊，非常好”。

　　“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到了晚年，任新民说自己“人老心不老”。

　　不过，“心不老”的任新民也有承认自己“老了”的时候，最近几年航天科研人员去见任新民的时候，当问及航天方面现在该怎么搞的时候，他回答说，“你们别问我了，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该做的事做完了，该你们干了！”

　　从“东风”1号导弹到“神舟”5号飞船，任新民就像他研制的发动机一样，始终如一的运转着，任新民也从不居功，他说“工人盖的房子大家能住，农民种的粮食能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我们搞火箭、卫星这些尖端技术，国家能派的上用场，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所的事，做的怎样，只能由后人去评说。”

　　任新民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正是一次又一次零的突破，成就了这位中国航天史上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