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部队反恐演习

　　2016年的第一天，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法国《新观察家》驻京记者郭玉离开中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依法保障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报道的合法权益，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容忍为恐怖主义张目的自由。

　　事情源于法国记者郭玉于2015年11月18日发表的一篇报道，文章公然为恐怖主义、为残忍杀害无辜平民的行径张目，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公愤。郭玉的眼睛所见和脑子所想或许代表了西方某种典型的思维，那是对中国固执的偏见和敌视，哪怕是在法国也深受其害、全人类已达成共识的恐怖主义问题上。

　　不可否认的是，在掌握着国际话语权的西方舆论面前，中国反恐事业的影响力着实有限，而有限的影响力有时也被过于保守的传播方式和呆板的传播语言所稀释。如何扭转国际舆论中中国反恐事业的不利局面，已经成为反恐斗争的重要一环。

　　亟待破解的“疑人盗斧”心理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国际问题专家）

　　中国处理政府与媒体关系时，舆论管控的尺度及方式、方法往往不易被外界理解和接受。在西方印象中和语境中，中国总是被当作“集权国家”，具有权力大一统、言论不自由、新闻不开放等所谓“弊端”，这些先入为主的成见都会形成“疑人盗斧”的心理效果，即中国无论怎么做、做什么，西方舆论都觉得不对。在西方国家，也有政治禁忌和言论禁区，也有明确的“红线”，比如不能为种族歧视、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等撑腰站台，否则，就违反“政治正确”。此外，也有一些媒体人因为说真话，得罪老板、政府、受众而被炒鱿鱼，这类事发生在西方，舆论认为是很正常，但发生在中国就认为不可接受。

　　西方精英一直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优势，总是喜欢俯瞰中国，喜欢对中国指手画脚，喜欢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不要指望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很快就有明显转变。尤其是西方把中国当作某种威胁，当作意识形态异类的时候，中国做什么它们都未必满意，更何况它们本身在很多问题上都奉行双重标准。所以，中国内政外交，只要是符合国际法、符合公众和国家利益，包括反恐和维稳，该怎么做就去做，不必被西方一两家声音甚至是主流声音左右。中国是主权国家，有自己的传统和法律，有自己的是非标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反恐舆论营造上，可能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透明度。在西方国家，不管一个事件最后被如何定性，第一时间基本能做到信息透明。中国则不同，往往处于维稳考虑或者其他政治需要，对一些恐怖主义事件报道偏低调。这样的话，中国本来在做一件很正常的事，外媒却以为里面有什么猫腻。既然是恐怖主义受害者，第一时间就应报道出来。中国媒体不报道，个别国外媒体就会把中国的反恐行动抹黑，受众也许信以为真。

　　当主流消息缺失时，小道消息、甚至谣言就会大行其道。现在是信息泛滥、信息碎片化时代，任何事情是遮蔽不住的。早披露一定是事半功倍；晚披露，等别人已经抹黑了，再试图澄清，则事倍功半，甚至会越擦越黑。只要是光明磊落的事，就应该不要有任何遮掩。当然，在实际操作中，避免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视角出发，甚至有些人从自己对世界的狭隘认知出发，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出现危机，遮蔽是无法大事化小的，这种危机应对方式永远只能是抱薪灭火。

　　传播语言应避免笼统呆板

　　杨恕（反恐问题专家）

　　对于所谓国际反恐舆论战，关键是反恐斗争如何做到更有效。反恐工作越有效，在舆论上引起的关注就会越来越少；如果反恐工作做不好，恐怖事件频发，规模不断扩大，舆论宣传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在国内的反恐工作方面，这两年特别是严打一年多来是有成效的，但也要看到反恐工作还要继续加强。另外，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要多做工作。反恐是全人类的共识，在这方面要多做宣传，多建立合作伙伴。

　　从反恐宣传本身来看，首先，西方对中国的恐怖主义和反恐行动向来采取双重标准，每次中国出什么事，冒怪声的主要都是西方。西方的双重标准是不可能发生本质性改变的，但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自己受到恐怖攻击比较多的时候。它们总是指责中国的政策，认为中国的恐怖活动是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失误或者政策不当造成的。法国的事情出来之后，西方几家媒体来采访我，问我的看法，我就反问，这个事情是不是法国的民族政策造成的？是不是法国的人权和民主有问题造成的？他们都回答不了。在国际传统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西方在这方面也会降低调门，不光是指责我们，它们自己也要反思究竟是什么问题。

　　其次，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上要及时透明。因为现在网络和其他的一些国外媒体是限制不住的。比如，一发生暴恐事件，如果政府不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就会导致在民间流传的各种消息很多，每次发生恐怖袭击都有不同版本的消息在流传。西方一些敌对势力说我们在有意掩饰和隐瞒，事实上我们是在等着有准确的信息再公布。我认为这个程序以后可以做出适当的改变，事情发生了先不要隐瞒，不要回避。从舆论宣传工作方面，应该做及时的报道，哪怕不完整，总比不报道好。政府不公布信息很多时候是怕引起群众不安。现在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不低了，不是说哪里出个事，老百姓就紧张得不行。客观讲，和美国欧洲相比，中国的恐怖势力事件的频度和强度在世界上只属于一个中等水平，并不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必要过多考虑和担心。

　　再次，我们的宣传或者说是传播语言，不光是在反恐方面，其他方面也都是千篇一律的说法，显得比较呆板，比如境外势力策划、少数坏人如何如何等，很不具体，很笼统。大多数中立的国外民众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从这些报道里根本获取不了太多有用的信息，这也导致媒体宣传获得的效果很有限。

　　我想强调的是，多数人的看法和少数人的看法也要有所区别。西方的媒体多种多样，立场和观点也不尽相同，不要因为哪个媒体嚷嚷了一下就觉得出大事了。很多这样的媒体不仅指责中国，也经常指责本国政府，因此有时不需太过介意。

　　反恐宣传受众应是友好国家

　　叶海林（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南亚编辑部主任）

　　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的反恐工作更多的时候是被恶意曲解。误解是不明白导致的错误理解，曲解是虽然明白，但是要把白的说成黑的。很多外国媒体知道的甚至比中国媒体都清楚。在一些暴恐事件中，一些记者可以得到风声，赶到现场去拍，他们都知道，都了解，不会存在误解，他们就是因为不喜欢你，才颠倒黑白。有人认为说通过我们的说服解释可以让他们消除误解，我认为这个思路本身是不对的。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不是误解，靠单方面的好心说服解释沟通没有什么作用。反恐舆论战不是一个消除误解的过程，而是要和敌人作斗争的过程，那些人就是同情恐怖分子。

　　反恐的首要目标是打击恐怖主义，我们的第一要务不是让别人肯定我们的反恐斗争，而是要让我们的反恐斗争产生实效。就算是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让人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个误解的代价也要付，不能为了避免或消除误解，就削弱我们的反恐努力，或者调整反恐手段。这是中国国内的事情，该做的还是得做，这是对中国民众负责。

　　在进行反恐国际传播上，首先要清楚受众是谁。我们的反恐努力要解释给我们的友好国家，让它们和我们有更好的合作。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向西方媒体做宣传，我认为这个是错的。在一些法国人看来，法国发生恐袭是恐袭，中国发生恐袭就不是恐袭。这不是事实问题，而是认知问题，这种认知你改不了。他们并不关心事实真相，这种解释工作一点意义都没有。和我们不合作的国家，也没有解释的必要。它叫嚣，你就去和它辩论，但是没必要争取。对于一些距离中国比较远的国家，你多宣传也没有意义，它不了解，更不关心。

　　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向友好国家的媒体和民众去做说服解释工作。在受众的选择上，谁能帮助我们打击恐怖分子，谁就应该是我们要去做说服解释和沟通的对象。要解释给我们的友好国家合作国家听，对像泰国、巴基斯坦这种支持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要做好充分的说服和解释工作，也给他们政府减轻压力，为我们下一步提供更好的合作去奠定民意基础。

　　西方掌握着话语权，有时我们越是去争取，它们的话语权似乎越是巩固，你不搭理它就好。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发声渠道，但这同样要明确发声给谁听，比如你在法国建发声渠道可能就没有多大意义。友好国家才需要我们努力地去经营，友好不是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