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亚丁湾水域的“徐州”号导弹护卫舰几天前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了地中海，开始为运送自利比亚撤离的中国公民的中外籍商船提供护航。

　　3万多名中国公民主要自海上撤离，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抵达第三国后将乘坐中国空军的伊尔-76运输机返回祖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是挑战：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如此多的同胞从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动荡地区撤离。从发出撤离通知、人员初步集结、制定撤退路线、登船管理、后勤保障、一直到安排航班乘坐顺序，将数以万计的建筑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学生、厨师以及他们的妻儿老小，从陆地、空中和海上撤退，其组织难度和对技术力量的要求不亚于打一场中等规模的低烈度武装冲突。而在此前，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还从来不曾在海外大规模联合执行过非战斗军事任务。

　　仅就“徐州”号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对在枪炮声中饱受煎熬的同胞所能产生的镇静作用而言，这次海空武装力量接力行动就足以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据单独的一页。对于海外侨胞来说，这恐怕在仅仅数年前还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必须承认，这次从任何标准衡量都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人道主义非战斗军事任务之所以能够得到实施，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一个“偶然”因素，那就是中国海军“刚好”有一支反海盗护航舰队在距离地中海不远的亚丁湾执行任务，“刚好”“徐州”号可以从护航编队中退出执行其他任务，否则中国军队就只能依靠空军的运输机去体现人民子弟兵在此时此刻的内涵了——

　　这当然是必需的，但显然也是不够的。倘若从这一角度观察，与其说此次军队参与撤离行动，显示出了国家实力的强大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不如说某种程度上也突显了我们的一些“软肋”。

　　我们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将主要依靠劳动力优势以及技术优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我们的工业制造能力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近乎终局性质的比较优势。

　　随着中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出现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而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提升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为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经济体提升路桥港水电气水平，既符合全球化生产要素流动规律，也符合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体利益，并且能够助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任何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因素都无法长久地阻挡这一点，不论是利比亚的骚乱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化前时代。

　　然而，虽然中国资本输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却尚不足以使中国经济的海外形象表现为乘坐头等舱全球飞行的跨国公司代表。

　　未来一段时间以内，中国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仍将表现为千千万万的组织严明训练有素的劳动者大军走出国门，走进沙漠丛林荒原高山，去开辟通路开发资源开拓市场。中国的全球利益因而呈现出与西方主要经济体差异甚大的外在表象。

　　我们的利益已经是全球性质的，并且是以人的形象体现出的，而不是以资本的形象。

　　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在利益遭到威胁时通过现代金融网络以数字形式保住我们的资本，再用一两架直升机将我们的跨国公司代表接出沙漠。

　　我们也不可能单纯依靠国际规则确保我们的利益。维护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利益、物质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存在，其重要性至少不低于我们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的话语能力。

　　概言之，有大量中国公民创造财富的地方，其现代技术条件下可快捷到达的范围内，必须保持中国军事力量的有效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要求。

　　当然，这种军事存在会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引起一些声音的反弹，诸如中国应该“埋头把自己发展好”，再去追求海外军事部署的短视思维——

　　实际上，以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埋头”本身就已经不可能，“埋头”还想“发展”更是一厢情愿;还有国际上所谓“中国军事扩张与威胁”的双重标准叫嚣——

　　难道在利比亚撤离人员问题上，中国不派出“徐州”号而向美国驻那不勒斯海军司令部求援才是“负责任地动用海军力量的做法”?

　　恰恰相反，“徐州”号的挺进恰恰是最负责任的海军力量使用。中国租用的船只还搭载了大量第三国侨民，我们的撤离行动不但是对自己负责的，更是履行了一支新兴海军力量对全世界的责任。